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坐在我童年的房间里，尝试去记录一件怪事。

两个月前——或者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前——我从睡梦中醒来，穿上运动鞋，准备下楼去买杯咖啡。

咖啡厅就在我的公寓大门斜对面的街角上。我试图回忆一下我出门之后应该看到什么和穿过什么。

我应该先看到人行道上的路牌，在我和这块路牌之间应该是从早晨穿行而过的路人。我向右走了几步，来到斑马线前方。我应该会看到马路对面扎眼的人行红灯。穿过这条马路之后，我会继续向右步行一段距离，经过几扇紧闭的卷帘门，经过一条打满补丁的巷口，然后来到我要去的咖啡馆门口。

当这个早晨正在发生的时候，我的生活还没有出现偏移。路牌精确地坐落在我的公寓门口，斑马线精确地布置在向右数步的地方，人行红绿灯在对面固定的距离，未开门的商铺和偏僻的巷子精确地停靠在我前行的道路上。

当我在床上醒来时，它们就处在了我记忆中的那些位置，当我走出公寓大门一步一步靠近咖啡馆时，这些路上的景物从虚无的地方赶来，将我的记忆一一落实。

来到咖啡厅的前方之后，我抬头看着这堵红砖砌成的墙壁，心中充满了疑惑。

我往四周看了看，一切都很熟悉。我向斜后方看去，远处，我家所在的公寓大门还像我出来时那样半开着。目光往上一段距离，我能够在众多相同的窗口里分辨出我的那一扇。

我又回过头来，这堵墙还在这里。

我上手去摸了一摸，引起了几个过路人的侧目。坚硬冰冷的砖墙摸起来十分真实。这是在开玩笑吗？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移动了几步来到旁边五金商店门口歇坐着的一个环卫工人面前，“请问这儿的咖啡厅是被拆了么？”

环卫工人抬头瞅了我一眼，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回答我说：“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这句话含义非常丰富。

“这儿原来不是家咖啡厅么？怎么突然没了？”

环卫工人把烟蒂扔地上踩灭，扫进了自己的簸箕，拎着工具走向了马路。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还冲我笑了一下。马路边停着他的垃圾车，他蹬上车一摇一摇地离开了。

我以为他是一个常在这条街的人。我得找个熟知这一片的人来问问。

我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忆，上个周末，我来这儿使用了一张优惠券。那是我最近一次进入这家咖啡厅。它应该直到昨天我下班的时候都还在那里。我记得霓虹灯上滚动着一些文字。那些文字仿佛滚动了一百年了。

这么想着的时候，我来到了十几米之外的一家花店。花店老板娘一如往常一样摆弄着店里的花盆。见我步入店内，她抬起头来将右边头发挂在耳朵后面。

“请问你知道街角的咖啡店发生了什么吗？”我随意地问。

老板娘露出了尴尬的笑容：“什么意思？”

“我是说，它昨天还在那里。它什么时候拆掉的？”

“你要找咖啡厅吗？”老板娘想了想，“你可以去......”

“左边街角一直就是一堵砖墙吗？”

“左边街角？”

“对，就那边的街角。”

“那不是有家珠宝店么？”

“珠宝店拐过来，珠宝店在人民路上，我是说这边，拐过来，天津街上。”

“拐过来......”她在思考，“对，那儿是一堵墙，红色的。那不是珠宝店的侧墙吗？”

没有等她说完，我转身离开了。

站在街边朝街角望去，那堵红墙还在那里屹立着。以往的记忆是那么的强大，我该怎么抛弃它？我发现有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在街边打弹珠。

他们都趴在地上，人行道上的纹路在他们眼里都变成了一道道峡谷。小小的弹珠也变成了一颗颗巨型圆球。当我漆黑的鞋底拦住其中一颗汇聚了所有人的目光正在滚动的弹珠时，他们一定以为自己看见了一堵庞大的山壁。

孩子们立刻从地上跳了起来，趾高气扬地看着我。

我做出慈祥的样子：“你们去过那边的咖啡厅么？”

为首的孩子傲慢地回答我：“哪家？”

