宝庆路上最后的老克勒，离开虹桥老街的动迁居民，融入城市的外来务工者……他们的侧影，折射出变革年代上海这座城市的静水流深。

一

2014年12月，朋友来微信告知，宝庆路徐元章在郊区去世。寒冷冬夜，我似乎又一次听见徐元章用软糯的上海话说：“离开宝庆路，我走走忒算数了呀。

其实很多次我都想写写徐元章和他的老房子，但几次动笔又不了了之，直到这次听说他去世的消息，上网翻看纪实频道的节目时才发现，宝庆路的豪宅已经易主。而徐元章，离开宝庆路，被安排去了闵行。像被拔离了泥土的植物，根筋寸断。

他小小的个子，曾身处豪宅一角，靠着门框，发嗲着说：“叫我离开宝庆路3号的话，我是连外面东南西北也分不清爽的呀。”一位老年男性，用这种口气说话，或许会叫人掉一地鸡皮疙瘩。但是在那样的场景里，我听着他双眼湿濡地说出来，知道是其肺腑之忧。

二

1957年，徐元章的外祖父——上海滩做染料起家的资本家携一众亲眷和细软远走香港，膝下13名子女自此各奔东西。留在上海的母亲，带着13岁的徐元章搬进外祖父留下的这幢豪宅。就此一住，徐元章的命便和这幢房子长在了一起。宾朋来了又走，人生几经起伏，他却几乎足不出户。世界在洋房外变化着，时间在洋房外翻腾着，而他一直在房子里。

2005年，我在做媒体实习生时想写一篇关于画上海建筑的画家的报道。一位非常年长的本地朋友推荐我：不妨去看看徐元章。“他画水彩，而且他只画老洋房。”给我的地址一看，就是宝庆路3号。

循着地址按响门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从小到大，其实很多次走过宝庆路时都路过这里，也曾留意篱笆墙里的洋房。没想到现在门开了，女人一般矮小的徐元章站在我面前，虽是初见，却犹如已经认识我十来年那样熟络而随意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在煮咖啡呢，赶上下午茶时间了。”这便是开场白。

去采访对象家里，我从来只是空手带着笔记本去。但不知道为什么去宝庆路之前，我觉得见老派的上海人家应该有点作客之仪，便特地买了一盒红宝石小方才去敲门。带着这盒奶油小方，我跟着徐元章穿过一间低矮的杂物间，转过看上去快要塌了的楼梯，再穿过一间厕所，然后是一条甬道，突然豁然开朗，一间方正明亮的跳舞厅赫然在眼前。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厅，铺着黄色的地板，朝南一侧是一色落地窗，窗外白色的台阶下，便是那五千平方米的草坪。尽管屋内四壁墙纸剥落，堆砌的家具一看都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但是这间阔朗的舞厅和这排窗户，依旧不失气势。

舞厅西侧，是一间小画室，暖气开得很足，这才是徐元章平日待客的地方。有几个中老年人慵懒地各自占据一个座位，一看便知是熟客。其中一位自称是律师，自我介绍说兼职徐元章画作的经纪人。还有一位看上去足有80多岁的老爷爷作猫王打扮。他坐姿笔笔挺，对自己的装扮安之若素，好像他就是穿这细格子三件套西装和香槟色皮鞋诞生到这世上来的。

我用红宝石奶油小方交换到一杯盛在塑料杯子里的咖啡，一碟奶油曲奇和一通关于绘画的访谈。只记得老爷子说着说着开始跑题，半路拿出自己妻女的照片一张一张翻给我看。他的老婆异乎寻常地漂亮，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就知道不是寻常男人能留住的那种。

果然徐元章轻描淡写地说：“改革开放后她出国了，后来把我们女儿也带去那边，再也没回来了。”正说着，猫王探头进来问，周五放什么音乐，老徐想了一想，报了一堆英文歌名。上海话夹英文。后来我仔细想想，在所有徐元章对我说过的话里，竟从来没夹过一句普通话。

徐元章学画，拜过张充仁和俞云阶为师。少年时代，徐元章学画的过程并不是去大师家登门求艺，而是这些大师来他家手把手教他。这似乎成了徐元章后来大半生的写照——外部的世界是到这幢房子里来找他的，至于他，却几乎足不出户。

