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两片厚重的白云将村子遮盖住的时候，我正在打麦场的一棵杏树的枝桠上，细细的枝头上突兀地挂着一颗熟透了的果子，黄橙橙的，似乎比我吃过的任何一颗都大，麦子已经收完了，杏树已经一贫如洗，成为名副其实的杏树而没有任何果子。

不知道是二弟还是三弟，在放驴经过打麦场的时候，看到了摇曳的风掀开浓密的树叶，露出了那一颗诱人而又孤独的的杏子，秋天马上就要到了，一颗杏子坚守在整棵杏树上，雨下过一场又一场，风早上吹完晚上吹，很难想象这颗杏子是怎么能够留存到现在。

但是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把这颗杏子摘下来，如何三个人一起分食。二弟从家里搬来了木梯，但是显然木梯的高度够不着长着杏子的那个枝桠，三弟爬上了树梢，踩着粗壮的树枝去摘，还差着一臂膀的距离，他又使劲用脚跺，但是那颗杏子依然岿然不动。

第一次，我们感到了绝望，这种绝望是由内而外的，是具体的，但是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的。在村里，我们弟兄三人可以做任何事，但是却面对一颗杏子无能为力。最后我爬上杏树，摇摇晃晃踩着那根细细的枝桠，用两个手指的力量摘下了那颗杏子，几乎也就是在一瞬间，在二弟和三弟的惊呼声中，我与枝桠一起，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杏树。

然而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在此之前，我就曾经因为摘悬崖边的一颗酸梨子坠入十几米高的悬崖，也曾因为站在矮墙上摘杏子而掉进打麦场下面的深水沟，这些都没有为我的生活带来任何的改变。胳膊上缠着绷带，但是我依然可以与二弟三弟去野地里放驴，依然可以翻过三米多高的围墙去别人家的果园里摘梨，依然可以在秋天干净的麦田里烧土豆。这样的偶然事件在我的童年里就像一个逗号，连停顿都不是。

整个夏天到秋天，放驴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家里的两头驴成为全村毛色最好的驴，随便赶到那个山沟，都能消磨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驴有驴的时间，我们有我们的时间。驴的大部分时间在吃草，少部分时间在静静地站立，不吃草也不嚎叫，就那么静静地站着，风轻轻吹过驴光滑的脊背，又吹到绿油油的草坡上，还有一部分时间，它们总是乘人不注意，偷偷溜到草坡上面或者下面的麦田里或者土豆地里。

而我们的时间则有一大把，土豆已经撑破土皮，随便摸上几苗，就够我们饕餮一顿。地鼠在向阳的山坡上直起身子，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盯住他们钻进哪个洞口，挖上十几分钟就能呆住这些永远唇包不住牙的家伙。鹞子在悬崖上安家，腰里绑上绳子就能就能下到悬崖边，抓出窝里的鸟蛋或者幼雏。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个经常被白云笼罩、居住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就是世界的全部,我们就身处这个世界的核心，世界上的人也就这么多。我们熟悉这世界上的一切，谁家有几个孩子几口人，谁家有几头驴几只鸡，谁家的哪片地里种啥庄稼。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回家的路，也可以找到这个世界里最隐秘的所在。我们也都以为，世界上所有的路都是村口的那一条，可以通往镇里，可以通往麦田，也可以通往外公家。

但是我们显然低估了路的多种可能性，夏收的时候，父母亲天麻麻亮就已经动身，扛上镰刀埋身一人高的麦田里。在这个村庄里，最勤劳的人不是被鸡叫醒的，而是被泥土里散发出的香味叫醒，这些香味来自远远近近的麦子和稻谷，熟睡着的农人在漆黑的夜里睁开眼睛，循着这股香味，拿上镰刀出门。

临走前总是要交代还在睡梦中的我们弟兄三人，到晌午的时候去地里送干粮。等祖母烙好了油饼，烧好了鸡蛋汤，我们弟兄三人提着一瓦罐鸡蛋汤和几张油饼上路，走出村子，整个村庄都是静悄悄的，人们都远行了，留下一座空荡荡的村庄，任凭风吹，任凭布谷鸟啼叫。粮食在远远近近的麦地里熟透，把人叫走了，驴也跟着走了，狗静静地趴在窝前，十几只狗守着一个村庄，但是又都不吭一声，狗们喜欢在没人的时候沉默寡言，它们不想用急躁的呼唤，让远处地里的主人停下手中的镰刀。狗在等待粮食归来，村庄也在等待粮食归来。

