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荀子为辐辏形成的荀学，渊博宏深，体大思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人汪中《荀卿子通论》云：“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 今人李泽厚言：“没有荀子，便没有汉儒；没有汉儒，就很难想象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关于荀子思想研究，学界已有丰富的成果与卓越的实绩。然而关于荀子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传记撰作，则相对冷落，其缘由自不难知，主要在于文献不足征，相关生平资料付诸阙如，而现有材料中互相抵牾者亦甚夥，甚至连最基本的荀子生卒年的推定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因之，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要为荀子作传固非易事。在荀子传记撰作方面，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做过探索，如孔繁先生的《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庭尧先生的《后圣荀子》（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郭志坤先生的《旷世大儒—荀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及《荀子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高专诚先生的《荀子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等，这些荀子传记都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其整体风貌上皆属于严肃的学术史、思想史之作，侧重对荀子思想的评述研究，然于传主荀子自身的形象刻画上则较少措意，而在这方面，刘志轩先生的新著《天道：荀子传》（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则做了大胆新颖的探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书系作家出版社“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之一种，其立意为纪实性文学传记，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历史科条的紧缚，但又决非罔顾史实，乃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合理发挥文学的灵动创造。一言以蔽之，刘著《荀子传》是一部基于史料，成于创构，“戴着镣铐跳舞”的历史文学作品，其最大特色在于对荀子历史世界的文学书写，并经由此书写展示了荀子重振斯文，经世救弊，担荷使命，循礼行道的生命品格，旷照出荀子思想世界的恢弘大气、曲折生动，是一部“活”的荀子传。

重建现场 综贯生命

以往我们对荀子生平行迹的印象，往往限囿于有限史料的“碎片化”认识，难以形成对荀子的完整印象。一般荀子传记也只好泛言居赵游齐，稷下讲学，废居兰陵等荀子生平之大节点，缺乏对细节的描绘与情节的展开。因之，长期以来，荀子在我们心目中多是干瘪的理性认知，而合理的感性形象则多有缺席。这当然是基于史学求真，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谨严，但对于昧隔远代，身处千载之后的读者而言，却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刘志轩先生的这部《天道：荀子传》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荀子的可能。刘老长期从事荀子的研究与著述，在1995年就创作出版了近30万字的《荀子传》，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荀子的长篇文学传记 。此部《天道：荀子传》则是赓续往著的开新之作。关于此书的命意，作者坦言：

学术著作是严谨的，无论评介生平还是介绍理论，都要有确凿的史料根据。然而文学作品不能生硬地讲理论，但可以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把史学界公认的那些并不连贯的珍珠串成一条精美的艺术项链，展示荀子的思想和情愫，全方位地表现荀子的人生风采、不懈追求和不朽灵魂，让读者感受到荀子的伟大人格和伟大功绩。所谓纪实性文学传记，我理解就是史料与生活美的结合。既要历史真实，又要活的灵魂；既要思想深邃，又要举手投足，最终让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活脱脱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刘老是国家一级编剧，尝创作过多部长篇小说、戏曲、话剧、电影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艺术经验。此部《荀子传》从荀子重返稷下开始叙写，直至荀子终老兰陵而落下帷幕，其间精心剪裁，虚实结合，形成一个有机连贯，形神完备的“荀子叙事”。此传在情节冲突营构方面颇为成功，环绕荀子人生交际与思想内容，串联起战国晚期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并将其间的矛盾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如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荀子对齐国君王后的矛盾心态，荀子在楚遭谤，入赵议兵，春申君之死等，不仅塑造了荀子一生求道，光辉伟岸的历史形象，而且勾勒出战国末期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险象环生的政治局势中，荀子如何处理；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下，荀子如何抉择？对于这些追问，作者游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以文学笔法将尘封于历史记忆中的荀子形象点染“活化”，重建历史世界的现场感，剖析了荀子的心路历程，为读者呈现出一位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荀子形象。在这部《荀子传》中，荀子形象不再只是古典文献中冷冰冰的历史人物，也不限囿于思想殿堂里高高在上的“后圣”光环，而是和常人一样有喜怒悲欢，真正具有生命体温的“荀子”。经由此种文学描绘与生命观照，2000年前的“荀子”仿佛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他的言谈笑貌，行止风神，恍然生动。

熔铸史料 陶冶形神

值得说明的是，此部《荀子传》虽大量运用文学笔致与艺术想象，但决非雷同于市面上一般的“戏说历史”。作者在史料与文学之间努力寻求某种平衡。关于荀子生平的史料极其少见，除了《荀子》一书外，直接集中记载生平事迹的史料则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此外有刘向《孙卿书录》以及《韩非子·难三》《战国策·楚策四》《风俗通义·穷通》《盐铁论》等零星材料。为了完成一部系统完整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作者采取了多方取材，熔铸史料的方法，其开拓之法，主有四端：一、以荀子的文章做基点，从中寻找荀子的思想脉络和行为足迹；二、以荀子为中心，从和荀子有关的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比如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和齐国的君王后、楚国的春申君等的记载里，寻觅荀子的生存环境；三、从现存的文物古迹里寻找史未记载的资料；四、吸收千百年来学界对荀子的研究成果。