“就那家。”我侧身指过去。

所有孩子的目光跟随着我的手指延伸过去，然后又收回来。

“噢，那家啊。”

我心里像是照进了一道光。

“对，那家。你们去过么？”

“去过啊。”两个孩子一起回答我。

“是拆了么？什么时候拆的？”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噢，就......”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干脆地回答，“昨天刚拆的！”

“真的？”我有点怀疑。

他们所有人向我频频点头。我纳闷地回过头去，还想再看一眼那堵墙，看它会不会在这时显示出一些新建的痕迹。

我的身后爆发出一片荒唐的大笑。我急忙回过头来。

这群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互相击掌碰拳，其中两个孩子还抱在一起蹦跳了起来。

我沮丧地离开他们，朝着没有目的的地方走去，听见几个孩子在背后冒出细琐的脏话：“这傻帽儿......”

我站在街角，背对着那堵红墙。说不清楚心里是恐惧还是疑惑。

我告诉我自己，可能真的昨晚在这里施工了，有人把咖啡厅拆了糊成了一堵墙。我又告诉我自己，可能我今天起床后脑子里长了个瘤子，修改了我的记忆，那里一直就没有一间咖啡厅。从医学上来讲这是完全可能的。

此刻拦在我面前的，不是这个滑稽的错误，而是我还没有喝上早晨第一杯咖啡的事实。我需要将这杯咖啡喝下去，尤其是在这样神志不清的时刻。

我掏出了手机，打开地图软件，地图上显示最近的咖啡厅在距离这里三条街之外。我盯着手机屏幕，迈步朝地图指示的方向走去。

我把比例尺放到最大，手机屏幕上那个代表我的蓝色小点慢吞吞地移动，终于来到了应该是咖啡厅门口的位置。现在咖啡厅应该就在我的右手边了。这时我抬起头朝右上方看去。

就在十多分钟之前，我在家对面那个街角看到那堵红墙时，我以为已经看到了这辈子最不可思议的景象。可是上帝这个顽皮的孩子迅速给了我一耳光，并告诉我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呢。

此时此刻呈现在我右手边的，正是我所熟悉的那间咖啡厅，那间本该出现在我家斜对面街角的咖啡厅。

那一刻我想起了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如果说我的世界也正在被人导演的话，那今天一定是某个节日特辑。导演给我精心安排了一个玩笑。这一想法使我身边所有匆匆而过的人都变得可疑了起来。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这间咖啡厅。

所有的陈设与我的记忆分毫不差。就连那个正在制作咖啡的店员也是我熟悉的面孔。

我走过去对她说：“我要一杯美式。”

她转身过去操作咖啡机，离柜台并不远。

“请问，”我说，“你们这儿开了多久了啊？”

她没有回过身，咖啡机轰轰地响着。

“你好！”我提高了一点音量。

“嗯？”她略惊讶地回过头来。

“这间咖啡厅在这儿开了很久了么？”

“嗯......还挺久的吧。”

“有多久？”

“我来这儿才半年。但之前应该已经开了很久了。怎么了？”

“没什么，就问问。”

她微笑了一下。

“那个...”

她又回过头来。

“最近有搬迁过吗？”

“你说这间咖啡厅？”

“对。”

“我来之后就没搬过。”

“一直在这儿？”

“对啊。”她有点疑惑了。

“没什么，就问问。”我朝旁边看去。

她将咖啡端了过来。

“带走吗？”

“嗯。”

她给杯子盖上盖，套上一个杯套，双手呈递给了我。

“谢谢。”

“不客气。”

我转身朝门口走去，感觉她狐疑的目光还跟随着我的后背。

我来到了街边，心里甚至有种委屈的感觉。我一边走，一边喝着手里的咖啡，一边观察着四周。

这条街虽然不熟，但也来过，有一点印象的店铺也都准确地排列在那里。街道的走势、布局也没有任何改变。直到我走回我家所在的街道，从那堵红墙经过，回到了家，一路上我所看到的景物都没有异常。就好像，我的世界里，唯一发生偏差的就是那堵墙和那间咖啡厅。某种神秘的力量使他们互换了位置，并且还更改了除我之外所有人的记忆。