穿过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洋芋刚开出蓝紫色的花朵，玉米正在抽穗，布谷鸟不断提醒着麦子已经黄透。我们的行走是有指向的，指向父母劳作的一垧地里，但是这垧地在什么位置，却不在我们幼小的心里。站在一个个交叉路口处，远远近近一样的山头，一样的云彩，一样的麦田，一样匆忙收割的农人。

路第一次把复杂多变的一面呈现给幼小的我们，如何选择才能抵达，或者如何选择才能更快抵达，是摆在我们面前更难的一道题。黄土高原的盘山路，错综交织着，通向一个又一个未知的方向，通向我们无法抵达的更远处。

那是七岁的一个早晨，二弟六岁，三弟四岁。

2、

杏树长在比路高一层的地里，杏树下面是生长茂盛的苜蓿地，每到麦黄的时候，三棵树上的杏子齐刷刷成熟。三棵杏树，就像我们弟兄三人，在苜蓿地里自由地生长，接受阳光、接受雨露，也接受南来北往的风。我们弟兄三人每人一棵树，在自己的杏树上，自己就是王，每一颗杏子都在等待着我们的检阅。吃饱了我们躺在苜蓿地里抓蚂蚱、逗蛐蛐，或者干脆躺着看天，看大片大片的白云在蓝天上自由迁徙，偶尔有小片的白云，在天空中飘着飘着就消失了。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在树上呆着，在杏树的老枝上坐着，看苜蓿地下面的乡村小路上偶尔经过的行人，看远处层层叠叠的山，看对面山上的黄橙橙的麦田，已经弯腰在地里收割的农人。当然，还有每天中午或者晚上，背着书包经过的学生，他们三三两两，在乡村小路上走走停停、打打闹闹，一会儿排成一队，一会儿又分散开来，这时候总是莫名地觉得怅惘。

直到有一天，父亲把一个新买的书包递到我跟前，母亲给我换了新做的布鞋和衣服，二弟和三弟站在一边看着我，他们并不知道父母亲这样做的意义。但是我知道，苜蓿地下面的那条路，今后将多一双我的脚印，三棵杏树上，今后必将缺少一个王。

村小学离家三公里，在春天鲜花盛开、秋天核桃满山的牡丹山下，两排低矮老旧的教室，一排同样低矮老旧的教室办公室兼宿舍，学校后面是一大片荒芜的园子，园子里除了野草没有任何其他植物。父亲把我和同龄的堂弟领到校长室，浓眉大眼的老校长戴着一顶解放帽，两个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俩，我俩则局促地看着校长室内的一切，做饭的案板，白色的粉笔，红色的墨水瓶，铁质的水桶。最后，校长告诉父亲，一年级的班里学生已经招够了，只能插进一个学生，于是堂弟被排除在外，成为下一个一年级的学生。

当我成为这个学校一年级学生的时候，教室前面两个花园里的野菊花开得正艳，黄得有些刺眼，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藏于期间，经常有不安分的孩子，跳进砖砌的花园墙，摘一朵野菊花或者不知名的野花出来，藏在书包里。

上课铃声是一块大铃铛，藏在校长室外的屋檐下，教室后墙上的窗户很高，踩着桌子才能看到那个铃铛。我仔细观察过那个铃铛，与驴脖子里挂的铃铛并无二致，只是要比驴的铃铛大几圈，每当上课或者下课的时候，老校长都要站在铃铛下，一手叉腰一首扬起扯住铃铛下面的小铜舌，有规律地晃动十下，不多不少，长短一致，与驴脖子间铃铛不规律的响动完全不同。

那时候是村子里孩子最多的时候，一个班40多个人，最远的距离近10公里，最近的就在校门口，我家在最近与最远之间。中间要经过一个村子，一个防空洞，两条山沟，路就在山脚下，路边是经年的杨柳树，路下面是成片的庄稼地，秋天的时候只剩下玉米、土豆和荞麦，还有麦子收割后突兀出来的坟地。

春夏交接的时候，牡丹山上漫山遍野的牡丹花和狗尾巴花，课间的时候，总有同学要去山上采几朵牡丹或者一把狗尾巴花下来，总有好事的同学要偷偷告诉老师，于是总有同学在放学后站在那一排教室宿舍前不能回家，一直到夕阳从西面的山上滑下去，炊烟逐渐笼罩整个小山沟。

