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更趋向于一种文字符号的“定制”生产。那么，以灵性与感性见长的诗评家，能否把自身的思维与判断、灵性与激情、想象与回忆不至于“版式化”，不至于沦落成为“一体化”的技术表达，这就考量着诗评家在技术解放符号力量的同时，究竟是使诗歌课题生产工具化，还是让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成为批评家文化性灵的零部件？在此，我想特别说一说以“一线诗人”的身份活跃在中国诗坛的批评家吴投文。

   纵观吴投文的“新诗批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他的《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还是对《新世纪诗歌语言的整体考察与症候分析》；不管是他对《新诗史视野中的“草根性”诗学及其走向》的分析，还是对《新世纪诗歌的传播格局与新诗文化的缺位》的透视；不管是他对《湖湘文化的诗性抒写——当代湖南诗歌的整体考察》，还是对《新诗史视野中的“草根性”诗学及其走向》的思考；不管是他的《“唯洪湖能保全自己”——从诗集《蓑羽鹤》看哨兵的洪湖书写》，还是他对《于坚的口语诗学及其内在路径》的探究与辨析， 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出吴投文在极力回避网络时代“一体化”的技术表达，看到他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还原”批评家的思维与判断、灵性与激情、想象与回忆。可以说，吴投文的诗歌批评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给我们留下诗歌批评的“风向标”：

一、思维与判断：让新诗批评“硬生产”“软着陆”

   众所周知，当今网络社会虽说更趋向于一种文字符号的“定制”生产，更趋于“一体化”的技术表达。但是，今天的文学评价标准是多元的，有豆瓣评分，有网友投票，有发行数指标，更有各种各样的大数据支持。在有如此多数据的情况下，还需要像吴投文这样的批评家的判断和评价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有许多判断和标准是由机器和大众参与的，取的是平均值和高点击，而与真正的艺术判断无关。而且，越是在大数据流行的今天，越要不追随大众和大数据，越要有批评家应该有的判断、应该有的思维主体性。就拿吴投文的《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一文来说，吴投文认为：“中国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扭结。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性条件。”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诗歌批评，尤其是新诗批评的“硬生产”，而“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则是新诗批评“软着陆”的三个助推器。正如吴投文在该文中所说的那样：“新诗之‘新’并不只是意味着一个历史过程，同时意味着以隐形的艺术方式和力量重塑诗人和读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意味着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推进诗歌文化的再造。”那么，这个诗歌文化的“再造”，即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的形成。这样，就为新诗批评的“硬生产”提供了“软着陆”的先决条件。由此可见，吴投文新诗批评的“硬生产”就是对新诗文化“期待视野”的预设，就是要确立新诗文化“期待视野”的合法性，并且揭示新诗每一个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结构如何造就不同的新诗文化“期待视野”。而新诗批评的“软着陆”正是为批评家的个性留出一席之地，进而开拓一片自己的思维空间，强化批评家的个性质量，特别是有个性的批评家能以独特的观点扭转人云亦云的成见，甚至改变承传多时的共识。

二、灵性与激情：让新诗批评充满人性的光辉

   不可否认，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整个社会对文学批评的信任度正在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根源在于学院化体制导致很多批评家已经不以“人的声音”说话了，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喜欢“论文腔”。那么，吴投文作为身处学院化体制下的批评家，他的批评说不说“人话”呢？答案又是肯定的。可以说，吴投文的新诗批评，不仅擅长说“人话”，而且说得是那么富有灵性与激情。就拿他的《于坚的口语诗学及其内在路径》一文来说，吴投文对于坚的诗歌评述是那样的充满活力：“在他近几年的写作中，他愈益像一个文字的炼金术士着迷于口语的纯度，力图拆卸文化传统强加于语言的负荷，让语言回到自身的命名之中，他的诗歌往往显示出奇崛的个性色彩和丰富的面部表情”。是呀，在吴投文看来，要使诗人与批评家的角色“和睦相处”，只有先从摆脱“论文腔”做起。为此，他没有一味地把诗人的感性角色与批评家的理性角色“一分为二”。我观察到，吴投文的诗歌批评，常常让诗人的感性角色与批评家的理性角色成功“置换”，也就是说，他的诗歌批评在确保学术性与专业性的前提下，一点都不沾染“学究气”，一点都不“老气横秋”。他主张诗人与批评家的“合一”，主张诗人的感性角色与批评家的理性角色“无缝粘连”。他的许多诗歌批评，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感性角色与理性角色的“交集处”。他的诗歌批评的“引例”部分擅长向低处、向经验、向在场、向日常“取证”，无须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走钢丝”。比如，他对于坚的《0档案》是这样扮演感性角色与理性角色的：“隐隐地透露出无处不在的历史暴力形态，诗中弥散着一种令人揪心的紧张感和荒诞感，而特定时期普遍压抑的国民精神似乎窒息在词语的缝隙中”。由此可见，日常的交集之处、生活的弯道之处、世象的幽微之处、精神的精密之处，正是吴投文完成两个角色的“交换处”。