回到家之后我什么也没做，坐在饭桌上发着呆喝完了那杯黑美式，默默在心里鉴定一幅赝品。那个周末就那样平静又古怪地过去了。后面一周的时间里那堵墙和那间咖啡厅依然布置在那两处错误的位置。

在这之后，隔了两周或者三周，我在一个周五的傍晚去广场路的邮局寄一份工作文件。

邮局位于广场路，广场路位于和平广场的旁边，和平广场距离我家两公里，我需要乘坐两站公交车。

距离“咖啡厅事件”两三周过去，我心中对于那件事已经偏向于一个定论，就是我的记忆真的出了毛病。我几乎已经习惯了走过三条街去买咖啡，奇妙的是，我并没有觉得比从前麻烦多少。

公交车在距离邮局门口一百来米的地方停站了，我下车朝着邮局步行而去。到了邮局门口之后，我发现门口的邮筒不翼而飞了。

那一刻我并没有将这件事与之前的事情联系起来，只当它被拆掉了。我走到柜台前，对工作人员说：“我要寄一个文件。”

“多大？”他在整理着什么东西，没有抬头。

“这个。”

他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这个你放在邮筒就行。”

一些记忆回到了我的脑海，使我紧张了起来。

沉默了一瞬间，我说：“邮筒在哪？”

“出门往右第一个路口。”他又低下了头。

“不在门口？”

他抬起头看我，好像没明白：“出门往右第一个路口。”

“以前邮筒是在邮局门口吗？”

“不是啊。一直在路口。”

我想了想，问道：“邮筒一般不都是安在邮局门口么？为什么你们要安在路口？”

那人眼神变得疑惑起来：“我们爱安在哪儿就安在哪儿。又不远，你走几步路就到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我记得它一直安在你们门口......”

那人没说话，直直地盯着我，我怕他突然冲出来打我。三五秒的时间过去，一个甜美的声音在我身后传来。

“你好，先生。”

我回头过去，这位美女胸前的小牌上写着“客户经理”。

“邮筒安放在路口是为了方便路人注意。路口地形开阔，四通八达，很容易让人一眼看到它。如果您实在不愿意走过去的话，我们柜台这里也可以帮您办理的。”

这位经理告诉我邮筒一直就安放在路口。她解释了一通，我没有怎么听。

“好的，谢谢。”我转身离去。

来到邮局门口，我准确地找到了那个我记忆中应该是邮筒的位置。那里有一棵树和一个垃圾桶，原本的邮筒就在此二物中间，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走过去，站在树和垃圾桶前方，俯视着“邮筒”的位置，一块平整的地砖静静地安放在那里。

我握着文件站立了一会，就朝着街口走去。

邮筒果然在那里。还是那个邮筒。我刚才下了公交是从街对面走过来的，并没有注意它。现在我将文件扔了进去，拍了拍邮筒头，好像在说：“小子，我已经预料到你会来这一出了。”

此后我没有立刻回家，我在邮筒旁站立了一会，迈步朝北走去。

我家距离这里两公里，其间有纵横交错的街道和大大小小的建筑物，足够老天爷跟我开更多的玩笑。我手插在裤兜里，慢慢地行走，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周围，像一个市长检阅着他的城市。

话说回来，我本来就拥有着这座城市。从广义上来说，一旦你对某个东西拥有了记忆，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属于了你。对于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所有的居民都有自己的记忆。有些人会记得百货大楼的外墙广告牌一共有三块，有些人会坚定不移地相信那里其实有六块。

此刻我走在记忆中的城市里，所有这些店铺、招牌、公交车站、红绿灯、雕像、花坛、红灰两色的地板砖全都在践行着我的记忆。它们像一群谨小慎微的孩子，在校庆日的集会上看着校长在队列前走过，偶尔有一两个胆大的冒出来捣乱，就会惹得校长对他们怒目而视。可是捣过乱你才知道，校长其实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在越正式的场合，细小的错误越是会被放过。我想起一个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彩排时再好也说不好，演出后再不好也说好。”这些场合是如此的正式，正式得就像真实生活一般。