我就是经常在夕阳下山后回家的同学中的一个，暮色降临，乡村公路上的一切影影绰绰，抑制不住心中的慌乱，大家高声说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去，父亲或者母亲在苜蓿地等着我，看到苜蓿地、看到那三棵在暮色中只剩轮廓的杏树，心中悬起的石头才能落下。

短短的几公里路，却有人走不完，三年级的时候，班里的一个座位突然空了，好几天后才知道坐在那个座位上的女生在某一个夜里突然死去，从此便有一只鸟，每天在她家门前哀嚎，村里人都说鸟的叫声是在呼唤她，于是我们再也不敢去那个村子。

有一个叫南国宁的同学，平时有些结巴，两门功课的总成绩加一起达不到60分，语文课上总是完整背不下来一首古诗，背诵的时候更加结巴，脸涨得通红，同桌小声提醒也不管用，教室后面的烂桌腿，尽数落在他身上，像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厦，终于在四年级的时候，他不再走这条路，他的桌椅上开始落满尘土，一直到没人再能想起这个人。也就是这个时候，班里的另一个女生去了外地打工，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放佛她从这个世界蒸发了，最后到升初中的时候，只有不到20个人。

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常年开着，里面售卖着各色零食，而我常年身上没有钱，连新书的书皮都买不起，父亲买来牛皮纸，裁成书本大小，一个一个套上，外面写上名字班级。又买来整张的白纸，裁成作业本大小，用针线缝成作业本，再用牛皮纸做封面。

等我上到三年级的时候，两个弟弟也都开始上学，家里的开销一下紧张起来，每学期十几元的学费都成了问题，父亲的砖瓦生意已经不复存在。周末逢镇里赶集的时候，时常能够听见邻村的班主任王新民在路过我家的时候，呼喊父亲的名字讨要学费，父亲装作听不见，我偷偷摸摸跑出门，在门前的矮墙下偷偷向下望，身高将近一米九的王新民正在向坡上的我家这里张望。

像通往学校的那条路，突然分叉出一条，通往金黄色的麦田，王新民的呼喊，为我指出了另外一条路，身体里的另外一个我似乎已然踏上了那条路，但是最终我没能走向金黄色的麦田，而是走向了夕阳落下去的那座山前头。

3、

一条路铺展开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众多的指向，这种指向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不明确的。比如从家到镇里的学校，可以翻过一座山，也可以顺着河流的方向一路往西，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向学校，于是四面八方的学生都从各个山沟里走出来，来到这所镇里唯一的中学里。这意味着，我要走更长的路，要穿过整条河槽，在碎石子铺成的小路上行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学校，中途经过三个村庄，一条河。

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有一年冬天的时候，一个同学骑着自行车从结冰的河上飞驰而过，但是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真正飞驰而过，实际上，他连人带车掉进了冰窟，最后只能托其他同学请假自己回家换衣服。又有一年夏天，村里的几个高年级学生，骑着自行车竞相追逐的时候，其中一个掉到干硬的河槽里，自行车的刹车把深深插进他的上嘴唇，到现在依然留着抹不去的疤。

而更多的人，只能靠步行。冬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吃过早饭就要出门，河槽边的白杨树下总有影影绰绰的身影，伴随着沙沙的扫树叶声，那是早起的村民在储备冬天烧炕的柴火。没有钟表的年代，总有同学看错了天色，凌晨三四点便向学校走去。

后来，父亲终于把结婚时置办的红旗自行车翻了出来，补了车胎，换了刹车闸，我便可以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为此，我在村里的山梁上与堂哥训练了一个暑假，摔了无数个跟头，最后终于能够在大二八自行车的三角叉里伸进双脚弯腰骑行。

即便如此，这辆自行车也只陪伴了我半年，经常出各种故障的自行车非但没有加快我上学的步伐，修自行车的时间反而占用了我上学的时间，在迟到几次后，我终于将它抛弃在一边。我似乎已经明白，有些路，只能用脚去走，没有更多的捷径。

红砖墙、绿门窗的教室整齐排列，校园里是修建齐整的松树，比杨柳看上去更加赏心悦目，操场没有硬化，但是比小学的大了一倍还多，操场东面就是厕所，男厕、女厕、男教师厕所、女教师厕所，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附近的村民挑着粪桶前来掏粪。

