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是场景、事务、物象、细节，“回到常识走向事务本身”。这些客观之物经过诗人主观情志的压缩和搅拌后形成了在场式的写作风格。即使于坚所处理的历史化的题材也是建立于个体感受和日常情境之中，尤其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使得个人与现实和历史形成了交互性结构——历史的个人化和个人化的历史。

本书对诗人作家于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中肯的评价，既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认识，是了解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的一个窗口。

《于坚论》霍俊明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作家，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和生平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以便能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养分，早日实现中国文学从高原向高峰的迈进。

为此，作家出版社特邀请当代最具影响力与活力的评论家、学者，以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相结合的阵容，撰写一套全新的“中国当代作家论”。

丛书采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以一对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作品。重点放在作品上面，覆盖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所有作品，尤其是作家代表性、标志性作品上，结合时代风貌、社会思潮，以客观、理性、对话的态度，深入研究作家的精神构成，透彻解析作品的精神实质，以期达成阶段性的短期内难以超越的作家研究成果。

【内容简介】

于坚，“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这本关于于坚的专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论”“文本细读”和“文学批评”甚至“文化研究”，而更像是随笔、对话（潜对话）、印象记、读后感、杂谈、传记、索隐和评注。作者用诗人批评家的方式细读和还原于坚，在随意、散漫的氛围中寻找于坚诗歌、散文内部的秘密和多样性。 

【内容节选】

于坚早期代表作《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完成于1990年2月）与布罗茨基写作《黑马》和史蒂文斯完成《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一样，都通过“元诗”的方式在一个物象之上投注了诗人个体主体性的极为开阔、精深的观照。不同之处在于，《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几乎穷尽了一个诗人对“乌鸦”的所有常识、隐喻、语言、印象以及想象力。从这一点上来说，于坚和布罗茨基在《黑马》一诗中做的是同一件事。《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也代表了此时于坚诗歌观念的调整与更新。这既与个人写作的转捩有关，也与当时整体性的时代精神境遇勾连。而早期的于坚，也不可避免和同时代诗人一样使用传统型的抒情性的隐喻和象征，比如1986年的那首《在漫长的旅途中》，那黑夜旅途中的灯光是“含情脉脉的眼睛”“黄的小星”，而灯光显然也是某种理想化的慰藉与精神呼应。而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于坚则显示了一个诗人综合处理事物的卓异能力。多年后于坚解读了自己的这首前期代表作，“这是一场语言游戏，我与乌鸦这个词的游戏，它要扮演名词乌鸦，我则令它在动词中黔驴技穷。但是，这仅仅是语言学的游戏么，恐怕不是，这种游戏是富于魅力的，仿佛是为一只死于名词的乌鸦招魂。它复活了吗？我不确定。”

“词语的招魂”就是重新命名事物以及对词语的再度激活。这既与诗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有关，与语言的求真能力有关，更与当时汉语诗歌场域中一个诗人精神主体性的庞大和智性的反思能力有关。汉语诗歌只有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开始了反思和检视期，尽管这一时期仍然伴随着大量的毫无意义的诗人之间的争吵和不团结的火气与怒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在那一时期具有一定的写作和精神的双重启示性的意义。诗人如何完成对事物和精神性现实的命名，如何在有效的语言方式中虚构出更深层的真实，如何在一个物象那里穷尽所有的想象力，这首诗都做出了示范。

“乌鸦”是词语叙述中的“乌鸦”，显然已经不同于纯身体构造的鸟类（“在往昔是一种鸟肉　一堆毛和肠子”），也与饥饿年代诗人所企图征服的鸟巢里的肉体的具体的鸟有别，而成为精神对位过程中与日常表层现实和惯性的语言构造所区别的精神征候和象征物，比如对“黑夜修女熬制的硫酸”“裹着绑腿的牧师”“是厄运当头的自我安慰”“对一片不祥阴影的逃脱”的语法的反讽。这样的带有“第一次”言说和命名的难度是巨大的，需要对常识和语言的惯性进行双重的去蔽。