在资料蒐辑方面，作者秉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除仔细翻阅大量典籍文献与研究论著外，还多次亲赴荀子曾经学习、生活、为官过的历史故地进行实地考察，如到山东临淄参访齐国古城遗址与稷下学宫遗址，到兰陵县兰陵镇参观荀子墓与孙楼等，并广泛向焦子栋、冷相鲁、黄明福等当地荀子研究学者了解相关历史文化与地方传说。援用今天时髦的说法，这些准备工作兼具了文献爬梳、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收集的特点。传中对涉及的相关历史人物、故事情节多加有脚注，说明文献出处与历史依据，必要处还略作考据，如书中第一章第九节《非十二子》涉及荀子的批判对象魏牟时，作者即加上脚注：“即魏国的公子牟。《战国策·赵策三》《平原君谓平阳君》《建信君贵于赵》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道家，著录有《公子牟》四篇。”提及宋鈃时，作者详注：“《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作宋鈃，《孟子·告子》作宋牼，《韩非子·显学》篇作宋荣。《庄子·天下》篇将宋荣子、尹紊二人并提，称赞他们‘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在涉及一些战国典章制度时，作者也予以简要说明，如关于战国官员上计制度，作者交代道：“战国时代有一种制度，每到年终，各地方官员都要上交计薄，将全年的人口、钱、粮以及经济收入等情况报告给上级，这种制度叫‘上计’。”并加脚注云：“《韩非子·外储说左下》33·31，记载了西门豹治邺年终向魏文侯上计的情况。《韩非子·外储说右下》37·11，记载了李克治理中山，苦陘县令向李克上计的情况。” 在叙说齐国的行政体制时，作者也详细介绍了齐国的五都制，与其他关东五国实行郡县制有所不同。 此外，作者也注意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汲取，如在荀子劝谏田单一节中，荀子谏言田单应勇担责任，主持正义，防止“女主乱之宫”的发生，就吸收了相关荀学研究成果，其注云：“《荀子·强国》有‘荀卿子说齐相曰’。梁启雄在《荀子简释》中将‘齐相’解释为齐闵王时的丞相，汪中等也都在著述里如此说。廖名春先生在《荀子的智慧》一书中用许多史料证明，应为齐王建时的丞相。因为在齐闵王时没有‘女主乱之宫’的可能，而齐王建时有君王后专权。” 在涉及韩非行年问题时，作者对施觉怀先生《韩非评传》中的相关结论也多有吸收。此外，书中荀子对话多依据《荀子》原文，并注明篇目。这些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严谨。实地考察不仅丰富了荀子的生平材料，也因其所获感性认识激发了文学灵感，有裨于将荀子形象刻画得形神并茂。且看传中对荀子定居兰陵的描绘，在经历了楚宫政变、春申之死，兰陵罢令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后，荀子的政治理想彻底失败，其生命乐章终究难免悲音。然而正是在此时，作者结合自身在兰陵实地考察的情况，安排了“兰陵定居”的回目，设置了阿仲帮荀子搭屋，村民以兰陵美酒宴请荀子，唱奏民歌《成相》，并据兰陵孙楼村的传说敷演了乡民为荀子办乡学的情节 。这不仅和儒学史上荀子废居兰陵，传经授学的说法关联起来，同时也为荀子的悲剧故事增添了些许亮色。

闻一多先生尝言新格律诗的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性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之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纪实性，则必须遵循相关史料的制约，因之它不是无厘头的戏说戏仿，但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又须充分发挥文学的创造功能，弥补史料匮乏的缺憾，因之，它本质上又属于文学作品，符合艺术真实。应该说，作者在这方面做了较好的尝试。基于史料，成于创构，可谓此传一大特点。

神以形显 为荀写心

形象的描绘，旨在传神写心。此部传记通过对荀子形象的精心刻画，彰显了一种独特而又可贵的荀子精神。作者在卷首《楔子》以兰之精神比况荀子，把荀子誉称为“独有异香的中国兰”，此与荀子居兰陵的历史记载亦神会意通。卷尾又从目标远大、勇于担当、追求真理、百折不回四个维度具体概括了这种精神内涵，并详细解读了这一思想精神得以形成的深层基因：一是出身贵族，起衰救弊的家族基因，二是士人崛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基因，三是开放、进取、包容的赵文化基因。这一解说，允合荀意。