作为镇里唯一的中学，这里已经使用上了现金的电铃，声音刺耳而又紧促，连续的高音持续一两分钟，整个镇子都能听到电铃嘶声力竭的呼喊。电铃齐整地将每天的时间划分成几个时间段，我们在这些时间段里，听从电铃的指挥，在教室正襟危坐或者在教室外撒欢。

每年开学的时候，我们弟兄三人总要去学校周围的山上转几天，每天背上空空的书包，向学校的方向走去，但是最终在通往学校的岔路口上了山。我们坐在山上看山下的学校里人来人往，听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久久没有一句话，直到夕阳落到更远的山背后，直到每一个背着书包的同学都离开校园。出镇子的路在西面，那里每天都有面包车运送着出行或者归来的人，那条路却通向我们所不知道的远方。

是的，我们交不起学费，领不到散发着油墨香的新课本，通往学校的这段路似乎为我们竖上了此路不通的提示，尽管这段路只有短短的几公里，尽管我们几分钟就可以跑过去。

在学校的老师看来，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每年开学都有空下来的座位，空下来的座位会保留一段时间，直到那个桌椅再也没有原来的温度、覆盖上薄薄一层灰土的时候，桌椅将会被收走放进学校的仓库里，连同刻在桌子上的名字、考试答案和深深浅浅的“三八线”。

最终我们还是坐在了教室里，尽管那张桌椅已经做好了被收进学校仓库的准备。为此，父亲做了艰难的努力，粜了家中本来紧张的口粮，张口向亲戚借钱。当我在一个早晨，被父亲叫到土炕前，他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些崭新的人民币，沾着唾沫数了又数之后交到我手上时，我放佛看到那条通往学校的土路鲜花盛开，彩蝶飞舞。

无论如何，一条路敞开了，总有走下去的千万种方式，但是也有千万种不走下去的理由。很多人也找到了这样的理由或者被迫接受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体检，让一张板凳从此空了下来。某一天的午后，校长突然通知要给学生进行体检，体检的方式是用细针扎一下耳垂，挤出几滴血。直到一个明叫张国良的同学被通知不能再来上学，我们才知道那是在化验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乙肝。班里有个叫韩琛的同学，坐在最后一排，突然有一天跟着父母去了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城市，从此杳无音信。班里的另外一个已经忘记名字的同学，跟了村里的村民学武术而放下了课本，虽然后来他也没有靠武术混来一碗饭。

这些桌椅突然空下来，没有人觉得奇怪，而我时常，总会不经意望向它们。空荡荡的地方，像一条断头路，走到这里突然没有了结尾，另一条路上却多了行人，总有一条路，给人准备着。

而走下去的理由，只有一个，那沟壑丛生的黄土高原，养育了我的黄土高原，很多村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来过的黄土高原，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归宿，至少不是我的归宿。当我看到天空中的飞机拉着长长的白线从小小的村庄上空轰鸣而过，当我看到电视中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当我看到那些贫瘠的土地上一年年生长着营养不良的庄稼，我知道，必将有另外一条路，等待着我去涉足。

3、

桶里的水已经结了冰，从电热毯暖热的被窝里爬出来，没有时间烧水，也为了节省煤气，直接倒一盆洗脸，冰碴子刮过脸庞，又瞬间融化，脸上火辣辣地疼。就一口家里带来的馒头咸菜，赶紧背上书包往学校跑，路边的柳树死气沉沉垂着干枯的枝桠，像一组无序的音符，给我凌乱而焦急的脚步伴奏。

风从耳边吹过的时候，我总是想起那个阴雨连绵的秋天，父亲开着农用三轮车将我送到了县城，湿漉漉的街道嘈杂混乱，整个县城的音响店，都播放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两只蝴蝶》。顺着县城唯一的一条主干道几乎走到了尽头，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在此之前，父亲为我和表哥租了县城边上的一间土坯房，隔壁就是一家醋厂，穿过村子往南走就是穿城而过的一条河，每年象征性地流着一小股臭气熏天的河水。置办了煤气灶、锅碗瓢盆等一应物什，像模像样的生活就这样毫无准备地开始了。房门口的大丽花开得热烈而奔放，这间房子里的租客每三年换一拨，但是大丽花却年年没心没肺地开放，从不管人间之事。

