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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作家海明威在论起写作之道的时候说，时过境迁之后，深刻的哲理会有霉味，重大的社会问题会被遗忘，甚至连流行的道德风尚也会起变化，只有那些刻画得很清晰、客观的人物和场面都还保留着。这个观点一点儿都不错，如果您看过《地道战》这个电影的话，我想，在您的脑海里一定还保留着《地道战》里崔连长那挺拔、干练的军人形象。这个话题暂且按下不表，我要说的是，在东北有那么一个叫海城的地方，城外有一条宽宽的大道，一头是火车站，另一头是一个军营，当地人管那儿叫北大营。39军116师的后勤就驻扎在那儿。 1968年快入夏的时候，大道两边的青纱帐都已经起来了，有一天，晌午前的那会儿，营房的大门口一群六、七岁的小萝卜头拿着高粱秸子做的大盖枪、歪把子，正趴在大道两边伏击着鬼子。战场上各种枪声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响成了一片。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大道上传来了沙、沙、沙的脚步声。大伙儿侧过脸去一看，只见一个军人正迈着大步，朝这边走了过来，那军人高高的个子，背着打得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的背包，斜挎着的挎包和文件包在胸前交叉着，又被腰间的宽皮带一扎，整个人的精神都出来了，任谁看了都会联想到像崔连长那既挺拔又干练的形象。一个“八路军战士”兴奋地叫了一声“爸！”接着把手中的三八大盖一扔，就从“战壕”里蹦了出来。战斗立马就结束了，刚才还在负隅顽抗的鬼子都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军人帮跑上来的“八路军战士”们拍掉身上的黄土，接着从挎包里掏出糖果，犒劳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子弟兵”们。那第一个跳出来的“八路”，就是我。四十年过去了，爸爸在我心里留下的第一个剪影，就是那个像崔连长一样的形象。 二 男孩为什么都崇拜英雄呢？只要一说起这个问题，很多人马上就会联想起：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男子汉大丈夫活着就应该成就一番事业这些听了让人热血沸腾的话。可以说血性和事业心都是构成英雄的重要元素。 从我记事起，爸爸就是个沉静而又严肃的人，我因为怕他，曾经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和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但是，一件不大的事让我见识了爸爸的血性和有胆量，那是68年底、69年初的事了。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家里没人做饭，我们全家一直吃食堂，在整个师后勤，似乎只有我们一家是这样。最初吃的是干部食堂，后来干部食堂被取消了，我们都要到大灶食堂去吃饭。大灶食堂我进去玩过，一间长长的房间，排着整整齐齐的饭桌和条凳，两边的墙上钉着一排钉子，每个钉子上挂着一的毛巾包，里面装着一只蓝边碗和一双筷子。那钉子都钉在一条直线上，之间的距离也是相等的，所以，远远地看过去，那一排洁白的毛巾包就像一排立正的士兵笔挺地站在那儿。去大灶的头一天晚上，妈妈也给我做了一个毛巾包，把蓝边碗和筷子放在了里面，我拉着收口的带子，觉得很兴奋，好像自己也成了解放军似的。 39军是野战军，没有像地方那样造反呀、打砸抢什么的，但是批斗大会还是开过，虽然我很小，但是已经知道被批斗的不会是好事。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站在食堂中间念起批判稿来了。被点名批判的都是干部，有些熟悉的我们见面就叫叔叔，他们吃完饭，就坐在那里听别人批判，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交待”和“坦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每天看到批判稿读到达最后，都是挥着拳头，声嘶力竭地要被批判的人“老实交待！”、“老实坦白！”就会觉得背上凉嗖嗖的。终于，有一天被批判的人是爸爸了，我有些惊恐地看着爸爸，甚至忘了咽下自己嘴里的饭，爸爸和平常一样不紧不慢地吃着，吃完饭，爸爸没有像之前的人那样，坐在那里听别人批判，而是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举动，他站了起来，在很多人不解、吃惊、恼怒的眼光中，一脸严肃地朝门口走去，丝毫也不理会发言人的批判，把要他“老实交待！”的喊声扔在了背后。多年之后，我渐渐地明白了一些事，当我回想起那一刻的时候，我深深地理解了什么叫做庄严，什么叫做有胆量。爸爸走向门口时的那个极有力量和尊严的身影，就是留在我心里的第二个剪影。 三 爸爸的职业是医生，要说一个医生的事业成功不成功，首先该说的是他的医德，其次才是医术和上进心。多少年以来，我一直很自豪是，我爸爸是一个好医生。 当年的海城是一个小地方，116师的子弟就读的都是地方上的小学，我读的第一个小学就是海城县钢铁小学。那时候部队的子弟相对而言都比较文静，和老百姓的孩子发生争执的时候，难免要吃一些亏，我当时在全年级年龄最小，自然就更不用说了。可是，每当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却总会得到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的保护。