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轿车向南驶下了岚济公路，有些颠簸地行走在午后的砂土路上，两旁的杨树默无声息地向后倒去，冬日里的阳光泛着淡淡的色彩，显得有气无力，凄清地落在车窗玻璃上，没有一丝温暖。我放眼看去，阳光下的田野光秃秃地笼罩在散淡的雾霭中，一个个村庄像是缠裹了条条乳白色的丝带，在它的边缘飘荡着。

我的村庄在哪儿呢？我在这海市蜃楼般的景象里努力地寻找着。

元旦刚过，还没上班，哥哥来电话说，咱前天井的大奶奶去世了，是肺气肿要了她的命。我先是一惊，眼前闪现着大奶奶的形象，高高的，胖胖的，满头灰白的发丝，喘起气来，嗓子里像是响着拉锯的声音，见了我总是笑着叫了我的小名，然后说，孙子混好了，考上了大学，吃了国库粮，还做了官。听了她的话，我讪笑了说，大奶奶，我这哪是做了官？

哥哥又说，后天出殡，你得回来。放下电话，我就准备着回家。这个家可是我阔别了十多年了家了。在这十多年的里，当我一低头或一抬手的时候，我的眼前就闪回着我的村庄那憔悴的容颜。

村庄的颜色很能代表我现在的心情，灰白而又无力，轿车在一处涂了白灰的小石屋旁拐了个弯，我的记忆没有错，轿车向西行驶的前方，第一个村庄里就有我的家，在那儿的某条街道里，或许正响彻着吹鼓手为我大奶奶的魂灵而鸣奏的音乐。

十多前年的冬天，我坐在父亲骑着的自行车的后座上，在寒风里看着村庄的影子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了，那时我的泪水已经流了出来，原因是我要从此踏上异乡的路去为了更好的生活，不知此生能否还能再见到这个村庄了。

寒风里的村庄枯瘦如柴，从它身旁淌过的富屯溪完全没有了夏日的丰腴骄媚，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不见了，旋转着升腾着的腥涩气息也没有了，我的心真的凉透了。

客车站上父亲的目光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闪烁，车开动时我隔着窗玻璃看父亲的眼睛再次流出了泪水，我不知此行能否不辜负父亲眼光里的期待，我分明感到父亲严峻的脸庞上也挂上了泪花，可我还是忍了过去，将脸从窗子上扭过来。

在又一个夏日到来，富屯溪的水泡嚣起来时，父亲接到了我的一封信，我想象得出，父亲的脸庞上挂满了笑容，可心里充满了忧愁。他要为我的读书磨蚀他的皴裂的双手，当我站在学校收发室里，看到汇款单上父亲遒劲的字迹时，我仿佛看到了如豆的灯光下父亲绻着身子编腊条筐的身影，闻见了富屯溪飘荡在村子上空的腥涩气息。

轿车在干燥的土路上歪歪斜斜地行走着，轮胎所到之处碾压出了一溜溜尘土，飘浮在车窗边，村庄终于从雾霭里变得清晰，一排排水泥到顶的砖瓦房矗立在我的面前，村东生产队的打麦场、场屋子还有那高大的皂荚树、老柳树哪儿去了呢？还有生产队里那成片的地瓜秧苗炕、槐树榆树杨树参天下面绿油油的菜园地哪儿去了呢？还有地瓜秧苗炕里围了头巾侍弄秧苗的姐姐、嫂嫂和妹妹，菜园地里调畦种菜、挑桶浇菜的哥哥、弟弟和叔父大爷呢？

他们和它们全不见了，在村子东头的路边，我看见了一块赭红色的石碑，上面刻着村庄的名字，字很有力气，落款写着立碑的时间，在几近傍晚的阳光里提醒着我，我的村庄到了。车子继续沿来路往里面走，砂土路伸进村子里，变得宽敞了一些，但还是疙瘩遍布，车子走在上面像是跳舞。

蓦然，在车子的左侧，一汪大水映现在出来，啊，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大汪吗？小时候村子里的这片大水，村人都亲切地称它为“大汪”，那时的大汪的确大，南北长有三百米，东西也有二百米，汪的北侧和西侧是村庄，南侧和东侧则是田野和菜园，南侧的田野不远处就是另一个村庄，东侧的菜园地是村民早晨和傍晚的乐园，因为那时每家每户能独立侍弄的土地就是每口人只有三厘地的菜园了。

大汪里村里养了鱼，春上放下鱼苗，到春节前就可以捕捉，除了分给村民户一些过春节外，村里还将鱼拿了到镇子的集市上卖了，当集体收入。捉鱼时，村子里的人在大汪东侧和南侧的机灌站上各安了一台抽水机，柴油机带动着抽水机，大汪里的水顺着渠道往田地地流去，抽了两天两夜，大汪的水位才下降了一半多一点，村里的人有的怀疑这大汪的某处可能有泉眼，是抽不干的。