就像每年种在黄土地里的庄稼，父亲扔下我开着三轮车就离开了。那时候我还不会抽烟，跟表哥坐在屋门口，久久没有一句话，一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再也看不清门前大丽花的模样。我知道，在这里，我要用三年的时间去适应，要用三年的时间去走一条看不见未来的路，也许三年后我将和二弟、三弟一样，再去走他们所走的那条路。

县二中就在国道下面，新盖的教学楼高大而气派，北面就是一座山，我曾经爬上过这座山的山顶，小小的县城就在脚下，而县二中则是更小的存在。我就在这个更小的存在里，度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三年。

从县城到村里，需要翻过一座更大的山，破旧的老班车在黄土高原的盘山路上徐徐爬升或者下坡，窗外是一望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各自为政的梯田看上去毫无章法，随意装点在山坡上，秋天是一片破败萧瑟，冬天则是大雪茫茫。

每周，我都要从这条路上走一个来回，父亲开着三轮车将我送到镇上，我再从镇上坐车到县城，一周10元钱的生活费，是父亲一把一把从地里刨出来的，3元钱一趟的交通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就意味着，我每周只有4元钱的生活费可供支配。

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借了同学的自行车，准备骑着自行车回家。正午的阳光正好，小县城的天空瓦蓝瓦蓝，路边的庄稼地只剩下光秃秃的玉米秆，直端端立在地里。骑自行车可以不走公路，有一条道路较窄的捷径，热火朝天的秋收已经结束，庄稼人的一年已经走到了末尾，路上见不到几个行人。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上山，慢慢把县城扔在身后，扔在看不见的山背后。

多么酣畅的孤独（或许说孤独并不合适），一个人，一辆自行车，影子走在我前面，无论我走多快都永远超不过他的步伐，直到我躺在干枯的山坡上，把他压在身下，天空才在眼前辽阔起来—那些无序排列的云朵，各自朝着各自的方向漂流（如果天空是一片汪洋的话）。我想过喊住那些散漫的白云，但是一张口那些声音总是复归丹田，人有人的命，白云也有白云的命，白云走着走着就会消散在瓦蓝瓦蓝的天空里，再也找不见他们的踪影，人又何尝不是。

面对天空，面对自己，我肯定还想了些什么。但是那些柔和的秋风，都将他们一一偷走了，藏在了我不知道的地方。

多年后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去看望一个朋友，在深深的峡谷里，在耳边呼啸的风里，我又一次找到了那样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人在行走的时候（如果骑摩托、自行车也算行走的话），内心的纯净不亚于头顶上的蓝天，灵魂在高处游走，又不告诉你去往何方，空空如也的身体带着你，在茫茫的思绪里前行。

等我走进那个小山村的时候，暮色笼盖四野，夜虫嘶鸣，心静如斯。路并不在脚下，而是在你看不见的高处。

高考前夕的一个傍晚，夏天的炎热刚刚来到这个小县城不久，夕阳从西面的小山坡缓缓落下，街道上点起昏暗的街灯。那一年，家里刚安上有线电话，我在小县城里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家里打电话，那时候正是夏收的紧要关头，父亲刚刚放下镰刀端起饭碗。得知我即将高考，父亲通过班车捎来了50元生活费，这是额外的，作为在高考期间改善生活的费用。电话那头，父亲擦着了火柴点上了烟，我能想象到他望着县城的方向，攥紧拳头，他说：不用紧张，考上大学了砸锅卖铁我供你，考不上跟我回来种地。

这是一道选择题，父亲曾经也做过，但是显然他并没有做好，还是留在了祖先翻了又翻的黄土地里。而此时，二弟和三弟也相继做出了选择。

二弟勉强上完了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没有考上县里的高中，在我们那所中学，每年能考上县里高中的，其实不超过10个人，显然他没能成为这10个人中的一份子。这也意味着。通过上学走出去的这条路已经完全封闭，二弟选择了直截了当地走出去，跟着村里人去了河西走廊打工。而此时，他还并不清楚这条路的尽头在何处，直到如今，他也并不清楚这条路要走到何时何地。

而三弟在上完小学的时候，决绝地烧掉了自己的书包和课本，微弱的火光逐渐在三弟的注视下暗淡下去，像一个人的一生，刚刚燃烧起一股希望之火，又被瞬间浇灭。三弟去了北京的服装厂，在那些声音嘈杂的流水车间里，燃烧着大把大把的青春。

