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4年夏，胡也频与丁玲在北京相识。

梦里寻他千百度，不想佳人在眼前。初识丁玲，胡也频眼前发亮。这不就是自己梦思夜想的佳人么。他可就动了心思。对于胡也频的心里动态，丁玲哪里会晓得，她那个时候正为疼爱的弟弟夭折而痛苦万分呢，哪还有心思聊骚。

当胡也频得知丁玲为失去家里的弟弟伤心欲绝时，他灵机一动，便用一个大纸盒子装满玫瑰花，盒子里还夹了一张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以此安慰和讨得丁玲的欢心。

其实，胡也频还年长丁玲一岁。

对这个自己送上门儿来的弟弟，说实话，丁玲是没把他放在眼里的，她把花儿往旁边一扔，根本不理不睬。对于历史的这一插曲，丁玲晚年曾对骆宾基说：我到北京是为了念书。……到了北京，我不想谈恋爱，那时候我没有恋爱的想法，说老实话，我要想恋爱我就和瞿秋白好了，我那时候年轻得很，没有恋爱那个感情的需要。

对于丁玲对骆宾基的诉说，我们从沈从文的《记丁玲》一文中，大概能窥出一丝端倪。沈从文是这样描述的：王女士与瞿××同居后，丁玲女士似乎也与瞿××的一个兄弟，有过一度较亲切的友谊。

沈从文这里所说的瞿XX自然就是瞿秋白了，而瞿XX 的弟弟就是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对于沈从文所说，丁玲当然是持反对态度的。这里也有佐证。蒋祖林在《丁玲传》中写，他曾在丁玲晚年问过有没有这事，丁玲不加思索否认，而且觉得可笑，她说，我那时自视很高，怎么会看上瞿云白。他那时只是个替瞿秋白管家的角色，并没有多少趣味。

由此一点，可见丁玲心气之高非一般人可比。而有了瞿秋白这把尺子，管他瞿云白还是瞿云黑，也包括后来的胡也频，自然也就入不了她丁玲的法眼了。

                          二

任何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北平的日子，丁玲过得很不开心，每天郁郁寡欢的。后来，她给大文豪鲁迅去了一封信，信中诉说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态。不想信去的不是时候，那时鲁迅正在和现代评论派们舌战群儒，以为这封信是对立派们用匿名信和他捣鬼，就没有给丁玲回信。

鲁迅不回丁玲的信，其实还另有隐情。

据《民国的才子佳人:现代作家的婚恋与创作》一书记载：1925年4月30日，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艰难，向鲁迅写信请教人生的出路问题。鲁迅不知丁玲其人，向人打听，听孙伏园说，周作人也曾接到同样信件，笔迹很像休芸芸的(沈从文曾在周作人编辑的《语丝》上发表过《福生》，周作人自然记得他的字。)。鲁迅便认定此信是沈从文化名而写，而他本人又最讨厌男人化用女人名字，所以未曾给丁玲回复。这种误解，导致沈从文在鲁迅生前未曾谋面。

人言，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

日子混得艰难，丁玲就想起了老家的山山水水和亲人。正好闺蜜好友王剑虹的老爹也要回乡，丁玲便和王老爷子一道儿回了老家。

心上人失踪了，胡也频像丢了魂儿，每日茶饭不思。后来，他一溜小跑儿也追去了湖南。对于当年的这一实际情形，胡也频儿子蒋祖林是这样回忆的：我母亲那个时候正好和我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也频，胡也频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黄包车的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烈马怕骑，好女怕缠。

胡也频的到来，多少令丁玲有些感动和小激动。感动和激动之余，情感的闸门瞬间打开了。打开可是打开，也就是一条缝而已。对胡也频来说，这条缝儿足够了。他是心花弄放。

都言丁玲自命不凡，可人家胡也频确实也不是个俗子。出身于戏剧世家的他别看年纪轻轻，却在当年的文坛上早有建树。列位看官若是不信，咱举例之：其一，中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胡也频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小说，加上另一个中篇小说代表作《到莫斯科去》，都收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胡也频选集》（上、下）中；其二，1929年出版诗集《也频诗选》。