三、想象与回忆：寻找新诗语言的“护身符”

   当下，我们对批评界的确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比如，理论的拿来主义的简单运用使得批评变得浮躁，让当下的批评变成了令人尴尬的鸡肋，食之无味。那么，吴投文的新诗批评是否也存在着简单的“拿来主义”，而忘了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一场与时间博弈的的艰巨工作呢？此处的答案是否定的。应该说，吴投文对自己所从事的新诗批评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批评家依靠想象与回忆所做出的每一个判断，数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有可能会自我否定，当然也有可能是极好的、闪闪发光的预言。因此，批评家终生的工作都是在与时间较量。就拿吴投文的《新世纪诗歌语言的整体考察与症候分析》来说，他的想象与回忆，源于“新诗运动初期，新诗先驱者的焦虑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新诗的语言问题上”，终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语言探索也暴露出在沉潜和深化中的无序状态和认识上的误区”。由此可见，新诗的言说方式与内在规定性，至今没有完整而系统的“科学”定性。时至今日，“科学”是一个公认的褒义词，如同一个护身符，“科学”保证了各种结论的合法性。然而，新诗语言的“科学”定性能否在新诗“个性”的言说视角、感受力和表述风格等方面留足空间，这是很多诗评家对新诗研究较棘手的问题。为此，吴投文在《新世纪诗歌语言的整体考察与症候分析》是这样认识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诗歌语言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转型关头，尽管由诗人自觉的语言意识所带动的综合性创新已经显示出初步展开的迹象，表明诗歌语言的变革意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化到新世纪诗人的创作中，但部分诗人语言能力的弱化仍然令人担忧，诗歌语言实验的路径和限度似乎仍然处于迷乱之中，在相当多的诗人那里，诗歌语言内在的诗性内涵仍然耗散在过度随意性的挥霍中，这导致新世纪的诗歌语言变革并没有转化为一种整体性的创新效应”。很显然，吴投文对新世纪诗歌语言的整体考察与症候分析，立足于新诗语言需要完整而系统的“科学”定性，需要最大面积的认可，而不是界定诗歌某种客观、恒定的性质或规律。

   如今，通过各种自媒体，大量写作者拥有了崭新的发表和出版平台，他们借助新兴电子媒介发表作品，收获读者，自我经营，特别是以“说诗歌”的原创作品大量出现在当下诗坛：亲切率真的口语表达、亦真亦幻的视觉画面、触手可得的在场视角、交融互动的个人体验，更新了受众对新诗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更具颠覆性的则是原本处于被动接受一端的受众，一跃成为诗歌传播的主动者和发起者。站在这样的“结点”上，作为诗人兼批评家的吴投文，如何助推热爱诗歌阅读的人们，把碎片时间转化为绵延时态，把纷争不断的新诗引入“验明正身”的明鉴阶段，把浮燥而紧张的现实生活转化为殷实而灵动的精神生活，这就需要像吴投文那样，一方面懂得维护“现实幻觉”并制造“精神远方”的诗人身份，另一方面又善于对诗歌气息与时代气象的把脉与揭示，进而呈现出“诗歌图景”深处的时代本相与灵魂刻度，这便是我们对诗人、诗评家吴投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