但是多年后当我们再说起这些，二弟和三弟并没有后悔，不管是生活选择了他们，还是生活选择了他们，他们早就学会了如何与这些和善或者不和善的生活相安若素。

而我还没有学会，或者说不愿意学会。

4、

进入一座城市和离开一座城市都需要勇气，往往离开一座城市的脚步会更加决绝，仿佛一滴跌入黄河的雨水，又在阳光下蒸腾挥发，不会留下一丝波澜，黄河水依旧滚滚向东流，更多的雨滴还要跌进来，也有更多的雨滴会在东流的过程中蒸腾挥发。这样的跌落与挥发之间，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

我在刚到兰州的那个秋日的午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北滨河路，银滩黄河大桥就在西侧，湿地公园里的芦苇长到了一人多高，黄河就在两座山之间逶迤蛇行，看上去浑浊而又平静，只有不时腾空而起的野鸭，带给水面短暂的生机。现在已经很难想起，第一次面对黄河，我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就是这样通过一条河，进入这座城市。

桃海市场就在学校西侧，那里像一座不夜城，彻夜灯火辉煌，附近学校的学生都在这里找到了更多高于学习、高于生活的所在，餐馆、酒吧、网吧、KTV、台球厅依次排开，等待着学生们的光顾。我被高中同班而又一起考进这所大学的同学带进这里的网吧的时候，每一个能开音响的地方，都在播放着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让我想起2004年那个潮湿的的秋天，想起那辆时风牌农用三轮车，想起坐在前排没有一句话的父亲，想起县城那个出租屋和门口热烈开放的大丽花，当然，还有那个在心里默默喜欢着的女孩。

那是2007年，生活从这里开始，有了多重的指向和可能。这种指向有的是明确的，有的是不明确的，就像绵延在兰州城的南北两山，每一条支脉都通向不明确的远处，每一条支脉又都汇集在一起。

而我所有的指向都汇集在安宁西路6号，这个并不怎么起眼的高校。学校后面就是一片桃林、枣林，夹杂着苹果树、梨树，山上兀自生长的树木，一年年生长、凋落，全然不管山下的人。

于是我学会了上网，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在网吧里过夜，然后在第二天凌晨，带着一双通红的眼睛飘飘然如一副空壳一般飘进大学校门，再飘进宿舍楼。那些夜晚，像摇晃的酒杯，带着些许迷离的成分和色彩。

更多的夜晚，我们喜欢在宿舍里坐下，提上几扎啤酒，买上几包烟，用一副扑克开始一场没有终点的狂欢，关灯了继续点蜡，在那些畅快淋漓的结尾，在烟雾升腾中，我似乎已经明白，我属于农村的那半生，已经画上了句点，虽然我还说这蹩脚的普通话，虽然我还保留着农村的饮食习惯，虽然我骨头里还流着小山沟里的血。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搬出住了三年的宿舍，意味着我的大学生活在这里基本结束，虽然，偶尔我还要夹着书本到马路对面的学校去上课。但是更多的时间，我并不在那个几平米的小出租屋，先让自己窘迫的生活有个出路，从KTV到啤酒厂，最后到一家报社，我不断变换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抉择。

楼高千尺，路通八方，我经常在城市里迷路，每一条路都通向不同的方向，但是每一条路又都通往同一个方向，这样的选择每一天都在拷问着我。

于是从广东、广西、陕西再到内蒙古，我最终还是坐上通往包头的绿皮火车。凌晨的火车寂静如同那个小山沟夜虫嘶鸣的傍晚，车窗外不时经过点点星光的城市，更多的是无边的黑暗，没有任何内容，像一张空白的纸，像我一个人独行的那些时光。那时候，我还并不明确，这个城市留给我的，将是怎样的一条路，但是至少，这个城市给我留了一条路。

这也是父亲的欣慰所在，他也曾经走过不同的路，在内蒙古挖煤，在新疆搞建筑，在陕西卖年画，但是没有一条路给他走下去的理由，直到如今他再也走不动路，行走成了他一生最难的事。我则是他血液里的另外一条路，以体面的方式不断向外延伸。

