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肖鹏50岁了，他把自己的笔名从“得儿喝”改成了“白发樱儿”，许是为了记住他远在日本的族人，许是因为人近五十难免有了一些苍凉。诗集《五十天明》算是肖鹏的一个阶段总结，“天明”二字取的好，知不知天命可能无关紧要，但就像他自己说的，“属于我的天，渐渐大白”。

诗集开篇就是组诗《记事》，记下母亲去世时的一幕幕。整组诗是被细节缠绕而成的，是于那种悲伤中常常被忽略或根本不愿被人记起的一顿一顿的镜头串联起的一个艰涩的过程。《记事I》里，“我们看见你被传送进去/再传送出来。我们围上去/弓下身/我们戴好手套/一根一根/一块一块/把你拣起来/装入一只黑布袋里/袋子有点小/我们就压了压你/又礅了礅”，一切都是程序化的，让人以为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包装工人。但是，这种近乎程序化的冷静在最后崩塌了：“这才把你放进你要将息的/那个匣子里——/妈，你还热着”。短短三行诗所制造出的转折又是一个从行动到情感的推进过程，其间蕴含的首先是一种叙事而非抒情的力量。整首诗的绝大部分是反情感逻辑的，试想有谁会在那个时候去关心黑布袋子，去一帧一帧地记下整个流程？但它又潜藏着一种内在的情感逻辑，那就是恍惚。因为恍惚，因为手足无措，又因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和不得不做的事情，让人几乎在头脑的一片空白中如同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臂完成了一系列连续的动作。可这只“机械手臂”最终被“还热着”的温度点燃，就像灵魂出窍又瞬间归来，这时才有了活着的人，有了思维与意识，才从恍惚中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样的送别里，我们常常读到的是情绪的铺张和情感的宣泄，但肖鹏写下了行动，干枯的、无力的，像收拾一袋粮食一样不带情感的行动，这些行动在诗歌跳跃式的叙事中最终被激活，成为情感喷发之前不断膨胀又默不做声的力量。

《记事·红包》可以被看成是《记事I》的前文本，“母亲进了火化炉后/妹妹对我说/要不要给焚尸工递个红包……后来我猜想/小伙子一定是往母亲身上/多喷了至少两升柴油”。在这种叙事的在场与情感的游离之间，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张力，它是一种行动与心理永恒的对抗，就像写到年轻的焚尸工红着脸说不要，构成了诗性、视野与情感的旁逸斜出。它无疑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力量积蓄，它把悲伤化为了一种带着温情与羞涩的德行和因果，让某种时常被人诟病的潜规则变为君子成人之美式的体谅，不经意的陈述里藏起了一个儿子或一个中年男人在那一刻波涛汹涌的内心。人近五十，知不知天命不清楚，却开始要不断面对这样那样的别离，这是生命之于人的某种磨砺，也是一个人无法逃避的修行。也许这就是“知天命”最深层的无奈、残酷和坦然，否则又能怎样呢？