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爸爸经常带着卫生员到部队周围的村庄巡诊，地方上的老百姓提起3174（部队番号）的李大夫总是赞不绝口，那时候，附近的老百姓不管得了什么急病和重病，抬到部队里来总是指名找李大夫。 在东北的那段日子里，爸爸还奉命先后担任过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曾绍山和到东北参观、休假的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的保健医生。 因为“文革”，我们家69年底离开了部队，爸爸被分配到南方的这座城市的中医院，这家中医院是一家以伤骨科见长的医院。现在骨折病人整复后一定会拍X光片子确认复位效果，但是当年的这家中医院却因为没有人会使用X光机，仅有的一台X光机也被调拨给别的医院了。爸爸上班以后，不但立即争取采购X光机，而且还亲自采购、操作、培训X光机使用人员。想当年，每天宣传的是“战天斗地学大寨”、强调的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这一切仅仅依靠农民手中的锄头、镐头、铁锤和钢钎，落后的生产工具和险恶的自然条件造成了大量的骨折患者，医院的大厅里排着许多躺在竹板子上的骨折患者，他们近的是用大板车推来的，远的是由拖拉机运来的。其中的很多患者并不是仅仅靠中医复位手法就能整复的，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是，除了极个别曾经在部队医院工作过的护士以外，绝大多数的医生和护士连手术室的门都没进过，能够送出去进修学习的又是另一个极个别，爸爸下决心要组建一个好的手术室，他不但主持制定了手术室的各种规程、培训医护人员，而且亲自出差采购手术器械。到了70年的秋天，爸爸已经带着科室里的医生和护士，为患者实施骨科手术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四年之后，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置换人工股骨头的手术。那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年代，困难到由于动乱，连手术室的手术服都无处可买，手术室所需的全部手术服都是爸爸买来白布，利用我们家的缝纫机，自裁自做的。可以说，当年爸爸踩缝纫机做手术服的形象，是珍藏在我心中的第三个剪影。 四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在上海做毕业论文，那时候通讯手段非常落后，外地人来上海，临时想找个人非常不方便，爸爸出差路过上海，抱着侥幸的心理到一个长辈家里打探我的消息，正巧那天我去看望那位长辈，爸爸见到我喜出望外，特地把我带到福州路与河南中路附近的一个楼道的二楼，原来那是个不公开营业的科技图书门市部，当时国外很多最新的科技图书影印后都在那里出售。门市部里人很少，和其他的书店不同，那里完全是开架售书的，爸爸带着我在不同语种的书柜间穿行，一边走一边对我说：“我每次来上海都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这儿的书都是原版图书影印的，搞技术的一定要了解和掌握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最快的途径就是直接看国外原版图书，等着看别人翻译的东西，不但要等很久，而且像吃别人嚼过的馒头。”
冬日里，昏黄的灯光下，爸爸坐在小椅子上，抄着双手看书的样子，是留在我心里的第四个剪影。 五 爸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空就看书，从来不善交游。和他来往的人，除了大学的同学和妈妈的医大同学之外，就屈指可数了。他的坚持和固执，当年在部队里很得首长的欣赏，但是，下地方以后简直就是他的缺点了。其实，当年他被批斗的时候，妈妈曾经劝他不要太倔了，他听了一声不吭，照样我行我素。 要说爸爸给什么人送过礼，在我印象里只有一次，好像是72年的冬天吧？医学界有一个范围很小的日语班，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利用二附院的一个办公室，大家练练口语，也请了一个老先生讲一本北京大学东语系编的文选。爸爸认出来了，那位老先生是当年他读大学时的助教，军医大迁重庆的时候被留了下来。听爸爸对妈妈说，那老先生的境遇好像不太好，要抽个时间去看看他。爸爸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爸爸的老师会是个啥样呢？趁爸爸上班的时候我翻开了他的书，看到里面都是不太认识的繁体字和一些像鬼画的符号，虽然没看懂，但是记住了一个叫小林多喜二的名字。后来读了大学我才知道，那些像鬼画的符号叫“假名”，“小林多喜二”是日本有名的无产阶级作家。那年代，每天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学政治，偶然才有空闲的时候。不记得是过了多少天，有一天傍晚，爸爸下班的时候拎了一个挺沉的袋子回来，里面透出糕点特有的香味和甜味，闻了让人直往肚子里咽哈喇子，吃晚饭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那里面是蛋糕还是桃酥？今天晚上会吃吗？”吃完晚饭，爸爸戴好帽子，围上围巾，拎着那一袋东西，急匆匆地走了，我这才明白了过来。 从窗户里看过去，爸爸在北风里费劲地蹬着自行车的背影，是藏在我心里的第五个剪影。 六 明朝张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我读到这话的时候已经快四十了，倒不是现在为了说爸爸的好话，在这里瞎谝。