我走在街上，一边期待着更多的差错出现，一边担心着更多的差错出现。说不清是幸运还是不幸，一直到我把这两公里内的街道检查完，都没有发现其他的偏差。我回到家里躺下来，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的目光朝前空洞地望去，开放式厨房显得脏兮兮的。我想到，咖啡厅是两三周之前错位的，邮筒是今天错位的还是错位很久了呢？有可能还发生了其他的差错，只不过我还没有发现。非要等我某天做某件事的时候才让我发现吗？我发着呆，看着眼前过于熟悉的厨房。冰箱上贴着一些老照片，椅子背上搭着一双洗碗手套，餐桌上放着一袋苹果，旁边有一个菜板，上面有一颗洋葱。我的思维继续漂移着。咖啡厅错位了三条街，邮筒错位了几十米；咖啡厅是餐饮业，邮筒是邮政业；两件事好像都不会给我带来太多的麻烦；一个与我的生活有关，一个与我的工作有关......我一直在盯着那个洋葱看。它的表面好像变化多端，我有好几次都看错，似乎上面有东西在流动，定睛一看又全无。我在想，如果确实是我的脑子里出现了问题，我记错了，我之前去的其实一直是三条街外的咖啡厅，那么，我一定会对咖啡厅周围的环境很熟悉。可是我那天去了之后才知道它左边是一家彩票点、右边是一家服装店。这两家店也跟着错了吗？我对那里完全没有印象，我连去都是根据手机导航才过去的，怎么可能是我之前常去的地方？我一边想着咖啡厅的事，一边在看着那颗洋葱。它现在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我有点轻度近视，从这个距离看过去，有时候感觉它是凸出来的，有时候又感觉像凹进去的。有时候一眨个眼感觉它突然播放了一下。我的眼睛已经挪不开那颗洋葱，但脑子里的思维还在继续。我想起，我有一回去邮筒寄东西，刚好碰到一个邮递员从邮车上下来，他让我直接把信封给他。我记得我们的对话发生在邮局门口，他的邮车停在邮局门口，我绕过那棵树把信封扔上了他的邮车。如果我找到这个邮递员，跟他核对一下呢？他总不能告诉我我们的对话发生在路口吧？那儿可根本不能停车。对，这倒是个好主意。想到这里，我忽然翻身而起，径直朝着厨房餐桌走去。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弄清楚那颗洋葱到底怎么回事。三五步走到餐桌前，我看清楚了。这是一颗被剥过的洋葱，外表像阶梯教室一样层层排列着。我想起来了，这是我昨天看电视时干的好事。我先把最外层削掉一大截，再把里面一层削掉短一点的一截，一层一层削进去，一层比一层短，最后每一层都可以看见。我经常干些全无意义的事情。后来这颗洋葱把我熏得眼泪汪汪我就把它扔餐桌上洗脸去了。正是这样分层的形态、弯曲的紫色花纹以及我的轻度近视，导致了刚才沙发里的错觉。现在，真相大白之后的洋葱变得索然无味，我嫌弃地将它扔进垃圾桶，转身进屋睡觉了。

邮筒事件发生以后，日子开始变得危机四伏起来。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和提心吊胆。在我走过一条街之前，我需要先在头脑里将它走一次，在我进入一所房子之前，我需要先在头脑里进入一次，这使我愈发熟悉和感知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

我开始夜跑。我花了八天时间进行周密的安排。我先标记出了跑步路上要经过的八处人行红绿灯。然后我带着手表依次去记录。然后我在一张白纸上做了计算，拟定了一个精确的出门时间，规划好了我要跑的路线和速度。这些工作的目的是保证我在经过每一个红绿灯的时候都完美地处在绿灯期间。

我开始偏执地去做一些极度精确的事情，除了夜跑之外，还比如说我渐渐习惯于用一些固定的尺度去计算时间和距离，我的工位到经理的工位需要步行12步半，到饮水机需要步行15步，从办公室走到食堂需要呼吸72次。生活中的所有方位、事物、行动在我这里变成了一大堆滑稽的数字。我将我的生活放入了一个框架之中，就好像那些脊骨弯曲的孩子会被父母套上矫正身形的高科技背心一样。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一个道理，既然第一张卡片已经倒下，生活的多米诺骨牌绝不会就此罢休。

