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中国式反讽具有以下几个特质首先，反讽本身所含有的言此而意彼或是说与本意相反的特质，成为历经单一的话语方式的中国当代作家疗伤的重要途径，他们以反讽为重要的艺术方法，在实与虚、真与假、理想与现实的世界中穿行。同时，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反讽积极投入到对意识形态的鬼魅与话语障碍的祛除甚至消解之中。林舟曾有这样的分析：“反讽作为叙事的本体性存在，就小说艺术来讲，给我们带来的是小说的开放性，是对不确定性、多义性、复杂性的体验，对定见和单向度的否定，对可能性的发现。但是，我更想指出的是，这种方式就其本性意味而言，其根本的依据是小说家对所处时代的精神困境和危机的反应：……在根本上没有确定性的存在——信念、信仰、价值观，其所能做的只能是‘永久的悬置’，只能是以‘不是’去寻找也许并不存在的‘是’。”（《从〈爱情力学〉到〈扎根〉——韩东作品片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 确实，中国当代作家无论是其精神层面还是其小说创作层面，都陷入了困境之中，没有方向标的反讽给了中国当代作家“永久悬置”包括信念、信仰和价值观在内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指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式反讽主要通过思维与话语两个层面指向现实，以此消解话语体系。

其次，就小说文本层面而言，1978年以来的文学，历经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到新历史小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与思想在相互交织中渗透，以修辞作为文本显性呈现方式的反讽艺术在语言、思维、文化甚至存在之间穿梭，反讽修辞成为了多元共生话语系统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王蒙、王朔以日常语言完成了对政治语言的消解，刘震云、方方等以生活语言完成了对启蒙语言的消解，莫言、李洱等以民间语言对宏大的历史语言进行了消解，文学语言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凸显，其实质是完成了文学中主体话语系统的转换，最终完成过去的一元话语体系，实现了多元话语在文学世界中的共生与共存。

最后，中国自五四以来未曾完成的现代性启蒙主题与现代主义的荒诞主题以及西方后现代的解构主题，在当代文学中形成了共存的局面，反讽就在启蒙与颠覆的双重境遇中重生，这是中国式反讽的又一个特征。反讽使中国当代文学从政治话语中成功脱身，又自如地穿梭在80年代的启蒙话语和解构话语之中，对于历史的解构到最后对个体身体的途径，反讽在当代中国文坛可谓是左冲右突，寻找其存在的突破与价值，然而，并未完成的启蒙与随之而来的解构最终使反讽未被真正建立就走向了意义失落的边缘。

1978年以来，中国小说的反讽形式主要存在于修辞反讽与文化反讽这两个现实层面，从荒诞性的揭示到历史文化的审视与解构，在消解了宏大叙事的同时，也消解了个体主体性的价值追求。因此，我们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较为显著，解构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反讽的最大魅力所在。然而，西方的反讽自从苏格拉底开始，反讽以佯装的形式指向对真理的探求，而在德国浪漫派中，反讽亦是一种对人的主体性探索的重要手段，即便是西方后现代的反讽，亦是指向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而新时期以来小说的反讽因为其与现实距离过近无法产生如西方反讽在哲学层面的思考与探求，换句话说，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一直作为形式本身在解决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而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也难以让小说家的文本进入到深层的哲学思考范畴，反讽在哲学层面的缺席也就在情理之中。

因而，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中国当代小说中反讽艺术的某种不足。首先，绝大部分创作主体的童年接受了革命理想主义思想的召唤，“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结束了混乱无序的日常生活，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消散了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情怀，而后消费主义观念的盛行，让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物欲空前膨胀的现实，在理性启蒙精神烛照下的知识分子，势必很难摆脱由此生成的精神困境，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反讽很自然地成为了他们批判的思维与方式，也正由于此，当代文学反讽锋芒指向上总体显得较为单一。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无论是作为内视角的反讽还是作为边缘人的批判，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反讽指向了现实境遇，这与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等作家的反讽小说中对于作为普遍的人的生存悖论和人类整体的生存困境的反讽主题相比，在构建中国反讽意义维度上，增添了反讽意义的广度而缺少反讽意义的纵深度，当代小说中的反讽成为了作家清醒面对自己荒诞处境的艺术方式，却很难跳出自己所处的现实处境，从而也就缺少了现代作家反讽的深刻。其次，对传统文化的寻根与西方文化的迎合，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文化界的共同境遇，在文学中，一方面如寻根文学，在历史文化中寻找现实困境的根源，《爸爸爸》《小鲍庄》《神鞭》等小说无不带着反讽的意味；另一方面如现代派小说，如《山上的小屋》《你别无选择》等直接展现荒诞的现实，然而面对80年代中西方文化冲突，反讽并没有成为时代的精神高度，大多数时候，它以叙事的策略而存在，当反讽的叙事策略与商业化、市场化的现实相遇，反讽便失去了其揭示欲望本质的能力，最终陷入到解构与狂欢之中。三是从作家层面而言，“公”和“私”的空间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当代主流作家忽视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叙事，公共空间营造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反讽模式的简单化。

尽管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反讽叙事在形式上没有呈现西方反讽的多元化特征，在意义上也还没有达到精神的标杆，但是，毫无疑问，反讽的精神在不少当代作家中扎根，他们以独特的反讽语言和叙述形式，使反讽精神在当代文学中渗透、蔓延和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