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床，最先听到的，必定是那声音苍老、略带沙哑的叫卖，这沙哑极具力道，仿佛千万碎金，刷啦啦穿过窗玻璃，直扑我的耳朵：虾——米嘎嘞，虾——米嘎……我侧耳听过之后，狐疑地看向母亲，母亲和父亲对视一下，同时偏过头，静静地等待下一声悠扬响起，结果还是难以破译。我们无法分析虾米嘎是什么东西，我们倒是买过小包的虾米，透着大海的鲜美。每天早晨，这个卖着古怪东西的老头子推车从街道上经过，我们的耳朵里灌满了古怪莫测的“虾米嘎”。直到有一天，母亲按捺不住走出院子，怀着揭晓谜题的兴奋，叫住穿一身洁白制服的老头儿，走到近前，看他利落地揭开雪白的麻布。母亲的心跳略有加快，一眨不眨地盯住他灵活的手，嗬，盖在下面的，原来是香甜劲道的江米糕。米糕上的红枣蒸得又甜又糯，因为镶嵌在一日三餐之外的米糕上，身价似乎也倍增起来。在童年的目光看来，就像皇冠上的红宝石——尊贵，不可多得。老头子切下黄澄澄的一块，用塑料袋装了，递到母亲手上。提着江米糕回家的母亲，脸上带着见证奇迹的得意。我满足地咀嚼着江米糕，体味那不可多得的筋道嚼劲。江米和红枣混和一体的香气，像光滑细腻的丝绸，纠缠着因为寡淡而倍加敏锐的味蕾，直到多年后旧事重提的言说里。我家很少买米糕，因为它不是饭食，却比馒头包子都贵。母亲说，每一毛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我家就那么一把菜刀，干什么总要浪费在磨刀上？我一度大惑不解。

我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据说前身为面点厨师、干净整洁的外乡老头子，连同他神秘的叫卖声，在某一天早晨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的凭空消失，就像他冒失地出现一样，神秘而平常，似乎他和盛着米糕的手推车都是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无论出现与否，都那么自然而然，没什么大惊小怪。卖江米糕的老头，报时钟一样准时出现在街道上的老头，就这样被某一阵说不清来由的风，刮出了我童年的视线，同时，也以这种奇怪的告别方式，长久地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

夏天是一年中最为高亮的部分，除了热，还是热，各种形式不一的热：阵雨来临之前潮湿的闷热、天气晴好光线割人的酷热、低气压覆盖蒸笼般黏滞的潮热、走在明晃晃的街道上，知了一声一声纠缠的烦热……这时候，一只雪白的、透着一股子冷气的冰棍箱及时出现，是能救人一命的。

街道上的吆喝声，顶数夏天最为频繁。冰棍、赤豆冰棍、绿豆冰棍、山楂冰棍、奶油雪糕……从那些年的吆喝声中，一个县城里长大的孩子就记录下这么多种类。也许，还有过别的，真的想不起来了。坐立不安的夏天，还有什么比远远传来的叫卖声更牵动一个孩子敏感的神经？尤其是这个孩子，生活在一间处处别扭时时纠结的西厢房里。

我很早就知道有一本叫《西厢记》的书，舞台上，机敏伶俐的红娘风头劲猛盖过小姐崔莺莺。当年，春心涌动，私会张生的崔莺莺对西厢作何感想我无从得知，我只能肯定地说，作为在西厢房里度过整个童年的毛孩子，对于身居西厢之苦，有着切肤的体会。正房敞亮的光景如同北方的天气，四季分明。北风呼啸的冬天，阳光早早投到温暖的火炕上。上屋正房里，当日应承下公爹临终的嘱咐，带着孩子誓不外嫁，终挣下这套院落的老太婆皱巴巴的老脸，在日头晴暖的抚摸下，如同热水杯里卷拢的茶叶，渐渐舒展开来。匆匆跳下墙头的老猫躺在火炕上，享受地蜷成一团，洒入的阳光刚好把它照个正着。在夏天，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毒辣的日头不远不近打在房檐的荫凉前面。屋子是荫凉的、透风的，过堂风时而拂过，树上的蝉也羡慕这般好光景，趴在枝叶间不停地叹息：凉快，真凉快……春秋两季，温凉宜人，还有什么可说。

一应器物浸泡在昏暗光线中的西厢屋，仿佛终年处在另一个纬度。黑，暗黑，幽灵般的昏昧。一个进入西厢房的人，首先要经受视力的挑战。早一些，太阳还没爬上东厢房的房脊。日头的蹿升是很快的，三下两下，一个不留神，攀上颤摇摇、比屋顶更高的老槐树巅，颜色也从鲜红过渡为掺杂一丝橙色的明黄，越发耀眼了。这时候，西厢房该浮出黑暗的海平面了吧？不，老天绝无此意。就是刚才这么一跃，太阳跃过了西厢房的窗子，投下织锦般的七彩光线，不偏不倚，如万簇齐发的箭矢，齐刷刷无一遗漏，射上了西厢房的房檐壁角。这下好了，眼见它越升越高，沿着天空弧形的轨迹，攀升到房顶正中。接下来的时间里，太阳循着一条神奇的抛物线，沿着西天加速下滑，直至坠入西山远天后那爿荆棘丛生的杂树林。因而，一个久居西厢房的人，必定呈现缺乏光照的病态，一种缺乏血色的苍白。