他不画人物，也不画别的景物，一幅接一幅的作品里，唯一的主角是上海的老洋房。徐元章画的是上海，是上海市民见惯的街景与建筑，但他画的又不是上海，不是这个热闹的时髦都会，而是画家内心世界里的上海，洋溢着梦幻般抒情的气氛。

三

报道出来后，徐元章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周五晚去参加他的舞会。那个时候我在大学学生会里刚刚学会一点点“慢三”，在有人带我的情况下，勉强能跳恰恰。想到老人家的舞会不外乎是公园里老人跳舞角的那种，应该足够应付，我便欣然赴约。舞会差不多是七点开始的。一群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陆续就位，找到他们熟悉的沙发和椅子上一一坐定。据说他们当中有医生有退休教师，但是绝大多数人的身份是后裔——昔日上海滩资本家、大班、洋行买办、留美律师医生们的后裔，住在上海滩上只角洋房和花园公寓“好人家”里的后裔。白天斑驳陈旧的地板，夜晚灯光一打，竟然泛出上好柚木的颜色。由于玻璃的镜面效果，这舞厅又显得比平日大了一倍。

“猫王”开始放音乐，作为舞会的伴奏带。我一听怔住，这不是公园里老人家跳舞时听的那种《血染的风采》或者《康定情歌》，而统统是英文歌，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美老歌。他们开始步入舞池，自称的时候不说“阿拉”，而是用更为正统的上海话说“吾伲”，称呼对方都是查理陈、马丁李、密斯黄。向我介绍时，先要说到他们的父辈。“老早上海有一家洋行，他爸爸就是里面总经理呀。”我摇头，一律表示不知。

但这身份，是他们的入场券。

有位老先生过来请我跳舞，年逾七旬，光头、矮个、穿紧身西装，一支舞跳好不带喘气的。倒是我跟不上节奏，一曲舞毕，决定安心做壁花，看着眼前这群老人家。

徐元章不太跳舞，他笑眯眯看着他的宾客们，适时上来加些汽水和饼干。看到每个老中青女人都软语温存几句。中途不断有熟客自己摸着门进来，有些略年轻的老男人（50岁左右的），会带几个娇艳的年轻女孩子来。她们中，有戏校的，也有舞校的。那晚有一个叫Swan的学芭蕾的女孩子不知被谁带来，苗条修长，不管放什么音乐都跳得极美。男人们争着和她跳舞，拥她入怀时，手就势收得紧一些，她也只是回报嫣然一笑。一位老先生上前与她共舞时，一个激动竟然滑倒地上，我几乎以为他要猝死，不料他便就势趴在地上做《天鹅湖》里天鹅之死的动作，一边说“Swan，来看看老天鹅为你而死”。哄堂大笑。我却开始觉得不堪。

临走的时候，我想去和徐元章道别。看到画室里亮着灯便跟着灯光走过去。隐约掩着的门半开，我刚走到门口就发现徐元章不是一个人坐在里面。画室里开着一盏黄色的灯，暖暖的色调照在他和一位相当年轻的女士身上。他们手拉着手，喁喁细语，那位年轻女士的头几乎靠在徐元章怀里了。按照年龄来说，徐元章足够做她的父亲甚至祖父。但奇怪的是，此情此景看起来并不是不自然的，眼前这幅画面看起来是干净的，甚至于，是宁静的。

我帮他们关上了门。

《胡桃夹子》里，被诅咒的王公大臣变身玩偶木偶，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魔法才会解除，这些贵族才能恢复人形，自由走动。对于徐元章和他的朋友们而言，每周五的这场舞会，不啻是有如上意味。那是与屋外现实世界相抗衡的一个短暂而温柔的时刻。

当破旧的舞厅内音乐响起，当七八十岁的老翁滑出精湛的舞步，当少女巧笑倩兮美目四盼，奇迹出现了，皱纹消失了，白发也消失了，剥落的墙粉和起翘的地板不见了，满屋子的老人味儿变成了衣香影鬓的味道。昔日小开名媛后代，在这间屋内重拾十里洋场的鸳梦。徐元章宛如回到少年时代，1957年的夜晚，华丽的豪宅内，那是妈妈和朋友们每夜跳舞通宵达旦的声响和场景，高跟鞋击打着弹簧地板，每一个音符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