通观全书，不难看出，作者时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荀子的热爱与钦赞，其亦坦承为此工作“做了十二分的努力”。全书篇目设计颇具慧心，上卷名为“天之道”，中卷名为“地之途”，下卷名为“圣人心”。这种安排，一则合乎《周易》所谓“三才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二则含藏了“人为天地立心”的儒者气象，三则神契荀子“与天地参”的理想旨归。而卷下章目又多以《荀子》篇目命名，对各篇进行文学演绎，以叙议结合，文史互动的方式透显荀子之思想旨趣，尤为精彩的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学说辨难展开激烈交锋，衬托出荀子思想的博大与深邃。如第一章第十一节《儒学的飞跃》，作者以弟子问难的形式对荀子礼学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其以孔子言礼主要指周礼，而荀子之礼则是一个全新概念，其内涵可以简括为三：一是“养”，具言之，则为养人欲，养人性，养人境；二是“分”，有分才有别，有别才有伦，此即人伦；三是“和”，具言之，则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应该说，这一概括是非常精当的。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假韩非、李斯、陈嚣等弟子之口对荀子之礼予以辨难，提出了四个重要问题：一是荀子言礼与孔子言礼有何区别？二是礼强调分，把人分成等级，岂非不平等吗？三是仁为孔子儒学之核心，而荀子言礼，是否放弃了孔子“仁”的最高理想？四是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尊天道，贬人道，荀子所倡之礼，遵循的是天道还是人道？这四个问题都比较深刻，作者立足于《荀子》文本与荀学理路，借荀子之口均作了解答，实则可视为作者本人对荀学的思考，特别是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颇为新颖。作者认为荀子所设计的“礼”是“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荀子·礼论》），其目标也是“损有余，益不足”，“是要改变人的邪恶本性，增进人的善良品德，使得人世间达到仁爱和敬慕的文明，养成奉行道义的美好品性”，所以荀子所倡之礼，和老子思想一致，行的是“天道”，是人间正道。 一般认为，荀子言“明于天人之分”，特重“人道”，其言“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具言之，即是究极于礼，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 （《荀子·礼论》）但作者特意表出荀子之礼有合乎天道，纲纪宇宙的一面，深化了我们对荀子礼学的认识。事实上，这一看法于《荀》书文本亦有据可征。《荀子·礼论》云：

凡礼，始乎梲，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

台湾学者龙宇纯即据此指出，在荀子视域中，“宇宙万有及一切人事无不涵摄于一礼字之中，礼不仅为人类行为及政治之纲纪，且亦为宇宙天地之本体。”“‘礼’才是荀子哲学的本体，‘宇中一切不离乎礼’的观念才是荀子的基本观点。” 老、荀虽分属不同的思想脉络，其对天道、人道的理解或有区别，但先秦诸子在互相批驳的同时也互相吸收融合，特别是荀子，对诸子百家皆有所融摄，其对老子天道观有所绍承自在情理之中。因此，作者的这种解读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事实上，作者之所以能对荀子形象予以生动精细的描绘，以及能对荀子思想作出深入浅出的阐发，不仅源于作者身为编剧长期创作的艺术经验，更植根于作者长期耕耘荀学的心得体悟，此在卷末及附录便可见一斑。如其第九章《荀子后传》，作者对古今中外、两岸三地荀子研究史作了梳理评析。附录还有《荀子的姓氏与故里之谜》《荀子年谱》等文，对荀子的姓氏故里、生平事迹作了相关考证。职是之故，此部《荀子传》亦可视作基于荀子研究的荀子传记文学创作。当然，毋庸讳言，严肃的学术研究与灵动的文学创作自然存有一定张力，二者不可等量齐观，书中文学发挥与主观推阐在所难免，但不必苛责，一则昧隔远代，文献难征，二则为材料短缺的思想家作传，难上加难，三则此传命意本系纪实性文学作品，以文学笔法融摄史料，如此亦合体例。四则此种文学书写，虽不一定尽合历史真实，却是合乎艺术真实。其实，如将思考的视野进一步推拓，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依照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看法，在“叙述”（narrative）的旗帜下，历史与文学之间也并非如传统认知般泾渭分明，历史文本本身也是一种叙事。英国史家海登·怀特便有所谓“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The Historical Text Literay Artifact）之说，其理路在于历史学家也须要像文学创作一样使用性质相同的语言来写作，他不能使用过分专业化的语言，否则就无法传播其作品。同时，历史叙述不仅要讲述个别事实，而且要将事实之间的联系作出合理解释，并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即所谓“情节设置”（emplotment），这和文学创作有着类似之处 。在这里，我们无意消弭历史与文学的界限，更无意以此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论调作辩护，乃在强调历史和文学之间也存在某种共通性，而这正是纪实性文学作品得以可能的根基。在此部《荀子传》中，作者整合碎片化的史料，自铸伟辞，别开新面，通过对荀子形象的完整叙事，传达出对荀子精神的整体理解，以一种近似文学的方法完成对荀子的解读，此种探索本身就须要魄力与勇气，仅此而言，就值得称许。

清人焦循言其治经学乃“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 经典阅读与人物评论固有一定标准须要恪守，但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其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返本开新，创造转化，方能成其为“经典”。俗谚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红楼梦》”。在这部《荀子传》中，作者经由对荀子历史形象的文学书写，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荀子形象，传达了自己对荀子精神的理解，同时也在召唤出读者心目中的荀子构形与荀子精神。此般以形传神，以心传心，或许正是作者文心之所指，而又为此部传记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