因此在我做了这一系列的“监督”措施之后，我也无法避免一天早晨我的牙杯出现在了我的厨房里。

那是一个倒梯形的玻璃杯子，上面有一些棱边，很精致，像一件艺术品。厕所的洗漱台光洁得像牛奶，那个杯子我一直放在从左往右数的第三个位置，它的左边是洗面奶和剃须刀，右边是牙膏、发胶和治疗咽炎的药水，最右边是肥皂盒子。

这天早晨我发现牙杯不见的时候，剩下的这些东西均匀地摆放在那里，比平时更稀疏一点，因为牙杯的位置被完美地填补了。我环顾了一下厕所，甚至往垃圾桶和马桶里看了一眼，都没有看见我的牙杯。我几乎没有再指望能在厕所发现它，直接走了出去。

我意识到原来如此细小的东西也会发生偏移。我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我在家里慢慢地巡视起来。按照邮筒和咖啡厅的经验，应该不会偏离太远，而且偏离的远近似乎还与事物的体积成正比。我来到厨房，一眼看到了放在透明碗柜里的牙杯。

我将碗柜打开，将牙杯拿下来，握在手里。牙杯表面冰凉沁手，似乎要沁进我的心里。我把牙杯放回了卫生间，将架子上的东西按原来的顺序重新放好，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卫生间。我在卧室的床上坐下来，想了三秒，又回去，看见牙杯还在那里。我回到卧室，把摇滚乐开到最大声，听着里面的女声嘶吼着：

Goodbye to theroses on your street. Goodbye to the paintings on the wall...

咖啡厅的错位像魔鬼进入我生活的第一声扣门，邮筒是第二声，牙杯的错位成为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我将家里一切可移动的物件用透明胶布固定在了我想让它们在的位置。我将台灯粘贴在了书桌上，扫把粘贴在了墙角，装苹果的袋子打了个死结粘贴在了茶几下面，就连枕头和被子都被我牢牢地固定在了床上，只留下一个空隙可以让我睡觉时钻进去。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带有一种可笑的不自信感。

不可避免的偏移果然发生了。就在那之后第三天的早晨，我发现卧室墙上的挂钟跑到了客厅的天花板上。

我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崩塌式的错位之中。粘在厨房墙角的扫把出现在了沙发下面，挂在窗台外的植物跑到了空调顶上，甚至于镶嵌在墙壁里的壁灯也挪到了防盗门上。

当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变得软弱不堪，就像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某个器官被医生握在了手里一样。敏感又脆弱的神经时时刻刻都在折磨我，但我仍然在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我找来了一份本市的地图，又找装修公司要来了我家里的平面图。

对了，忘了说，在我家里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城市里的变化也没有停止。小学和游乐场互换了位置；垃圾站移到了图书馆的旁边；桂湖街的公交站牌从西侧移到了东侧，使得东侧有了两块并排着的公交站牌，而在那里等车的人却都没觉得有任何问题；立交桥下的涂鸦挪到了师范学院第一教学楼的外墙上；师范学院校内湖里的鸭子跑到了交通局大院池塘里；流经城区的河流在第三座跨河大桥的下面改变了方向，使右岸的市立医院坐落在了一个半岛之上。

我将地图摊开在我的餐桌上。我先查看的是城市的地图。

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厕所墙壁上的一颗钉子挪动了一点距离。厕所墙壁都是方格瓷砖，将整堵墙划分成了一大片网格，那颗钉子本来就在一个格子的顶点上，现在它跑到了右上方一米多外的一个格子顶点。似乎是老天爷故意给我卖了个破绽，钉子发生移动的那一天，同一堵墙上的挂钩也发生了移动，它也是移到了右上方。它们在同一堵墙上，我看得十分清楚。

当时我盯着那堵墙看了很久，像是久经干涸的喉咙里感受到了一丝清凉。不过，我并不确定饮下的是甘霖，还是毒药。

我手里的这张城区地图是去年印刷的，可上面的地点全都和我最新发现的一样。在这张纸质地图上，小学确实在游乐场的位置，图书馆和垃圾站挨在一起，河流也确确实实将医院包围了起来。

