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一个作家来写《我的叔叔李海》，会怎样？

这个问题始终在纠缠着我。我猜测，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是到了第13节，小说便会戛然而止。

到了这一节，父亲和李海叔叔两个男人之间的恩怨交织伴随了他们的半辈子。经历了过于强烈的感情之后，他们陷入了长久的沉寂，不相往来。现在，一个人垂垂老矣，老到可以万事俱休了。可是，在父亲弥留之际，在对“我”的询问都充耳不闻的时候，当我提到李海叔叔，“父亲的眼球在眼皮底下突然骨碌了一下，随之便有一滴泪水挤出了眼角”。依然不能忘怀。情义，哪怕是变化了的扭曲了的让人不那么舒服的情义，依然是中国人最大的牵挂，至死难以放下。如果是另外一个作家来写，到了这里，小说恐怕就会自然而然画上句号。言有尽而意无穷。我们自然会在死亡所带来的最大的隔绝中感慨情义之易变。依然是一篇杰作。

但是，那不是尹学芸的风格。

尹学芸一定要追根究底。于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在上一代人的故事已经结束之后，“我”一定要让故事继续下去。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承认，“我”特地说，“去之前，我确实没有其他旅行以外的想法，承德不过是我周边的一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没区别”。作为读者，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李海叔叔，承德这座城市对“她”，对我们都变得非常重要。接下来的叙述，相比较之前的惊心动魄，显得稍许有些平淡，有些琐碎，有些散乱。“我”一边分析父亲和李海叔叔，还有“我”们之间复杂的感情，一边与李海叔叔的孩子们，也是“我”昔日的小伙伴们重逢。在子辈看上去与父辈并无二致的热烈后面，有对过去的追忆，也有小心翼翼的分寸和体面。

这种重逢，有两重意义。一层意义是，在重逢过程中，作者给李海叔叔一家以开口说话的机会。他们得以为自己辩护，得以从他们的视角重新讲述一遍李海叔叔和父亲交往的故事。叙述是沟通、是交流，经由他们的叙述，“我”也获得了理解李海叔叔的机会——“我们和他们，原来这样相像。一直都相互影响着，互相依存着，又相互错着位。走过了这许多年。”这是对父亲和李海叔叔的故事更深刻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毫无疑问，让小说往更深处走。另一层意义是，“我”得以重新参与李海叔叔的故事。现在，父辈的故事变成了父辈与子辈的故事。而这种参与，其实是以回避和逃避的形式。李海叔叔变成了渴求的一方，他苦苦地盼望昔日的云丫去看他。这种盼望里有什么呢？是希望藉此将当年断了的情义重新焊接起来，以代偿曾经的情感挫折吗？还是文字交往带来的情感记忆让他念念不忘？或是他还需要再确认云丫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这里面复杂的种种，正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云丫呢？正如她对虚空所说的，“真应该去看看他，可也真没什么动力。”这种交往甚至继续延续到李海叔叔去世之后。婶婶的讲述，又打开了“我”所不了解的李海叔叔的生活。在婶婶的讲述中，我们仿佛亲眼看到了李海叔叔去世，也看到了这死亡与父亲以及父亲所赠予的物质之间隐秘的联系。

对于尹学芸来说，仿佛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推动着她，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到山穷水尽，讲到无可讲之处。她倾其所有，追根究底，这种风格甚至深刻地影响到她的人物。就像在《我的叔叔李海》中，云丫一定要去承德。在尹学芸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望湖楼》中，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的一顿饭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请客人贺三革因为望湖楼一顿价格不菲的饭而付出惨烈代价，意外摔成重残。对于这一结果，贺三革和他的妻子袖珍认领了。在他们看来，去望湖楼请客，哪怕是出于卑微的诚挚的谢意，都是“非分之想”。“他们是穷人，怎么能去那样的地方呢？” 他们都认领了命运的残酷，喜鹊却不。喜鹊，这个陶大年家的小保姆、贺三革未来的儿媳妇、将陶大年和贺三革暗中联系起来的另外一条命运的线索，才是《望湖楼》浓墨重彩的主人公。她坚定地认为，“最起码他们缺我们一个道歉”。她不屈不挠，哪怕不再是贺坤的女朋友，也要坚持到底。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可是，尹学芸还要安排尚小彬，这个局中人一定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她不仅给陶大年们想象中的“诈骗犯”喜鹊打了电话，还特地到了贺三革家，亲眼目睹了贺三革的境遇——“一个久卧病床的人，脸跟纸灰一个色儿，人瘦得就剩下了一把骨头……”

对于尹学芸和尹学芸的人物来说，事情必须有一个结局。这股力量作用到不同的小说上，就使小说有了不同的成色。对于以人物刻画为中心的小说来说，比如《我的叔叔李海》，14节以后看上去散漫的叙事，却在不知不觉中颠覆了之前所有叙述所建立起来的李海叔叔的形象。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打秋风者，他是孩子们崇敬的父亲，是妻子即使充满怨念却依然饱含感情的丈夫。如果没有之后的叙述，李海叔叔的形象是不完整的。《我的叔叔李海》的动人之处恰恰在于此。但是，在以事件为叙述中心的小说中，比如《望湖楼》，尹学芸凭着她的执拗把事情解释得水落石出，当我们对故事的结局了然于心，我们恰恰失去了咀嚼、回味的空间。或者这么说吧，作为一个“言无余意”的作家，尹学芸足够有耐心地让我们深入人世的腹地，领略生活的复杂与人心的微妙。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尽职的“导游”，她规定了我们的路径。除了跟随她，我们不大能信马由缰。一个作家的力量在于此，她的限度也恰恰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