不管咋样，最终的结果是：胡也频抱得美人归。

对于丁玲和胡也频二人的结合，当年有人说他们真是罗曼蒂克的一对。据沈从文的回忆，说丁玲和胡也频当时住在北京西山，有时一起进城，常看着路边的风景误了赶路。最险的一次是因为天太黑，两人走了小路，结果陷进淤泥里，无法动弹，居然还有兴致在泥潭里看了一夜星星。好在一位路过的赶驴人救了他们。

看来，这二人玩心还是蛮大的。

这个也是自然了，谁还没从年轻时走过？

                          三

不买房子不置地，两个年轻人就到了一起。

民国初年，社会风气还是处于开化状态的。在当年，婚姻和同居其实也差不多，讲究些的家庭往往要请三老四少七大姑八大姨的好好热闹几天，而日子艰难些的家庭就没有了这些繁琐，新人两床被子往一起一放就算成亲了。以至于丁玲几十年后给青年作家讲话时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结婚也罢，同居也好。对丁玲和胡也频来说，都是新婚燕尔。新人新气象，那多少也是有些许变化的。据《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沈从文等人的多角恋》一文记载，沈从文曾这样写到去看丁玲和胡也频这对新人的情形：见到那个黑黑的圆脸，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见到的一样，睁着眼睛望人。这人眼睛虽大，却有新妇模样腼腆的光辉。我望到是那么两个人，又望到只是一个床，心里想：这倒是新鲜事情，就笑着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张藤椅上了。

据此文作者分析，沈从文想些什么，自然是很明白的。但丁玲和胡也频其实连同居的涵义都不完全，就是两个小孩子过家家——“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沈从文以喜爱的笔调记叙过他们的“过家家”，虽穷，但有兴味，年轻的热情是生活最好的提味剂。

尽管两个人到了一起，每天同食同宿如紫燕双飞，可丁玲对胡也频还是充满着不认可。另据（《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11月）一书记载，丁玲曾这样回忆道：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他们当时最大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很孩子气，这是一种近乎两小无猜的关系。他能够打动和熔化她的，就是热情与单纯——这年轻的特性。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看，丁玲的想法和沈从文的结论大同相径：小孩子过家家。

为此，丁玲在1937年这样对海伦.斯诺说：我想随时离开胡也频，但他希望我们的关系会变得亲密些。有时我们快乐，有时不快乐——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却带了两块饼，跑到山里去在太阳和露天里过这一天。也频对于我们的将来非常悲观，但他非常爱我。他全部的时间都被两件事占去——写诗和恋爱。我要从恋爱脱逃，但不知道怎样个逃法。冬天来时，我们离开西山，回到城里。我试着想离开胡也频，但是做不到。我并非不喜欢他，但怕他太过爱我。我虽然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但寂寞得很，所以才写小说。

这一点，胡也频到死也没懂得。

                              四

婚姻最大的悲哀就是，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

此点适用于任何男女。

据后来多方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丁玲与胡也频一开始的结合充其量就是同住的一对热恋男女而已。当然了，这个热恋一词是要加双引号的。因为在这场角逐中，胡也频是剃头的挑子——一头儿热。丁玲虽然偶尔被胡也频挑起火焰，但她的内心和身体一直是处于冷静状态的。

这可不是一般常人能做到的。

在1985年3月1日，丁玲曾这样致信白浜裕美：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而其晚年对骆宾基也说：胡也频热情得很，他就是这样想：我也不要你爱我，只要允许我对你好就行了。我那时就一个人，就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这些话我不愿意讲，人家不相信，我们两个没发生关系，我们两个说了：你要有了爱人你就走，我要有了爱人我就走，真是解放派呀。

丁玲这里所说的“发生夫妻关系”的“发生关系”，当然是指男女之间的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