我先将地图上偏离之后的这些点圈出来，然后凭着我的记忆将它们原来的点圈出来，然后一一对应将它们连接起来。新和旧的连接仿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现实和记忆的鸿沟被打穿之后呈现出了一片光明的线索，在这张旧地图上，出现了一道道错落有致的平行线，所有新的点都位于旧点的斜上方，它们的连接线通通与东西方向呈现一个同样的倾角，就连河流偏移的角度也刚好如此。一道道长长短短、疏密有度的平行线在地图上发射和铺展，仿佛是上帝的光线照耀了进来。

我盯着这张地图看了许久，毫不怀疑地相信厕所里钉子和挂钩的偏移角度也同样如此。

我接着将家里的地图铺开，把家里那些沿着水平方向偏移的物体按同样的方式连接了起来。一开始我对图上呈现出来的更陡峭的倾角还稍感惊讶。但后来我察觉出来这是我家房间方位坐落的问题。我朝窗外望去，粗略判断了一下我家房子的朝向，然后将桌子上的地图转动了一下。当房屋的平面图处于与城市地图一样的坐标轴之后，平行线呈现的倾角也完全一样了。也就是说，我生活的偏离全都发生在这个东偏北的小角度之上。

我目测了一下家里那些垂直方向上的变动，似乎也是同样的角度。

我在地图上测量了一下那些角度，东偏北25.3°。这是个什么数字？我先在城市地图上标出了我家东偏北25.3°的方向。那条发射出去的线条跨过了一些寻常的商店、一所政府部门、一个足球场的边缘，跨过了二环和三环，进入了绿色覆盖的郊区。如果我手里这张地图是中国地图的话，那这条线大概会在江苏省的某个位置进入大海。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与角度有关的记忆实在不多。我将思维延伸至更广义的范围。25.3度，会不会是温度？我继续进行了一些无厘头的搜寻，比如说将空调开到25.3度，将一壶水烧到25.3度。最后，我甚至脱离了“度”这个单位，对25.3这个数字进行了猜想。结果当然还是一样的无厘头。“25.3”似乎是上帝向我揭示的一个完全无意义的线索，就像一个漂泊在大海上的幸存者收到了一张火车票一样。它想要告诉我什么？

在这里，请允许我中断一下叙述。我感觉窗外的天气出现了变化。我将窗帘拉开，早晨阳光明媚的天空变成了此刻的阴云密布。那些云朵轮廓分明，层层叠叠，好像是有谁将它们硬凑在了一起。它们不是那种阴沉天气里连成一片的灰云，而是一朵一朵独立的云，你能感觉到它们的背后遮挡着一片漂亮夺目的蓝天。因此，在云层不可避免的缝隙里，也常常有道道光辉泻下来。有一道光辉正好照在小区外面的工地上。它存在了片刻，倏忽——就在我凝视它的一瞬间——云层合拢了，缝隙被填补，光辉彻底消失，在工地上留下一片黯淡的光景。

我将思绪引回我的故事里。如果说我之前一直记录的是有关偏移的故事，那么，至少，我对于这个故事的记忆是没有偏移的，这是我进行记录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根基。但是，此刻，25.3这个数字在我的记忆中失去了它的位置，它好像发生了错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有一些其他的数字出现在我的头脑，比如：45、32、11.8和20。

这给我的叙述造成了困难。如果现在出现的是某一个确定的数字，那么我还可以将前文修改掉重启我的讲述。但此刻冒出来的是一连串的数字。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数字？

一个几乎可以成为事实的记忆出现在我的脑海：我在地图上标出来的根本就不是平行线，每一个偏移都有不同的角度，这些所有的偏移毫无规律可循。

现在我彻底想起来了。我的生活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我羡慕那些进行虚构的作家，他们可以在完成了写作之后，立刻从洞穴、深海、宫廷、战场里出来，走向他们的客厅、餐桌、办公室和公交车站。我现在坐在电脑前，试图回忆两个多月前发生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回忆的利爪从过去延伸过来，要抓住此时此刻的我自己。那种真实的触感就像一大群黑色的甲虫从四面八方聚过来由脚尖爬满我的头顶。

