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快乐》是一个关于悬念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婚礼司仪，在一场平常婚礼上，他遇见了奇怪的中年彝族男人老莫。老莫是新娘家以朋友身份邀请的座上宾，但在酒席上，他表现出了远超普通朋友的喜悦。举手投足，仿佛自己是婚宴的主人，而对于成婚的新娘末末，他压抑不住内心对女儿一样的爱护，甚至不惜不合时宜地破坏闹洞房的丑剧，令宾客好不尴尬。

他到底是谁？他和新娘末末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对末末的爱，是父亲的爱还是有别的成分构成的爱？他因为什么等了24年？这种种悬念，小说直到结局都没有点破。因为叙述者“我”是一个局外人，而作为局内人的老莫以及末末的父母，全部发过毒誓一般守口如瓶。“我”问起时，老莫说：“想说的太多了，三天三夜说不完……但有些话，死也不能说。”

这种对于悬念的处理，估计会让读惯了当代短篇小说的读者感到意外。痒没有挠，瘾没有过，故事就结束了。我们的阅读习惯是要求悬念弹无虚发，每一个导火索都要引爆一颗炸弹。这种写作引发的阅读快感会和审美快感混淆，从而让那些在谜底的揭晓中浑身战栗或者泪流满面的读者，错以为这是具有强烈艺术冲击力的好作品。继而是读者判断力的丧失、艺术感觉的钝化、阅读趣味的同质化，最终的恶果，就是文学好坏标准的混乱。

《新婚快乐》绝对不是一部“悬念有用论”的小说。它不利用悬念，不制造有关谜底的奇观。然而，老莫绝不泄密的嘴巴和处处泄密的举止，构成复调一样参差的交响，就是小说的诗意所在。老莫对于秘密的保护也就是对于末末的保护，这种保护的过程本身，就是曲折的爱散发的过程——这已经足够美。作者吹大了一个气球，但不去刺破它，不去靠刺耳的爆炸来刺激读者。相反，他吹胀气球之后，死死扎紧气孔，而后摊开双手放气球升空，升往无边无垠的蔚蓝。这种处理，让小说脱离了那种习焉不察的技术至上，重获了辽阔的迷惑。迷惑是小说的造血细胞，这部小说在护佑它的迷惑。

事实上，悬而未决的小说，恰恰暗示着日常生活对于我们的教导：作为人而不是全能的神明，作为一具单一皮囊内寄居的生灵，我们看到的是有限的，我们听到的也是有限的。生活不爱提供跌宕起伏、渐入佳境的完整戏剧，生活提供的往往是只言片语，是冰山一角，是枕边的泪痕、河边的空鞋与街角的一尾孔雀羽毛。我们的生活中多的不是肯定句，更不是感叹句，而是一个个平淡的问句。毕竟难以探幽索胜的景观太多了，没有小口可入的山峦太多了，无法复行数十步便豁然开朗的事情太多了。

在过于赤裸的世间，保有一些矜持的悬念，一些无法问津的迷障里的桃花源，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