这是一只“语言的乌鸦”，是经由词语说出的另一种事实，“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但作为诗人　我还没有说出过　一只乌鸦”。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焦虑，这种焦虑显然不是于坚个人的，而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在畸形的政治文化中，很多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定型和僵化，诗人的语言能力降到了冰点。为此，语言的焦虑一定会在特殊的情势下转换成为新的语言事实——对事物的重新命名能力的恢复。由此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将于坚的这首诗看作是一场八九十年代诗歌语言革命的一个并不轻松的诗歌语言学样本和案例。而这样一场语言的革命，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这种活计是看不见的比童年/用最大胆的手　伸进长满尖喙的黑穴　更难”。这实际上关乎以往整体性的象征、隐喻和神话原型系统。长满语言老茧的手要重新艰苦劳动，让那些老皮脱落，让那些新鲜的肉在阵痛中重新生长。于坚不是在与一只“乌鸦”作战，而是要与已经僵化的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作战。词与物的大战已经拉开——

我想　对付这只乌鸦　词素　一开始就得黑透

皮　骨头和肉　血的走向以及

披露在天空的飞行　都要黑透

乌鸦　就是从黑透的开始　飞向黑透的结局

黑透　就是从诞生就进入永远的孤独和偏见

乌鸦，成为诗歌代表的道德之恶与善之间的分界点。这种诗歌认识论的偏见显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吸附一切的黑箱，“乌鸦”正是那一只神秘难解的“黑箱”。诗人能否最终找到打开箱子的钥匙则未为可知，而打开黑暗的密钥只能靠那些真正具有创设性的诗人。就像乌鸦这只不祥的鸟一样，语言也是不祥的，因为任何挑战性的独立的语言都要经受住箭矢的“无所不在的迫害和追捕”，因为这同样是一个充满了“恶意的世界”。据此，诗人就是那个对笼统天空的打洞者，他手里拿着语言的钻头。某一个人人共知的公共性事物进入诗歌的时候其携带的集体印象以及惯见显然会形成吸附性，“你们　于坚以及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是一只乌鸦巢中的食物”。以往宗教的圣词、民间的巫词以及黑夜豢养的变形的“天鹅”并没有揭示出真相，而是一层层加重了认识的黑暗。“我丧失了对这个比喻的全部信心”，是的，诗人在命名过程中还要忍受准确的词语到来之前的失声和沉默，“我说不出它们　我的舌头被这些铆钉卡住”。当你说出一个词语，立刻就会有相反的情势出现。那些可见之物的不可见的暗示才是诗歌的内在秘密。“乌鸦”以及相似的事物使得诗人成为旋转木马，看似在飞速地前进但是始终围绕着一个固定的轴和中心而无法摆脱。诗人在语言漩涡中就是要挣脱这个离心力，当然要有接受挫败的心理准备，“我就想　说点什么/以向世界表白　我并不害怕/那些看不见的声音”。

此后，《在丹麦遇见天鹅》（1996）、《赞美海鸥》（1997）、《鱼》（1997）等这些“元诗”都是对传统诗歌物象学和语言学的反拨，从而掀起“白色的生物学的风暴”。

于坚对这些诗歌经典意象所蕴含的心理结构和刻板认识的拨正，也对应于一个诗人的语言态度和诗学观念。语言的焦虑，试图写出崭新词语，成了于坚诗学生涯中最为显豁的情势，甚至几乎无处不在。这种焦虑使得诗人在事物和词语面前有着难以言说的无形压力，当然也使得一个诗人的语言能力在自觉中不断提升——