就这样，我一个人维持着自己的生活现场。每天穿过不同的街道，接触不同的人，领着微薄的薪水，过着每天近似雷同的生活，直到我在这个城市娶妻生子。

5、

杂草丛生的庄稼地，再也长不出一颗庄稼，父母亲还在地里辛勤耕耘，白云大片大片从村庄上空飘过，河湾里荡着粼粼波光，忽明忽暗。庄稼地就在对面的山坡上，父母肯定在其中的某一垧地里，消耗着一生中的一天。

我们兄弟三人蹲在一条三岔路口，不说任何一句话，不走向任何一条路，就那样蹲着。

我从这个梦里醒来的时候，是冬天凌晨的出租屋，在这个城市最隐秘的城中村，从衣服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支烟，点上火，在灯火明灭中，听见那些夜行的蟑螂在东冲西突，我能想象到这些生物行走的路线，消失的暗处。窗外的街道，路灯彻夜长明，醉酒的汉子说着模糊不清的语言，踉踉跄跄消失在道路拐弯处。

这么多年了，这个梦像循环播放的电影，时不时进入我的梦乡。这个梦的指向性是多么明确，又是多么模糊。如今，我在内蒙古，二弟在北京，三弟则南下贵州，我们蹲着的那个三岔路口还在遥远的甘肃。多么富有戏剧性的一家子人，从一个原点出发，不断向外辐射，多年以后，我们在各自所在的城市生根发芽，谁能记得那个小山村，曾经有这样的弟兄三人呢。

直到十多年后，我们在北京的一家小饭馆里坐下，二弟抽着7元钱的红塔山，三弟刚从不到5平米的小饭馆里抽出身来，我们才知道，这世界上的路，并不是只有家门口的那一条，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条甚至多条。

我们打开了啤酒，二弟半个身子支在餐桌上，小心翼翼地看着菜单上的菜名，嘴里念叨着菜的价格，这个比我们服装厂门口的那家贵，三个菜我们够吃吗？服务员不耐烦地望向窗外，窗外，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不时有小摩的飞驰而过，偶尔有下班的服装厂工人结伴而行。三弟给我讲述着今天又多卖了十几份炒粉。当我的目光落在三弟并不合身的新西服上时，他本能地整理了下衣领，前几天刚买的，他说，有点短了，皮鞋还可以。圆桌下面，他将脚伸出来，一双黑色的尖头皮鞋立即映出饭店的顶灯、白色的墙壁。

北京，郊区，三条路的交叉口的一个小饭馆，我们弟兄三人，第一次在那个村子以外，坐在一起。简单的几道菜上齐，我们打开啤酒，各自往杯子里倒酒，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三弟说这顿饭我请，我们经常来这里吃。我和二弟都知道，这顿饭他要卖一天的炒粉才能挣回来。而在此之前，我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城市，干着体面的工作，二弟在嘈杂的服装厂里裁剪着布料，在北京郊区大大小小的服装厂里辗转。三弟在服装厂待了两年后，决定自己出来卖凉皮，如果不是城管收走了他的电动三轮车，至今他还可能在那些服装厂门外叫卖着凉皮，后来他才借了点钱，在这个三岔路口，众多的额服装厂聚集地中心地带，租了这样一个小铺面卖炒粉。

几瓶啤酒下肚，二弟和三弟开始放松下来，话也多了起来，我们想起了秋天来临前的那颗杏子，想起了苜蓿地里的三棵杏树，想起了村子里的那条小路，想起了7岁早晨那条路带给我们的艰难的抉择。

每年夏收麦黄的时候，我总能想起苜蓿地里的那三棵杏树。三棵树形状各异，结下的果实也大小、酸甜不同，杏黄时间也不尽相同。而那三棵杏树上的王，早已不知所踪，一年年任风吹日晒，任杏子跌落在地腐烂成泥。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苜蓿地越长越稀疏，杂草却越长越茂盛，母亲念叨着，是那几棵杏树遮挡了阳光，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二弟和三弟带着锯子去了苜蓿地，亲手锯掉了两棵杏树，只留下最西面的那棵，孤零零立在风中。

苜蓿地下面，一条已经硬化了的小路，弯弯绕绕通向远方。

而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另外一条路，但是我没有去走，路不会荒下，只要存在就有人去走，我另外的一条路，有人替我走了，是那些从路上走散的同学，是我的两个弟弟，也是我的父亲，更是那些我见过或者没有见过的陌生人，或许我能叫上他们的名字，或许我永远也叫不上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