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房子的一个空房间里，还放着30年前父亲用的一副老旧、破烂的马垛子。马垛子是外公用竹林里最好的青竹篾编的，父亲一直舍不得扔掉。

1988年，我出生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岗乌镇上的一个小村庄里，用父亲以墨水瓶改造的煤油灯照明，生火做饭全靠煤。我出生后，家里经济负担增大，石漠化严重的土地上，庄稼收成并不好，母亲每隔两三个月都得向外婆家去借几斗包谷。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卖掉了爷爷留下的屋基，买了一匹黄马，外公给父亲精心编制了一副马垛子后，父亲就开始了驮煤售卖的营生。

天还未亮的时候，父亲已经起床，给马喂水和青草，绾好垛绳挂在马垛子上，母亲和父亲一人抬着一边，将马垛子架在马背的马鞍上后，递给父亲一个用尼龙麻袋捆好的钵装“油炒饭”。“整好没有，整好就走了。”父亲对着隔壁大伯家院坝说，“好了，记得拿电筒……”然后就听见路上一串吵杂的马蹄声和讲话声。

沿着毛坡小路，父亲、大伯和邻居的叔叔伯伯一路上有说有笑，他们说，在漆黑的路上行走，大声说话才不会害怕。要到达长冲、谷目、龙家院这些有煤洞的地方，需要走3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每个人都快速地用尼龙口袋在卖家将煤装好重量相同的两袋，然后在同伴的帮助下，将煤分别放在马垛子的两边，所有人都装好后，才又一同沿着小路将煤驮回村子里，卖给没有劳力去驮煤的人家，赚些差价。父亲将煤卸下后回到家里，小心翼翼地卸下马垛子，用毛刷一遍遍刷着黄马的毛，收拾完后又抬着马垛子到小河沟里刷洗，母亲总是说父亲洗马垛子洗得比自己的衣服还要细心和干净。父亲说，那当然了，你不看这钱是怎么挣来的。

晾干马垛子后，父亲要牵马去草长得旺盛的地方吃草，我总是跟在父亲后头，捡着路边的石子到处乱扔。马吃饱后，父亲将割好的草放在马垛子上，我走不动了，坐在旁边不吭声。父亲嘟囔着“叫你别来你要来，来了自己又走不动……”边说边将草整理在一边的马垛上，抱着我放进另一边马垛子里，父亲牵着马，踩着夕阳的余晖回家了。

1995年，妹妹出生，也就是在这一年，村里通电了，好多人家做饭已经用上了电饭锅、钨丝炉，卖媒已经没有市场。这年月里，村民们为了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种起了烟草，在机耕道还没进驻的田间地角，马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又整理好他的马垛子，再一次出发。烤烟叶的人家总是愿意将成色很好的烟叶给父亲驮运，说他的马垛子装得多又不容易损坏，能卖个好价钱。在马垛子的驮运下，父亲的辛苦劳作换来我们家越来越宽裕的生活，母亲再也不愁我上学的费用，就连弟弟、妹妹每天都可以吃上大米饭了，包谷基本上是为了喂猪才种的。

1998年，那匹黄马因病离开了我们，父亲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垛子积上了厚厚的灰尘，也不愿去整理。为了让我们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父母亲开始着手建我们家的新平房，看着别人家将马垛子改装成了马板车，父亲几次有重新买匹好马的冲动。

2008年，村里组组通的路都打成了水泥地，就连机耕道都通到了田间，马和马垛子已经看不见踪影。父亲寻思着，用余钱买了一辆三轮车。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后，父母亲再也不愁我和弟弟妹妹的上学费用，三轮车除了农忙时拉点农作物，也只有赶集的时候才用得上。突然有一天，父亲走到那装着马垛子的老屋，拿出马垛子看了又看，“老伙计，你看你老成什么样了，留着你，又占地方，想一把火烧了你，又舍不得……”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扔掉那些马垛子里的回忆。

如今，我参加工作6年，听到母亲说起那些虽艰难而又温馨的岁月，我是欣慰的，与硝烟不断的叙利亚人民相比，至少我们还有回忆可言。

没有国就没有家，国是千万家。这越来越好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