可为什么当我描述一种现象　所有的词

全是来自死神的字典？　难道

对于这个世界　我的语词已经如此魂不附体

诗人与词语的关系多像是一个人频临死亡的临界体验——前所未有，焦虑与新鲜，日常与反日常的神秘博弈。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型构的诗歌所需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诗人的想象力，而是特殊的想象力——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语言求真意志。这使得所牵涉的物象或心象成为一个精神场域，日常、历史和精神相互勾连后生发出化学效应，从而具有了美学和历史的双重重要性，“我从未见过上帝　但我经历过人民攻击他的/革命　可以改造国家　思想　甚至宣布上帝已死/但革命　无法改变一只海鸥越冬的路线”（《赞美海鸥》）。这种元诗写作和更新的诗歌观念正是后来的人们津津乐道的于坚的名言和美学圭臬——“拒绝隐喻”。这种写作方式更能在反向度的意义上呈现和还原，这体现在于坚的诗歌中就是那些日常场景和细节的闪光，当然在本质上它们仍是诗歌的隐喻，只是使用的方式和效果不同。经由“具体”和“简单”完成的好诗其难度更大，“但从未有人注意过这生物的细枝末节/比如　它那红色的　有些透明的蹼/是猛扑下来　抓牢了大地的/一点点”。说得形象一点，这是对诗人“视觉”和“眼力”的重新擦亮。

由此，无论是具体到于坚的“拒绝隐喻”还是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或者恢复到初始阶段的元隐喻，回到日常和身边的平民态度以及口语吁求的“诗言体”，都具有某种近乎革命性的意义。于坚则在尝试着重新回到语言和事物初始状态未经任何“污染”的命名关系。语言与世界的第一次“遭遇”——

我梦想着看到一只老虎　一只真正的老虎

从一只麋鹿的位置　看它

让我远离文化中心　远离图书馆　远离动物园

越过恒河　进入古代的大地

直到第一个关于老虎的神话之前

我的梦想是回到梦想之前

与一头老虎遭遇

一个诗人写出的不再是图书馆、神话和梦想中的那只无效的死去的“老虎”，而是要重新回到事物本身，“我的梦想是回到梦想之前/与一头老虎遭遇”，从而将单向度的语言逆转和拓殖为多向度的语言。

词，如其所是。这也许正是诗歌语言的秘密。由此考察，我们可以在互文的关系上看到一些诗歌文本在这方面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性并不是仿写，有些许相似而又如此不同。这是重新命名的过程，在语言的层面呈现了事物的真实和可能。比如，博尔赫斯的《另一只老虎》。

在此，我想以“秋天”为例，谈谈于坚的写作实践和更新的语言观念与自觉意识。

诗人必须把那些空洞的、预设的词语和语义以及附着其上的体制、政治、文化、宗教、知识（尤其是西方诗歌的知识体系）、常识、主义、思想等等统统撤换掉。当然这一切具体到写作实践又并不是任何诗人能完全做到的，“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使用玫瑰一词，至少我从我母亲、我的外祖母的方言里听不到玫瑰一词。玫瑰，据我的经验，只有在译文中才一再地被提及。”  只有这样，才能让事物自身来呈现，让生命体验得以复兴，让语言重新完成对事物的命名，而不是靠惯性的语义循环来复制一首与生命和语言毫无关系的复制品。

我在秋天写作

这仅仅是一个文雅的好习惯

周围并没有任何迹象

与唐诗中记录的秋天有关

也有一个统治着一切的庞然大物

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辽阔地盘踞

但那不是秋天

不是田野上的仙鹤　不是风暴中的牧笛

哦　那在八月无所不在的

是自来水厂的管道　是生锈的

水表　在公寓的一角

计算着　潮湿的面积

于坚在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基本上重新反思了以往关于“秋天”写作的痼疾，比如相应的话语制度、诗歌秩序、词语空洞。当诗歌转入八月的自来水厂生锈的管道以及公寓内潮湿的地面，也才真正进入了体验和词语的内部。这是两种写作方式的较量。于坚这一时期的诗歌几乎一直在贯彻着这一写作路径，尤其是那些陈词滥调的意象、情感和经验都必须被去除。诗人并不是在诗学惯性中建立起来的诗性场景，比如秋天，而是在与个体生命的体验和经验有关的现实和现场中进行发现和创造性写作，“早上　刷牙的时候/牙床发现　自来水已不再冰凉/水温恰到好处/可以直接用它漱口/心情愉快　一句老话脱口而出/‘春天来了’”（《便条集·18》）。