让我继续我的讲述吧，至少让不离不弃的你搞清楚最后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在厕所里发现了钉子和挂钩的破绽之后，我确实找来了家里和城市的地图。但按照我的方法连接之后，呈现出来的只是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什么平行线，也没有什么角度。挂钩和钉子的平行不是“破绽”，只能算“巧合”。正是因为对这种巧合所带来的可能性的期盼，使得我做出了那样疯狂的举动并产生了记忆的误差。

那一天，在地图比对无果之后，我坐在床边盯着墙角的折叠衣兜看了一整晚。那是家里为数不多还没有发生偏移的物体之一。我盯着它看，企盼着目睹一个奇迹出现。我生活中所有这些东西的偏移都不是在我的目光下进行的，都是在某个时刻突然就出现在了其他的位置。有一天我找到花店老板调取了她家店里的监控，发现监控里的路牌从有记录开始就一直处在我以为当天早上才改变掉的位置。我可以一直盯着地图看，这时地图上的所有位置都不会变，但我盯着地图看的时候就不能盯着街道看，如果我走到窗边，看到街上的某个东西又变了位置，回过头来看地图，地图上的位置也随之改变了。

我所能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最新的，在“此时此刻”——用英文来说是“at this very moment”——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和逻辑都没有问题，但也仅限于此时此刻，仅限于这个被称为“现在”的短暂而宝贵的一瞬间。下一秒，一切可能又都变了。我的生活在一刻也不停歇地播放，而我能看到的全部都是暂停。

那一天，出于一种被逼疯的偏执，我坐在床边盯着那个折叠衣兜看了一整晚。它自然是没有变动的。但我隐隐约约想到了一些什么。后来我陷入了困倦。我在黎明的曙光里坠入了梦乡。我梦见家里的所有家具陈设全都变成了活物，他们在我家中举行了疯狂的派对，他们手舞足蹈、旋转跳跃，衣柜在开合、吊灯在升降、窗帘在呼啦啦地游走、杯子在窗台上倒立，他们一边舞着一边冲我邪恶地大笑，那笑声使我失魂落魄。我相信，那天夜里我一定翻来覆去、左蹬右踹，在床上挣扎到头冒大汗。可是，与我真实生活里发生的一切相比，这梦里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时的情况持续了一阵子，事情日趋严重。经常我下楼买个水回来就发现又出现了变化。我不由地往过分处遐想，或许某一天我眨一下眼，世界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这样的频繁变动倒是使我发现了一点端倪。（这次不再是什么记忆误差了，请相信我。）有一天，我早晨出门吃了个早饭，然后就回家一直待着。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又准备出门，习惯性地抬手去拿门口鞋柜上的钥匙。当我摸到了钥匙，我才开始感到惊讶——钥匙竟然在那里。我的鞋柜上面安置了一个小盒子，是我专门用来放钥匙的。我的没有眼睛的手总是会准确地摸到钥匙，也总会准确地将钥匙扔进去。那些天我一直受着各种日趋频繁的变化的折磨，因此当我准确地摸到钥匙的时候，我反而感到万分惊讶了。我觉得肯定是我把钥匙放在了其他地方，现在它才会变回到了这个地方。

可是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早上回来时有放钥匙的动作。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出门后想不起来自己有锁门，回头去查看之后又是锁了门的。那天我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我把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可是，顺手把钥匙扔在了小盒子里，是最有可能的情况。那么，这是不是我现在能在这个盒子里发现钥匙的原因呢？也就是说，当我不记得它的时候，它反而不会偏离。

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端倪”，我在这些日趋频繁的变动里，发现了一个规律：我越是记得它，它越是和我的记忆脱离；我要是完全不记得它，它却会出现在那个完全合理的位置。

到这时我也忽然想起来那天晚上盯着那个折叠衣兜看时隐隐约约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东西是什么了。我压根就不记得那个折叠衣兜在什么位置，正因如此，它才成为了家里“为数不多没有发生偏移的物体之一”。那晚之后，我牢牢地记住了它放在墙角，也就难怪第二天它出现在我的衣柜里了。

