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作家郭文斌是当代文坛活跃的重要作家。其长篇小说《农历》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短篇《吉祥如意》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等。近日，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了郭文斌创作研讨会，栾梅健教授主持本次会议。

在西北文学作家群中，郭文斌作品的主题内涵有其独特性。有别于当代作家对苦难的关注，他更注重呈现心灵的安详，其作品往往呈现出民间情感的丰富性，融合了儿童视角的叙事和佛教意味的救赎。评论家陈思和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就郭文斌的创作在西北文学中的特性展开论述。他认为西北是一片具有深厚文化滋养的土地，成长出了一批兼具哲学家、学者等多重身份的代表性作家。郭文斌作为其中之一，文学主题有自身的独特性。他的作品宗教意味并不浓厚，并且有冲破小说、冲破人物，走向现世的思想内涵。区别于五四的主流批判传统，他以温暖的、建设性的笔触，在一个处于思想临界状态的社会中，进行了精神秩序重构的可贵探索。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民族文化、乡土认知的深入思考，关注民间的精神建构。王光东认为，郭文斌的作品将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联系在一起，呈现的是有普世价值的生命的涵养。在《农历》中，他集中呈现的是一种民间审美样态——民俗文化的艺术化。民俗文化作为中国人成长的精神滋养，是一种质朴的生活经验和鲜活的生活情感。但有别于学理化的民俗研究，郭文斌作品中融入的民俗是艺术化、生命化的，对于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结合提供了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杨扬认为郭文斌的创作主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作品中存在一个完整的精神变迁轨迹。而这种主题变化一方面符合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精神成长历程，另一方面，又同时属于西部土地滋养出的、独特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对“安详”的追寻还是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把握、对西部世界的精神关怀，都无可避免地与东部地区所关注的城市精神存在差异，也因此成就了他独有的文学主题。郜元宝将郭文斌的写作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题结构中讨论。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多元的，回归传统文化并不是主流，但同样值得关注。当代作家往往把西北定义为苦难的代表，而郭文斌的写作则着力在文学中安详的一面。苦难与安详并无优劣之分，同样是文学的审美样态，但是在当代小说文本中，苦难被充分关注、充分诠释的前提下，郭文斌的写作似乎是对“苦难化”的一次挑战。

郭文斌作品的艺术追求同样是与会专家的关注要点。在现代人内心的苍凉与亲近自然的期待之外，郭文斌的情感结构里具有哲学的思辨性，从而使他的创作具有了跨文体的特征。汪政认为，郭文斌是一个有信仰的写作者，中国当代文学作家群体中存在内心分裂、焦虑的现状，许多作家对自己笔下的精神世界存在疑虑，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主题。而郭文斌则对自己的文学理念坚定、执著，并不断以创作实践去践行他的文化理念，这也使得他的创作打通了文学内外，拓展了文学疆域。他认为，“文学在文学之外”，作家不应当将自己限定在固有的文学概念里，郭文斌的作品可以被称为“新世纪的变文”，以故事、现场和内心感受共同形成了有美学气质的文学文本。朱寿桐同样关注到了郭文斌作品的跨文体性，他从文体的角度分析了郭文斌对小说、散文、诗歌及民间文化资源的整合。他认为郭文斌的创作最终呈现出了人生体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这也要求他的创作不局限于特定的文体边界。中国现代新文学有一个“形类混杂”的浪漫趋势，郭文斌与之相似，将小说文体进行了柔性化的处理，对散文作品也有非典型化的处理，他的文体处理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刘艳认为，郭文斌的作品带有微写实主义特征。她以著名短篇小说《大年》为例，谈到有别于新写实主义小说的生活流，他更注重日常的细节，如果过于服从、服务于逼仄的现实，就会丢失小说作为文学艺术品的价值。而郭文斌在文学的现实性、理想性和审美性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平衡，而这正是微写实主义在描述和分析上的双重品格。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郭文斌重议了五四以来被启蒙和现代性所压抑的传统话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试图重构属于民间的精神秩序。张新颖、李国平、杨剑龙、徐大隆、宋炳辉、姚晓雷、王宏图、金理、黄平、刘志荣、陈国和等批评家也从作品主题、创作渊源和叙事特征等多方面对郭文斌的作品展开讨论。郭文斌回应了与会专家的看法，并简要阐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文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