在这些以诗论诗的元诗写作实践中，诗人树立起来的是崭新的诗歌世界观。在八九十年代，于坚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是《想象中的锄地者》。

锋利的锄头　犹如春天　被大地的边沿磨过的光芒

这个象征是错误的　什么是春天的光芒　请指出来

是河流的肤色　还是树皮上的露水　或者是一匹母马平行于河岸的脊背？

是羊群毛尖上的亮色　或者是磨坊　被风吹开时暴露的干草？

是苹果树某一位置的叶子　或者　来自天空　乌鸦旋转时的角度

惟一的来自金属的光芒　被这个农民的手高举

四十岁的农民　他的锄头二十五年前购自供销社

在秋天麦子丰收的地点　把残余的麦根挖掉　种土豆和南瓜

劳动使他高于地面　但工具比他更高　高举着锄头　犹如高举着

劳动的旗帜　又是象征的陷阱　谁能接着对一把锄头使用　飘扬？

下一个动作　必须向地面坠落　锄头才能很深地切开坚土

他的动作必须对故乡的传统负责　当兔子从他的胯间奔过　锄头恰好栽进地中

他锄的不是大地　那是一个更辽阔的概念　他的土地是小的

两亩半　在村子西头　马过河的岸上　有着核桃树和石榴树的那块

他的土地在去年叫作麦地，今年变换称呼　要与粮食吻合

春天的正午　我想象一个农民在距我六十公里的郊区锄地

作为我想象中的春天的核心　是一把锋利的锄头　我已陷入陷阱

我没有想到的是　当兔子跑过他的土地的时候　爪子带走了好些新土

那是春天的另一个核心　我却没有表达

对于“抒情”和封闭性的“词与物”（能指与所指）的重新清洗成为于坚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除了刚才提到的《想象中的锄地者》之外，还有《关于玫瑰》等诗。

于坚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处理了大量的“玫瑰”意象，比如《关于玫瑰》《被暗示的玫瑰》《正午的玫瑰》《正午的玫瑰　另一结局》。这既是一种语言学层面的“拒绝隐喻”，又是生活态度、日常观念以及诗人的世界观意义上的谱系性的“元诗”写作。

在《关于玫瑰》这首诗中，于坚对一种知识化的诗歌写作进行了彻底地不厌其烦地列举式的反思，比如对春天、四月、玫瑰的“美好性”修辞的策动，将垃圾场、黑暗、污秽、细菌和“玫瑰”并置在一起。四月也可能是污秽的、黑暗的——起码在诗歌中可以如此。

在进入这个已经被记载于抒情诗的月份之前

一只苍蝇不知道它能否进入“苍蝇”

一朵玫瑰不知道它能否进入“玫瑰”

一只候鸟不知道它能否进入“候鸟”

并非所有的事物都能像历史上的四月那样进入四月

在我索居的城市　四月未能在四月如期抵达

它未能穿越玻璃的黑暗　铁的黑暗　工厂的黑暗

未能穿过革命者仇视旧世界的黑暗

在一个没有苍蝇的四月怀念着同样没有出现的玫瑰

这就是世界的黑暗　四月没有穿越的黑暗

《被暗示的玫瑰》作为一种想象性的场景对接起精神生活的无着感，甚至这一想象真的会改变现实生活的瓦砾、砖头和杂草。而在这些诗中“玫瑰”和“花园”显然成了吊诡的龃龉关系，期待的和现实的二者之间发生了不断摩擦。

春天中我们在渤海上

说着诗　往事和其中的含意

云向北去　船往南开

有一条出现于落日的左侧

谁指了一下

转身去看时

只有大海满面黄昏

苍茫如幕

【作者简介】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著有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怀雪》，专著《尴尬的一代》《无能的右手》《悬崖上的陌生人》《远方有大事发生》《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从“广场”到“地方”》《变动、修辞与想象》《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等。曾获“诗探索”评论奖、年度青年批评家表现奖、大昆仑杰出诗歌批评奖、《诗刊》《南方文坛》《扬子江》《山花》《滇池》《星星》《诗选刊》年度评论奖、第四届“后天”双年批评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