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河北省大型文学刊物《长城》组织的第二届“《长城》论坛”上，关仁山、李延青、宁肯、周立民、李国平、曾哲、乔叶、罗伟章、姚鄂梅、王小王、于晓威、苏北、张敏利、苗艺、李秀龙、杨金平、刘建东、李浩、王志新等作家、批评家，就当下文学的持守与创新、当下批评品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为什么总是批评家在说话？”
　　“为什么总是批评家在说话？”作为青年批评家的周立民，借着作家曾哲的一句貌似玩笑的牢骚继续发问，他认为，这种状况值得警惕和反思。而这一问题导致的可怕后果是，我们现在文学的评判依凭的是那些批评家简单、单一的趣味，依凭这种话语权力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规范”，其结果是可怕的。他说，我很能知道哪类作家、哪类作品能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如果你在其中加入某个“异类”，马上会遭到删除。被批评家关注的往往是简单的、一般化的作品，它肯定会暗示作家的创作，“就像乌鸦一样飞在文学的上空。”
　　与会者对所谓的学院批评也进行了反思。批评家、《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指出，当下许多的文学批评根本没有文学感，读起来味同嚼蜡，所以他更希望能有作家和写手参与到文学批评中。周立民谈到，当下的所谓学院批评有被媒体和商业操控的嫌疑。他追问，批评家背后站的是谁？是商业、出版社的利益，是哥们儿交情，是名家策略，现在，许多在赶场的批评家不读作品，也读不懂作品，本质上并不爱文学，而经他们培养的学生这种状况更为突出，许多人考研考博只是为稻粱谋，对文学的感知能力很弱，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很令人担忧。
　　“为什么总是批评家在说话？”青年作家王小王认为，当前，文学作品的批评跟进、文学评奖甚至作品发表很大程度上都由批评家把持和影响着，他们有更大的发言权，有些作家即使意见不同也多数噤声——自己的研讨会还需要这些人呢。“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太好了”，这也同样是批评家的无奈。在文学场域里，他们与作家的关系实际上是尴尬的，对他们来说真话也不是那么好讲出来的。作家苏北谈到，虽然自己没有写好，但他通过自己的阅读经验也可认定，现在推出的许多作品都是很烂的，他期待能够被好的作品所打动。
　　于晓威对当下的文学评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说，面对繁复、浩渺、多样的文学，评奖能不能促进文学的繁荣，还是对它的多样性进行着扼杀？如何保证作家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而不是一味迎合批评家品味？
　　“我们的精神资源从哪里来？”
　　李国平指出，文学思想资源应当得到重视。现在，作家、批评家如果说有一个相对的共识的话，那就是“回到小说的基本面”，回到对小说的基本要求，重提小说的思想性、思想感。他说，写作应当和当下的社会现实、人文思考、哲学话题有着共生同构的关系，像《白鹿原》的出现，如果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刺激是不可能的，回过头来，它的出现又进一步刺激当时的文学思潮。而现在，我们的文学对种种思潮的反应是相对慢的，它无力深入触及我们的生活现实。批评家们，对当前的文学现实和阅读现实都有着普遍的焦虑。《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包括电视剧《大秦帝国》等作品的出现，反映出的也是一种思潮，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在坚守小说基本面，寻找文学新的精神资源等方面，海外华人作家的优势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宁肯以一位英国作家的创作为例，谈到作家的极端个人化和知识、智慧宽阔度，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应当具备“上帝视野”，可以成为另一个上帝，可以成为和上帝对抗的“魔鬼”，他的写作应当呈现与上帝的角力，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他个人的强大力量。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实在太少了。
　　“创新坚持”与“从来都不想创新”
　　尽管会上并无“交锋”，但观点的分歧还是显见的。
　　宁肯强调，创新、创造，是文学存在的核心理由，是文学的首要品质，而它在近几年被忽略了，被让位于一些真真假假的其它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就是想写出有价值的作品，追寻和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假如没有创新，多一部少一部平庸之作又有什么意义？商业成功和文学上的成功不在一个概念中。单就形式而言，在先锋文学之后，在西方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的文本试验之后，“形式创新”是不是就不可能了？不是，肯定不是，这样的说法是对作家的禁锢。当年，列夫·托尔斯泰就曾预言，形式创新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基本完成，留给作家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可就在他之后，现代小说才开始萌芽，那种突变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宁肯以自己的写作经验为例，说明打开这种禁锢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创新是境界的问题，而不只是技术的问题。”
　　于晓威说，在这二三十年来，关于创新，谁也不如作家焦虑。文学在文学史上被记录下来，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创新性。而所谓对传统的坚持，部分也会造成对传统的遮蔽。他认为，“写什么”与“怎么写”应是互为表里的，技巧更是思维的方法，是世界观。“创新是文学永恒的发动机”。
　　“我从来都不想创新”，作家罗伟章说，这是汪曾淇先生的一句话，也是他对文学要说的话。如何创新并不是一个作家要考虑的，他要写下就是了，他要守住自己就是了。乔叶在随后的发言中也表达了她对这句话的认同，认为创新是作家在饱满之后的忍不住，不应是找来找去。姚鄂梅也在发言中谈到自己对创新和持守的看法，相对而言，她更喜欢像辛格《傻瓜吉姆佩尔》这样“简单”的、却有动人力量的小说，太强调技术创新并不是对文学的敬重。作家现在的问题是想像力没有完全打开，而技术创新，其实相当于为一个美人选择合适的漂亮衣服。
　　曾哲说，对于创新问题的担忧，更多的应当指向批评家：你们太不创新了，对文学进行批评时运用的都是些多么概念化的旧武器啊。
　　周立民谈到，我们应警惕借创新之名的“经验归零”，它完全不知传统，不借助传统，所以在它那里常有灵光一现的地方，也有相当拙劣的地方——这在许多的网络小说、流行小说中多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