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圣贤书，常有一种感觉，似乎越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越是高深的智者，就越不喜欢立言传世。

 我们的老祖宗孔子不用说了，讲了那么多有智慧的话，自己却不动手写书，而是由弟子记录，才留下一本薄薄的《论语》。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成天到处演说，若非柏拉图有心将与老师的对话记录下来，也是片字不存。全世界流传最广的《圣经》，经过漫长的口耳相传，前后经过1600多年才成书。《古兰经》虽被穆斯林认为是真主安拉的语言，但似乎也并非安拉本人所写。释迦牟尼出世，以心传心，没有任何著述，经过后来的六次集结，才有浩如烟海的佛经。

 年轻的时候，我曾十分诧异于这种现象。

 外国的古人，姑且不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立德、立功、立言”强大传统的国度里，立言，向来被看做是人生的大事，承载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厚重意义。在中国历史的晚近时期，凡读过一些书，有点社会地位的乡绅遗老，似乎都有立言传世的愿望，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就好像印过诗集，一介潦倒书生破落贵族曹雪芹，也是不辞“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辛劳，硬是把“一把辛酸泪”化成了“满纸荒唐言”。在乡间古老的村落，我还曾亲眼见过好几本明清人物自己刻印的文集，破烂发黄的纸张，见证着一颗颗追求不朽的心。这些著书立说的传统，说白了，都是希望阐发真知，人过留痕，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但是，为什么孔子这样的大师，却没有著述立言的宏愿，他编撰《春秋》，也只强调“述而不作”。老子如果不是关令尹喜拦住他“强为著书”，估计也不会留下什么《道德经》。

  经过了生活的风雨，粗浅地领略了一些高道深理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出，所谓“大道无言”、“沉默是金”，其实相当具有深意。浩淼的宇宙苍穹，纷繁的人生世界，有多少微妙的事物是我们能够认识和感知的呢？又有多少深藏的奥秘和玄妙，是我们凭笨拙的心智所能书写和言说的呢？生命，只是永恒而浩淼的宇宙中偶尔闪过的一道星光，甚至连星光都及不上。即便我们充分利用上苍赋予的理性，永无休止地振颤我们的精神翅膀，偶尔做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而一旦当个体精神与所谓的宇宙精神、天地精神搭上了线，我们的书写和言说，又有多大的分量呢？

 书写，或者言说，意义到底何在？

 佛家认为，真理在于证知，不可以言说诠示。所以，他们才反反复复强调，不可说，不可说。“光中现佛不可说，佛所说法不可说，法中妙偈不可说，闻偈得解不可说”。达摩西来，将此种智慧浇灌于我们这方世道人心的土壤，更生出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主要特色的禅宗文化。此后花开枝延，无论是舍妄归真的说妙，还是棒喝交驰的打机锋，亦或是问而不答的默照，都让言说和书写陷入尴尬境地。在禅佛看来，人的本性，无非是一面镜子，一尘无染，但为俗世之客尘妄想所覆，困于诸相，不能自拔，便无法显明。人生的根本任务乃在于打破自他界限，扫除尘妄，而做到明心见性，当下成佛。按照这种修行路径，我们如果真正能够时刻看到自己的本心，渐修顿悟加以修行，就将证悟无上般若智慧，得大解脱、大自在。一旦自在解脱了，言说，甚或是书写，的确是没有必要的。

 然而，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言说和书写呢？

 我经常想，这或许和我们的时代有着某种极大的关系。时代，仿佛一节刹车失控的列车，拖着满满一车厢的人飞奔，我们这些旅客，成天生活在欲望、奔波、忙碌中，深陷在浮躁、焦虑、紧张里，无暇自顾，更无暇他顾，身心疲惫而不得安宁。每个人都不顾一切奔跑着，忽略了明媚的阳光，忽略了自在的山水，忽略了心性的修持甚而灵性的观照，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那么赫然，穷通荣辱之际的鸿沟那么难以逾越。“他人即地狱”，不但成为一种哲学表述，似乎也在渐渐成为真实的人际写照。然而，性灵的丢失和迷乱，并不代表灵魂失却了内在的需求。于是，在众声喧哗的书写和言说中，无处不打着个体的烙印，带着疼痛的痕迹，无处不显示着鲜明的自他界限。而一旦回返具体而微的现实，那些渴求理解的诗意表情又只能掩于面具之后。

 无可质疑的是，人们书写或者言说，至少有一个表达目的，那就是，希望别人看到我们深层的表情，听到我们内心的声音，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一二知己，实现心灵呼应，让自己的存在不孤独。还有一些书写，似乎有着更为远大的图谋，希冀藉此教化人心，以自己的世界观影响甚至左右他人的世界观。

 这如何可能？

 我们的孤独和不安，乃本性迷失所造就，是不能自足自乐的缺陷性表现。我们的疼痛，大多缘于无明的执着，有多少人愿意去反省其中包含的抗拒过程中的自我反弹呢？我们成天生活在执着中，执着于自己的情感，执着于不断生成的各种念想，我们什么时候仔细正视过内在的“下劣心”呢？什么时候细心地去揩拭过心灵尘垢，真正看到过自己的本性呢?以文学书写而论，我们哪一个字不是为自己而写，哪一个字不是指向那轻如微尘的空相？我们所说的话，哪一句不是囿于自己的立场，困于狭隘的常识和经验理性呢？你永远无法真正去关注和审视那些真实的他者。一切言说和书写，在先哲的沉默观照中，都陷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的清净妙心之内。

 当然，我并不想否定书写或者言说的意义。除却大贤大智、除却大彻大悟的佛与禅，对于凡夫俗子而言，言说是必要的，不可说的只是真谛，世谛是必须要说的，不说，心声无以传达，不说，情感无以抒发，不说，文化无以流传。佛说不可说，但还是说了；禅不立文字，但还是立了；老子不言大道，但还是言了。问题在于，人性还不完善，世界还不完美，圣贤们的不言之说终于流传下来，给迷茫的人群以方向的导引，这当是另一种“不说而说，说而不说”吧。

 说到底，我们的书写或者言说，终究是为了寻找那个或者那些你愿意为之书写和言说的人，然而，倾听我心的那个人是谁呢?那些人又是谁呢？你或你们，他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