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5年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这段话,是对我们文艺创作状况的准确判断,也饱含着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勇攀艺术高峰的殷切期盼。

如何攀登艺术高峰？关键是要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经典佳作。经典是攀援艺术高峰的阶梯，也是体现艺术高峰的标杆。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不仅以是否出现繁花似锦、灿若星汉的作品数量为标志，还以是否涌现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高质量精品力作为代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怎样才能锻造经典，或者说，怎样才能创造伟大作品？这当然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仅从创作主体看，文艺家对表现对象即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能否进行大跨度的意蕴开掘和艺术超越，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之点。

从根本上说，文艺家就是用心琢磨生活，并用心表现生活的人。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等都是在用心琢磨生活的基础上，分别琢磨如何用语言文字、画面形象、节奏旋律、身段造型等表现生活。文艺作品中呈现的每一个具体形象，一般都不仅显示一种存在，同时也传达某种意义。落叶意味着事业的衰败或人生的挫折，暴风雨象征着社会的震荡或情感的宣泄，荷塘月色映衬着生活的平静或心境的幽雅，车水马龙代表着城市的繁华或时光的流逝，如此等等，莫不如是。同样，文艺作品所讲述的每个故事、描绘的每个画面等，也不只是陈说一个完整的生活事件或难忘的生活场景，而是必然包含着文艺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想要表达的意思。描写一场残酷的战争，让人诅咒侵略并祈望和平；描写一个贪污受贿的窝案，让人感到反腐倡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描写一家单位绝处逢生、逆袭崛起的过程，让人意识到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艰辛和重要；描写一位知识分子忘我工作、报效祖国的事迹，让人激发出拼搏奉献、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所有这些，虽然都能从作品表现的生活事件中看出某种意蕴，但它们远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意蕴开掘”的范畴。尽管这些意蕴本身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其所传播的思想也很有意义和价值，但毕竟过于表面化、简单化和通用化了。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创作，文艺家只是一些社会事件的报道者和讲解员，而不是生活底蕴的发现者和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正是一切庸常文艺家与杰出文艺家的区别，也是一般作品与经典佳作的差距所在。

我向来认为，文艺家也应是思想家，起码要具备思想家的素质。他不仅要写出世态炎凉，更要洞悉世道人心，还要为揭示生活奥秘、发现人生真谛，提供自己的观察和睿智，给人以新的感悟和启迪。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所要做的除了与对象交朋友、收集生活素材、发现感人事迹和动人故事以外，还要对生活沃土深度勘探和不懈挖掘，对社会人生的奥义扫描捕捉和透视剖析。文艺家的角色仿佛是社会生活的体检师，在通过“望闻问切”乃至心电图、脑电波等多种路径诊断其肌体优异功能和突出表现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和诊治其不良症候与潜在病灶，开出驱邪扶正、补气固本的良方。所以，鲁迅告诫小说家，不要随便抓到一个故事，看出故事的一点意义就敷衍成篇，而应注意“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列夫·托尔斯泰更是指出：“为了使艺术家知道他应该讲些什么，他就必须知道全人类所固有的、但同时又是他的，也就是人类所尚未知道的东西。”

鲁迅的一系列小说在现代文学的长廊里出类拔萃，不只是塑造了阿Q、祥林嫂等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更在于他对产生人物形象的社会土壤和时代风云进行独到思考，赋予艺术形象揭橥“国民性”的丰赡内涵，内里深处激荡着“立人”的深沉呐喊，其“精神界之战士”的身影显得那样高大伟岸。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通过描写老通宝及其儿子阿多无论怎样艰辛劳作，即便获得蚕茧丰收、稻谷盈仓的好收成，也因丝业萧条和米价飞跌而欠债破产，最终自发走上武装抗争道路的故事，反映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变迁和农民觉醒的整体过程。这里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幅人物栩栩如生、时代风雷激荡的历史画卷，其所包孕和透露的多方面信息，近乎如恩格斯谈巴尔扎克小说所言，“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以两位大师笔名命名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继承和弘扬先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血脉传统，许多获奖作品在意蕴开掘上孜孜以求，于作品的感性形象中熔铸作家敏锐深邃的独特发现，而这发现又饱含深广博大的社会容量和酸甜苦辣的人生喟叹，为我们呈现了新的审美体验和艺术追求。

如果说，意蕴开掘更多地侧重作品思想内容的建构，那么，艺术超越则比较偏向形式品质的锻造。一部经典佳作的丰富蕴涵，必须找到恰当的艺术形式富有魅力地呈现其直指意义和联想意脉，必须在表现手段和技巧上高招频出而引人入胜以至令人叹服。这一方面需要文艺家对古今中外长期积累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勤学苦练、稔熟于心，能够随时使用多种套路和手段应对立体塑造表现对象的需求；另一方面还要求文艺家匠心独运，以敏慧的艺术心灵不断摸索、尝试，发明、创造新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在有力刻画对象的同时，为人类以“美的规律”掌握世界开拓新途径和新空间。从谋篇布局、情节设置，到人物安排、细节镂刻；从如何开头别具一格、如何煞尾余音绕梁，到何处把握节奏蓄势待发、何处响鼓重槌掀起高潮等等，都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机巧和门道。即以遣词造句这一最细小、最微末的基础工序而言，古代许多硕学鸿儒都曾为之殚精竭虑、煞费苦心，直至炼石成丹，孕沙成珠。广为流传的诸如“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文坛佳话，既体现文艺名家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穷讲究”的精神，更说明打造艺术经典需要呕心沥血、千锤百炼，方能收获“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成果和喜悦。

反观现实，时代的疾速前行和生活的繁复多变，已使当今社会发展步入浮光掠影、行色匆匆的快车道。市场法则的普及和物质欲望的膨胀，更把许多人引向心浮气躁、追名逐利的名利场。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文坛流行病症，近几年经过诊治虽有减轻和好转，但在不小范围照样时常发作与蔓延。环顾文坛，形式大于内容、炒作优于实干、迎合胜于坚守、庸品多于杰作的现象，仍如家常便饭，屡见不鲜。作为一位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家，面对滚滚红尘和喧嚣闹市，自当清心明志，瞩望高远，从历代传世名篇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开阔胸襟、砥砺思想、精研艺术、升华修养，以任凭潮起潮落、静观云卷云舒的从容和定力，潜心创作传得开、留得下的经典佳作，为“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宏大工程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