随后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更多地证明了我的这个猜想。可是这一点验证起来很费劲，因为“记得”一个东西很容易，“不记得”却很难。为了将生活拉回常态，我开始努力去忘掉一些事实。

比如，我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之后，马上跑到客厅投入到专注的阅读之中，或者去做饭，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企图忘掉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的事实。

你已经猜到了，这只是徒劳。当我完成了阅读、做完了饭，我还是会清醒地记得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这种清醒与失眠夜里的清醒一样，对人是一种极大的折磨。我越是想要忘掉一件事，我把它记得越深刻。在这里我倒是可以向诸位妄提一些经验之谈：如果你想牢牢记住一件事，你就尝试去忘掉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天，我的神经已经接近崩溃。因为我无法避免去进行“忘记”的尝试。每当我把某个特定的事物放在了什么位置，我的大脑就不由自主地去尝试忘掉它。但忘又忘不掉，最后还得带着侥幸去查看一下，然后又获得失望。周而复始。自我拉扯。

我发现，人的脑子里是有很多“层”的。第一层，也是最浅显的一层，就是你大脑里的那个声音。当语文老师要求你默读一段古文时，你的第一层思维就开始运转了。你的嘴唇没有张开，声带没有振动，但你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念到：“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此时，你可能心思并不在课堂上，你的另一部分头脑在想着隔壁班的姑娘，这就是你的第二层思维了。然后，再深一层。如果你同时具有和我一样的思想，你想到：“我现在在默念课文，更深一层的头脑在想着隔壁班的女生，而再深一层却在想着现在这个念头，就是在这个引号里面的念头。”这就是第三层的思维了。以此类推，人的心里可以有无数层，一层包一层，“想着”这个词可以无限重叠，括号外面的括号可以无限延伸。

我提到这些，是想说明这段日子在折磨我的关于“忘记”的这件事。当我尝试忘记“手机放在床头柜”时，我就会想到“我正在尝试忘记手机放在床头柜”。其结果当然每次都一样。

此刻的我深刻地明白“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诗词里包含的伟大哲理。同时也明白为什么张无忌回答“全忘了”之后张三丰才允许他上阵。或许也懂得《一千零一夜》里魔鬼杀死渔夫的道理，因为二百年的时候他想出来没有出来，三百年的时候也没有人来救他，到了五百年渔夫去救了他，但他已经不想出来了。

或许，只有当我们不再为某个东西激动不已的时候，它才会慢条斯理地到来。而那时候它带来的已经不是喜悦，而是多余了。

我在之后的日子里——也就是前些天了吧——也常常碰到那些我不太看重并且真的忘掉了的事物出现在它们最正确的位置。我已经放弃为此苦苦求索，只会在偶尔碰见的时候感到一丝稍纵即逝的喜悦。

记忆的偏离已经变得过于严重，现在几乎以秒为单位了。我刚刚才将喝了一口的咖啡放在手边，一转头它已经跑到房间对面去了。屋子里的东西像一群狡猾的孩子与我玩着捉迷藏。不过我对此也有策略，当我记得某件东西放在手边什么位置时，我就偏不去拿那个位置。这一技巧在洗头的时候比较管用，我就把洗发水放在一个我记得的位置，然后就不用去管那个位置了，埋着头一通乱摸，排除掉一个位置，其他位置找到的概率还大一点。

不过有时候这也不奏效——这是我昨天才发现的——当我过于坚信某件物体不在某个位置时，它就有可能变成我的记忆，即是：我记得它不在那个位置。那么——你已经想到了——它就有可能出现在那个位置。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脑子里关于“层”的概念了，哪一层占了更大的分量，事实就会跟哪一层对着干。记忆的比例很重要，你要记得它在那里，但又不能太坚信它在那里，不要让“相信”和“记忆”混淆。这是维持秩序的关键。

总之，我对此已经有点摸到脉络了。但同时——不得不承认——我也很疲惫了。我找来了一叠绳子，我让它一直处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这样它就不会跑掉。在我动笔这篇小说之前，我给我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我写了这样一句话：

“人生就是一颗无限洋葱。现在它已经被我扔进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