肖鹏在他的诗歌中充分展示了他讲故事的能力。其实这说起来有些拧巴，因为讲故事这回事儿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更应该由小说家们去做。但是，肖鹏显然不在乎这些“一般情况”，他有他的野心，或者说在他那里文体本身并没有构成什么限制。《蓖麻的错误》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叙事文本，但它首先是一首诗。“老高头在园子种蓖麻/是为了炫耀他有个当空军的大儿子/他告诉人们飞机用的油是蓖麻炼制的/秋后他要把这些蓖麻送到部队去”。这四行诗已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故事，有着现代小说式的语言和叙事逻辑。从整首诗所提供的信息看，老高头是个农民，但他种蓖麻只是炫耀自己有个当空军的儿子的手段，而他为了把这种炫耀进一步明确和深化，抛出了飞机用的油是蓖麻炼成的和到部队送蓖麻的“人生壮举”。一个乡野老汉的自豪、虚荣、可爱、天真以及十分不靠谱的想象都在这几十个字里得以浮现。肖鹏接着以墙上相框里“穿着空军特有的那种皮夹克/英武有如天神”把高家大儿子的身份做实，而老高头有关空军想象的“虚”与这里的“实”催生了一种特别的质地，然后，诗人又放下大儿子不表，偏偏插入了老高头给二儿子种党参补身体，结果二儿子在蓖麻的掩护下强奸了一个姑娘被判以10年徒刑的窘事。如果仅从故事上来说，二儿子作恶无疑，不仅要接受法律审判，还要面对道德上的谴责。但这一情节却是以诗歌的方式出现的，这让人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语言的、想象的狂欢而不是现实的案例，毕竟很少有人会去追究诗歌的“真实”，也不太会产生阅读小说式的某种情节的代入感。所以，第二节就构成了诗歌结构上对前一节的呼应，它让叙事变得更加出人意料，是意外的也是无厘头的，它所产生的是情节上的曲折以及由人物的尴尬而产生的某种“不厚道”的趣味性。故事的转折出现在第三节，“老二的刑期还没结束/老大却提前转业了/只在县城当了个普通工人/听说都怪老高头去部队卖蓖麻/还听说高家老大只是个空军地勤/从来就没飞上天过”。这又是一次虚与实的博弈，老大转业言之凿凿，但转业的原因都是“听说”，人们显然更愿意相信“听说”，相信是老高头对空军不着边际的想象切实地摧毁了儿子的前程和自己的骄傲。诗歌于结尾再次一转，“一个秋天的黄昏/透过疏朗的障子/人们看见老高头和他的两个儿子/在空旷的园子里吃烤土豆/彼时三架拖着淡淡白烟的飞机/在天上好看地飞着/爷仨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咧着黑糊糊的嘴巴笑起来”。《蓖麻的错误》无疑是令人惊喜的，它不仅在简短的诗句中实现了一部小说的体量，而且它所制造出的转折与意外、故事性与趣味性又恰当及时。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因为其故事性或叙述性就在诗性上大打折扣，相反，诗句干净、质朴，有一种活跃又不动声色的节奏感。在这一系列颇具匠心的形式中，那些小心机和小秘密、那些自豪与尴尬以及最终的爷仨咧嘴一笑的坦然，在呈现出一种日常生活之喜感的同时，又包含着某些指向生活本身的哲思，它仿佛带着回望式的目光，从一个结局一下穿透了生活的真谛。《老骥》《我奶奶》等诗作也都带有着肖鹏式的诗歌叙事。比如《我奶奶》的短短四句，“我奶奶站在门后嗑核桃/我奶奶光脚站在地板上/背心破了/露着户口簿”，你当然可以把它看成某种富有诗性的隐喻，但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期待户口簿之谜铺展解开的故事？很多时候，诗人或作家们被约定俗成的文体所限制，它固然明确了写作者的创作方向，但这个“方向”本身可能就成了有着多样诉求的文学的敌人。肖鹏的一系列作品是诗也是故事，可以用诗歌的方式解读，也可以用小说的方式解读，它本身就证明着文学内部各文体的相通、呼应与共鸣。

人到中年，回忆就随之多了起来，那些曾经并不起眼的小事，在一种“五十”的叙述里也就有了别样的滋味。《苏修的海燕》是记忆、是历史、是童趣、也是讽刺。女知青王美丽在一个夏天的午后教“我们”游泳，成千上万只水鸟突然出现在上空，诗歌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乡间童趣，孩子们“像生产队里的一群小鸭子”一样戏水，但它又充满了时代感，无论是女知青“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背心”还是“硕大的水鸟/像一架架飞机/闪电般向我们俯冲下来”，都带着“上山下乡”的时代符号和冷战时期人们对战争的习惯性想象。然而，已经不再是少年的肖鹏并没有让那个年代的狂热继续下去，在响应了大队书记“拿起武器/狠狠打击侵略者”的号召返回河套之时，“满天的特务踪影全无/大队书记和美丽的/王美丽也不见了/只有远处的一片蒿草/丧心病狂地摇动着”。肖鹏以这种方式彻底解构了之前属于那个年代的激情与狂热。在权威化的历史叙述和个人经验之间，肖鹏显然选择了他认为更加可靠的后者，他不是大合唱中的沉默者，反而以某个戏谑的、有趣的、转眼即逝的瞬间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描绘，这种描绘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孩子的视野，但在这视野背后不停眨动流转的却是一双看过了50年风雨沧桑的眼睛。

读肖鹏的诗集《五十天明》，能够深刻感受到他讲述故事、讲述往事的渴望。有时禁不住会想，如果这些诗能够变成小说该有多好。但诗人就是诗人，这是他所选择的文学表达方式，这一点他只需要对自己的书写欲望负责。《五十天明》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丰富的阅读感受，这时候，诗或其他什么，又有多少不同呢？不管怎么说，这时候的肖鹏“天亮了”，当那些幽暗的、朦胧的、躲在月色与雾气里的景象逐渐清晰起来，让人很是期待他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拿给我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