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念人所著长篇小说《地怨》讲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乡村》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学瑞克服千难万难，坚贞不屈地与穷凶极恶的腐败分子潘沿美一伙作斗争的曲折艰难的故事。在故事中，省乡村厅厅长潘沿美伙同刘赌伟、邝水扁、林魁、宋彪等腐败分子对在《乡村》杂志上写文章揭露腐败的王学瑞进行了疯狂的迫害打击，非法查封《乡村》杂志，对王学瑞停职审查、停发工资，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加以陷害，甚至动用黑社会在王学瑞家纵火并殴打王学瑞。王学瑞并不屈服，始终坚信上级能够为其平反昭雪，在莫晓兵、黄平、覃浮、朱大海等人的帮助下，他坚持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省有关部门投诉，先后写出投诉材料达二十多万字，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到省委投诉一次。在漫长的投诉历程中，尽管洗去了“贪污”的罪名，但补发工资、恢复工作、追究潘沿美等有关人员责任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用血和泪写成的一封封、一件件投诉信发出后又悄悄地转回到潘沿美那伙人的手中。潘沿美有恃无恐地对王学瑞进行迫害，勾结黑社会组织“黑衣党”，让“黑衣党”对王学瑞拦路打劫，将其打成重伤。至此，王学瑞彻底绝望，怒投珠江。这个故事的悲剧性结局证明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中指望以法律手段来遏制腐败最终只能是缘木求鱼。

 要理解这种悲剧的必然性就一定要联系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背景。那么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究竟是怎样的时代背景呢？小说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南方的一个省。我们知道，中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正式拉开了单干私有化（官方说法叫“改革开放”）的序幕。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志着搞私有化取得阶段性成果。此后，私有化运动高歌猛进,大行其道。资本主义复辟过程既是一个培植资本家阶级的过程，也是一个私有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复辟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在野蛮性方面一点不比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原始积累逊色。通过国有企业砸三铁、“减员增效”的下岗、国企改制等一系列运动，数千万人一夜之间下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大量的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化公为私，进入资产阶级的腰包。私有化运动既体现为资本主义复辟时期的私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也体现为统治阶级的腐败过程。正因为腐败在资本主义私有资本原始积累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度评价腐败，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统治阶级的腐败表现为两种：一种是有法律外衣保护的，如国企改制、管理层持股等等；另一种腐败是没有法律外衣保护的，如官员贪污受贿等等。

 九十年代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排头兵，腐败问题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小说《地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结合以上时代背景考虑，王学瑞的悲剧不可避免。

 首先，既然腐败是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统治阶级培植资本家阶级，进行私有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并且是统治阶级的普遍性行为，那么王学瑞曝光揭发腐败危及的就不仅仅是潘沿美一伙人的利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危及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正是王学瑞投诉无路、状告无门、四处碰壁的根本原因。即便是没有潘沿美，王学瑞不贪污、不受贿、坚持不懈地曝光揭发腐败的行为也会受到其他腐败分子的抵制甚至迫害。

 其次，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在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的中国，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统治阶级，当然法律就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指望通过法律手段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是不可能的。王学瑞对此没有清醒地认识。他始终认为党内贪腐的只是少数分子，党和政府最终会主持正义，为他平反昭雪。而小说中腐败分子对法律的认识就比较到位。例如，潘沿美说“我们制定的政策、法律是专管老实人，专管平民百姓的，当权者是管不到的……”；邝水扁说“上级说的就是法律”。正因为这些腐败分子非常清楚法律的真实作用，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腐败并打击迫害反腐败的人。

 再次，统治阶级也会写反腐的官样文章，抓几个腐败的典型。不过，那些反腐官样文章只是给老百姓看的，并不准备真正实行；他们把反腐作为整肃政敌和异己的手段，报纸上曝光的腐败者一般都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失败者。

 综上所述，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利用法律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是没有出路的，王学瑞的悲剧不可避免。要想彻底根除腐败，只有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动群众，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性大民主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