其实，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和同学议论过各自老爸的嗜好，我爸爸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我真的说不出他有什么嗜好。不过，听他说过，他的那枚印章是自己刻的。那印章我小的时候就玩过，石头的，刻的字体是汉隶。刻的好不好，我因为一窍不通，到现在也不敢评价。但是，我们家的长辈里，爱好金石的大有人在。俗话说，人怕上床，字怕上墙。以我爸的个性，如果他认为刻得不好，一定藏拙，再继续闭门修炼。敢于亮出来，想必是他认为还过得去，只是我做儿子的没眼福，不曾看他亲自奏刀治印罢了。 升了高中以后，我的同桌爱好书法，当年是中学政宣组的主力，受他的影响，我对读帖好像入了一点门，1976年一月八日，周总理去世，那是真正的举国同悲，我到医院去，正巧看到爸爸应大家的要求，用不同的字体在写挽联。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老爸的字写得很有神韵。老爸当时写字的架势，就是藏在我心底的第六个剪影。 我读大学前的一天下午，爸爸下班的时候带回了一张《光明日报》，第四版上印了一幅画了一只引吭啼晓的雄鸡的国画，作者是南京美术学院陈大羽教授。爸爸告诉我，这是当年教他学画的老师。虽然鲁迅批驳过“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的论调，我大体上也赞同他的观点，可是在老爸面前，我真的是自惭形秽。原来我总以为老爸那一辈人手上的活儿像《水浒》里呼延灼手上的钢鞭一样，等到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仔细一想，我还是错了，他们玩起手里的玩艺儿，说是呼延灼耍钢鞭恐怕还不太够，如果比喻成尉迟公的鞭枪也许还差强人意，尉迟公手里神出鬼没的长枪能够杀得程咬金屁滚尿流，腕子上悬的钢鞭招呼起秦叔宝来也毫不含糊，不然怎么会有“三鞭换二锏”一说呢？ 七 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等到后来和父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有了一层隔阂，后来因为调皮捣蛋，常常挨揍，和爸爸之间的隔阂就越加深了。我的个头太小，加上上面又没有哥哥，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别人欺负的对象，每一回在外面挨了打，回到家里还有一顿肥肥的揍在招呼着我。到了高一下学期，有一次我又被班上的大个同学欺负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竟然像鬼魂附体一样，下午捡了一块石头，把欺负我的同学头上开了九个大窟窿，这个祸可闯大了，虽然后来赔了很多钱，但是，这一回爸爸却连一下都没有打我，而是很亲切地和我单独谈话。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也是我和爸爸之间隔阂消融的开始，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爸爸已经快三十年没碰数理化了，为了辅导我，他把高考复习资料看了又看，再来教我，也许爸爸的诚心感动了上帝，到了高考的时候，上帝去睡午觉了，让我混进了大学。 高考通知书来的时候，爸爸和妈妈正在部队里办理落实政策手续，爸爸提前赶了回来送我，我是１９７９年九月二十一日去学校报到的，那天凌晨偏偏停电，爸爸很早就起来点着蜡烛给我做吃的，四点钟的时候我被他叫起来了，桌子上摆着饺子、酒糟汤圆和百合绿豆汤，都是我爱吃的。爸爸默默地看着我吃，然后拿起行李送我去车站。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连环卫工人都还没出来，我跟在爸爸的身后，看着昏黄的路灯下，爸爸的身影由长变短，又由短变长，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堵塞着的感觉。进站的时刻到了，爸爸细声地在我耳边叮嘱完了学校要注意的事项，停顿了一下，然后又对我说：“在外面千万不要学抽烟，烟不是好东西，你看，咱们家里从来没一个抽烟的人。”我这时候突然发现以往一直很英俊的老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鬓角已经斑白了，以往挺拔的身材也开始佝偻了，我鼻子一酸，说不出一句话，只有使劲儿地点头，我和爸爸之间的隔阂就这样崩溃了。十多年后，当我第一次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时，我止不住地泪流满面，我在车站里看到的，爸爸转身离去的背影，就是留在我心里的第七个剪影。 八 作为军人，爸爸的仗早已打完了，作为医生，爸爸的手术也早已经结束了，爸爸不知道帮助多少人来到了这个世上，也不知道送了多少人离开这个世界，就在他安享晚年的时候，病痛却不时地折磨着他。去年夏天，他终于病倒了，连走路都很困难，甚至在医院里对我说：“不知道还能出去不能？”可就是这样，他仍然努力地配合着年轻医生的治疗，终于，他，恢复过来了。在这期间最让我感动的是，虽然他走路很困难，上完洗手间以后，却毅然拒绝我替他清洗，坚持自己打理，就是这样，他尽最大的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出院以后爸爸一直坚持自我康复锻炼，后来又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学完了老年大学的电脑课程。如今的他正在努力地和病魔缠斗着，同时又通过上网了解着飞速变化的世界，每当我听到他：“你教我一下”的声音时，我是既幸福又惭愧，真想对他说：“爸爸，你是我永远的榜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