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写作者，二三十年里亲历散文的剧变。一些从未在概念里被归定、我们却甘愿受其制裁或者不自觉为其殉葬的那些隐形律法，不再根深蒂固，甚至遭到清除。比如篇幅不再成为障碍，我们对待散文不再是三寸金莲式的把玩式审美，趣味古怪且病态地一味追求短小。比如周末体和老干部体不再各占半壁江山，越来越多的散文呈现丰富、复杂和深刻的多样性。

但有个问题，始终是在尖锐的争议与非议之中，那就是始终被辩论的“虚构”，它涉及散文的基础和底线是否遭到动摇和破坏。虚构，到底是绝对要戒除的毒瘤，还是创作所必备的利器？如果允许它在散文里有限制地使用，那么，虚构的法则和尺度又是什么？

虽然我曾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认为在进行文学批评或文学现象的讨论时，我们常常把“虚构”混淆为“编造”，其实这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两个概念；丧失语境的断章取义，使“虚构”这个词，在极端意义上被误解、诟病、指责和批驳……这个蒙上尘垢的词，被填塞许多腐质的馅料，似乎散发出令人反感的强烈气味。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困惑远胜思考。我的旧作《桃花烧》里，蓄意写下这个句子：“我给我女儿熨衣服的时候”，我没有孩子，因而这被视为显著而有罪的“虚构”。今天看来，我的挑衅无聊且无趣；但当时，我之所以产生恶作剧心理，的确想有意为难那些文体裁判：如果我把“女儿”两个字划掉，或者加上一个字，变成“干女儿”，是不是就能改变和颠覆文体？这意味着，一个粗心的录入错误，就可以决定文体，或者正义地指鹿为马？

虚构的鉴别决非易事。有些内容，注定不能被履历表证实或证伪。一个人如实记录自己天马行空、百无禁忌的梦，算虚构吗？健忘症患者笃信某个充满细节的场景，是否值得信赖？一个各方面都出色的卓越者书写苦闷，到底是无病呻吟的杜撰，还是惟有他自杀才能被人信服的抑郁？无从判断和裁决，我们陷入迷惑而无解的困局。

我们过去对散文的“真”是不存疑的，现在忽然成了问题。然而，问题是不是到今天才出现的呢？我们之前假设存在的那个不被怀疑的“散文之真”，有时是为了附合舆论要求，用散文把公共的“假”定义和描述为个人的“真”。

很多人无比坚决地维护散文的“真”，这几乎是一种基础伦理；我也认为，“真”是散文最为重要的道德。但维护不应限于浅表情绪，而不进行内层的探讨。我们应该承认，所谓个体的真实，本质上包含了个体的篡改。当一个人赤诚地写下“真实”的回忆录，自认是在严格复印往事，可人的回忆不是机器的视频录像，它可能隐藏自欺的部分。记忆是擅长创作的，是会夹带私货的。如果不承认杂质的存在是荒谬的，就像刚洗过澡的人不相信自己还在寄养大量细菌一样。绝对意义的圆只存在于物理世界，在现实中，只有近似的圆。

真与虚之间的存在，漫漶如沼泽，经过时难免拖泥带水。当我因为更苛刻的原则而为自己可能存在的、包括潜意识里的虚构认罪时，相比那些坚称所述皆为真理的人，到底谁才是虚构者。无论从起点还是终点，我也许比他们更“真实”。我并非在导向虚无主义，只是说，当我们自信地表达“真”，内心和文字同时正在发生不为所知的篡改……我们自以为是所捍卫的，也许正是一种虚拟的、虚假的、虚伪的虚构之物。当真实被篡改的情况下，再度进行个体篡改，结果可能偏离真相更远，也可能重回轨道。

同时，需要考虑“真”是什么？文学的真、艺术的真，不等同生活的真。它们的间距，有时无法逾越。出版人方希跟我探讨，文学中的“真”没有对立面，没有“伪”；而生活中的“真”存在可以辨别的标准，是有对立面的。它们不同，只是共用了一个字：“真”。文学的“真”不是生活上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如实交待，是对世界运转规律的探讨，是对人心和事物内核的探讨。这时的真，指的是艺术上的客观性。

当我说，交响乐是有重量的，这显然是虚构的事实，但这种通感直接指向艺术上的客观性。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诗歌与教授诗歌》中这样表达：“艺术的悖论在于，艺术全是编造的，然而它们使我们可以了解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或我们可能是谁、我们可能是什么的真相。”

对这个世界的影像反映，有摄影式的真实，有绘画式的真实。按道理说，摄影照片是最真实的，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器材、不同的光线和角度、不同的拍摄者都会带来不同的真实。某个角度，我们会看到一只角蛙看起来像水牛那么庞大，看到有人能用掌心托起月亮。真实的存在，经过特殊处理，呈现出一种失真效果以及更为强烈的震撼——这同样是真实和真相，并非造假。

散文写作者，不是坐在审判椅里交待问题的疑犯，而是地平线上的起舞者……地平线是结实的，从未移动，即使有双脚跃起的瞬间，他也从未像小说家或诗人那样有着飞翔的翅膀。我反对那种因为要求所谓的自然状态，就限定散文必须走路而禁止舞蹈的制裁法则。小说家可以海市蜃楼，对散文来说，永远无法离开现实的真实地基——真正的散文写作者掘井深入，或者像芭蕾舞演员那样完成空中的悬停，但他们从来没有也不能离开大地。

散文的虚构，要受到前提和结果的限制。真，对于写作来说，是至高的善。那个“真”是不被移动的，至于怎么抵达，飞机、火车、地下隧道乃至步行，都可以。

这并非诡辩，我认为，散文虚构的目的，恰恰是为了靠近和抵达真实。当伤者早已“好了伤疤忘了疼”，虚构是对“痛感”的真实复原。我们都能理解运用化名，这不仅是对作者或人物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不必受到现实的阻力磨擦而直抵内核。其实，化名也是一种必要的虚构手段，它对“真实”这一主旨来说，不仅无碍，反而有益。

散文的虚构，是容易被误解和贬损的概念，它被视为导致胡编乱造的万恶之源。这和对形容词的警惕和抵触类似。每每提到形容词的使用，我们立即就和浮夸相联系。的确，过度地炫耀性地使用形容词，容易导致文风浮靡而不及物；但形容词是必要的定位工具，是为了更形象、具体、清晰、准确、独特，为了达至更为有效的表达效果。换句话说，使用形容词，目的并非为了悬浮，恰恰是为了贴紧。

真，包含着真实、真诚、真相、真理等等，这是散文的基础和远方；即使虚构，也不能扭曲和篡改这样的原则。所以我要以此为题，强调散文虚构的目的，正是为了靠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