尤其夏季，整个大院里的暑气，似有知觉般聚拢一处，仿佛凶猛的莽汉提着高温的腾腾杀气直奔西厢房而来！一片树叶的荫凉都变得极其珍贵，热浪一波波涌入西厢房白花花的绿纱窗。东方刚刚隐现鱼肚白，暑气就从望不见的地平线那头聚集、蒸腾。7点才过，便在西厢屋里翻涌着横冲直撞了。灼人的阳光，丝毫不漏地倾洒在窗台上，随之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蔓延开去。

厢房里的孩子还有什么想头？躺在凉席上，像一条风干的鱼一动不动，听蝉鸣在高枝上呜哇呜哇不眠不休。渐渐地，那蝉鸣加了力道，变得黏稠而有韧性，像一道道白亮的绳索，细密如蛛丝，把她捆绑得牢牢的，渐渐地，呼吸也不顺畅起来。朦胧入睡时，传来一声模糊的吆喝：“冰——棍——冰——棍——不甜不要钱咧。”她忽地睁开眼睛，猛力扯一把耳朵，是真的吗？那声音细如蚊蚋，从门缝里扁扁地钻进来。事实上，窗门大敞，她更怀疑起这如梦似幻的一声叫卖。就在她侧耳凝神之际，传来稍为清晰的第二声吆喝。她准确捕捉到声音的方位，是打东边过来的。她迅速跑到外间，紧张地招呼母亲，快，卖冰棍的来啦！好像迟一点，那卖冰棍的就像夜空里的彗星，从大门口“嗤”地一下子滑过去了。

其实，卖冰棍的还有好一段路走过来。有几回，东边远远来了一个挎着冰棍箱子的人，走一忽儿，还要歇一歇。走近了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老太太慢性子，接过钱，抹一下额角的汗，再打开竹壳暖壶，拔掉堵了手巾的木塞子，伸手提棒冰的时候，一股森凉的白气冒出来，冰棒还没吃，那股凉爽劲已浸入肌骨。有时候，老太婆变成瘦骨崚嶒的老头子，杂草似的长眉像是挟着火气。更多的时候，是一脸青春痘的年轻姑娘。姑娘推一辆自行车，车两旁挂着白木箱，红豆、绿豆冰棍都有，还有那种淡黄的奶油冰棍。自行车多是推着，一路走一路吆喝。我从她的手里买到过一回苦冰棍。听人说，那是制作过程发生漏管现象。我不懂冰棍的制作工艺，但我能准确判断出，这是一支极苦的冰棍，就像人们常说的，比黄莲还苦。谁想知道黄莲有多苦，舔一下漏管的冰棍就知道。姑娘刁钻着呢，她一脸冰霜，坚决抵制我的说法：“哪苦啊，苦也就一点，吃上边就甜了。”我吃也不是扔也不是，只好拿回家里向母亲告状。母亲扔下搓衣板，起身冲出去。卖冰棍的姑娘还在原地，正极力怂恿两个玩泥巴的小孩，说她的冰棍比蜜还甜，比山泉还解渴。母亲手中的冰棍直接戳到她鼻子上：“不苦？请你吃吧！”姑娘艳阳朗照的脸转眼愁云惨淡。她一脸颓丧地从捂盖严实的暖瓶里取出一支递给母亲：姨，我错了……母亲则豪爽地表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还是人民的好同志。有一天，一个住在附近的女同学和她弟弟一块儿欺负我，揪住我的衣领不松手，非要我把小人书借给他们。她推着冰棍箱恰好路过。她跑到我家门口，扯开吆喝冰棍的大嗓门儿喊我妈快点出来解救。从此，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即便不买冰棍，远远见到，彼此也要亲热地招呼。所谓不打不相识，说的大概就是此般情形。

郭德纲说过一段《卖估衣》的相声。听过的相声中，实乃含金量颇高的典范之作。表演者把解放前老北京各种行当的吆喝一一操练过。那种吆喝，千真万确是唱出来的，说唱的腔调各具特色，吆喝的唱词也极富文学性。想起汪曾祺老先生提到煤炭铺门额上题：“乌金墨玉，石火光恒。”随口一读，那就是诗。接生婆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平常言语，诸多悬念转瞬化作洋洋喜气。这都是民间行当闪现出的艺术的辉光。显然，童年的县城里，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要逊色得多，诸多衣着黯淡的往来吆喝，喝念的是“有大粪——的卖钱——”或者“磨剪子嘞，戗菜刀！”也有“破烂的卖钱！”“收头发，收长头发！”这些怪声怪气的吆喝直白得很，为了谋生，像断线的风筝朝着低处一头猛扎下去。而我想说的不是这些。如今的童年，再看不到沿街叫卖的民间图景，无论卖冰棒的、收大粪的、收破烂的、收头发的，像被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一溜烟没了踪影。仿佛小时候的担忧真的变成现实，不过慢了一步，就一阵风似的消失了。随着吆喝声渐渐沉寂，一个时代的面影消磨净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