拿鱼时，大汪里的水果然没有抽干，只是汪底露出大半时，村人就下去捉鱼了。鱼捉了一多半时，水就没过了汪底，于是村人就相信汪底果然有泉眼了，而且不只一处。到后来，村人似乎忌讳大汪里有什么东西，就不在里面养鱼了，只用里面清清的水去灌溉田地和东侧的菜园地。水从此变得神秘起来，大汪在村民的眼里因此就有了灵性。

夏天到来，大汪边就成了村民乘凉解暑的好去处，晚饭后的人们坐在用白石头垒砌的汪崖边，在大树底下听着微风掠过水面吹动树叶的声音，就有阵阵凉爽沁入心扉，说书场子摆了好几个，那时我父亲还健在，他年幼时读过很长时间的私塾，《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书，他在私塾先生小板子的敲打下，几乎能倒背如流，这个时候就有了用场。

很多不愿听说书的孩子们，就偷偷地三五几个人一起去大汪的东侧，脱了背心短裤，扑嗵扑嗵地跳入水里，舒心地游泳，有的扎猛，一口气从汪东头游到汪西头。我那时下汪洗澡，最怕的就是父亲，让他看见了，肯定会挨一顿胖揍。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是为了我好，因为我的家里，到父亲这辈是单传，我是在父母亲和两个奶奶的盼望里来到这个家里的，他们怕我因洗澡而有闪失。

如今出现在我眼前的这片大水，和我记忆里的大汪相去太远了，几乎变得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汪萎缩了接近两圈，北面的白石头垒砌的十三级台阶没有了，在阳光下蹲在台阶上洗衣服的村姑、村妇没有了，东北角的机灌站没有了，东侧的菜园地没有了，在汪北崖大街上的门市部没有了，那位和蔼的门市部主人我的三叔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建在台阶上面的一处砖瓦房，里面是村庄的小卖店了，村东的菜园地也建成了一排排砖瓦房。

我的心猛地颤动起来，车子在小卖店门口停下来，我开了车门，推开小卖店的铁门，里面还有一道门敞着，我来到柜台边，一个小姑娘放下手里正织的毛衣，站起来看着我说，您要买什么？我说，买三刀烧纸，带四事的。小姑娘说，噢，你是来吊纸的吧？我说，是的，我的大奶奶去世了。

小姑娘一脸的疑惑，边向柜台里的台子上拿烧纸，边看着我说，你大奶奶？你是这个村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呀？我说，是的，我就是这个村里的。我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她恍然地有些吃惊地说，你是二哥？俺听俺大大说过你，说你考了大学，在很远的地方做了官。我讪笑了说，哪儿是做官，你大大叫什么？说这话时，像是看见了我大奶奶当年的身影，待小姑娘说出了他大大的名字，我才知道她是我堂叔家的闺女。

我的心里涌起了阵阵异样的滋味，付钱时，小姑娘的手放在柜台的水泥面上，捏住了那张十元的钞票，看着我不好意思地说，二哥，你这是买烧纸，要不，就算了。听了她的话，我马上想起了父亲曾说过的，买烧纸，一定要自己付钱，要不死去的人是收不到的，即使收到了，也是别人的钱。我急忙说，那怎么能行，就是别的，我也得付钱。拿了烧纸，转过身要往外走，小姑娘赶忙出了柜台说，二哥，你不知道路，我领你去吧。我说，小妹妹，我自己去吧，你还得看店呢。

出了小卖店的门，身后响起了小姑娘的乡音，二哥，走好，可得常来呀。声音像麦芒刺在我的脊背上，我的肩膀不自觉地向后一抖。我敞开车门钻了进去，车子继续往前走，大街北侧是住户，门楼子旁边站着一些村人，有老人，有青年，我想下车与他们交谈，可又怕误了事，挨哥哥的埋怨，车就径直往前开了。

已经能听见吹鼓手奏出的音乐声了，正好，在大街正中央的一处门楼子旁边，放了个“上帐处”的白底黑字的纸牌，我判断这就是大奶奶丧事上帐的地方了，于是将车一停，车靠在了大街靠大汪的一侧。我看见很多人在这个门楼子下面进进出出，神色紧张，面带悲哀，我打紧了脸色，裹了裹西服，往里面走。

这是一处空房子，主人已经搬走了，四间砖瓦房和靠西墙的锅屋大门敞开，只有一些白柳条捆子和杨木棒堆在里面，西堂屋的空闲多一些，上帐处就设在那儿，两个人在两个小学课桌后边记着帐和写着挽联，桌子对面是一些前来上帐的人。我走到天井的中间时，就听见里面喊了一声，二哥，二哥来了。我听了一阵激动，加紧了脚步往里走，屋里的人一齐将目光转向了我。

我迈进屋里，分别认出记帐和写挽联的两个人，记帐的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按辈份我叫他二叔，写挽联的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是我的叔伯大哥，我上前很恭敬地叫了“二叔”、“大哥”，他们站了起来，很激动地说，来啦，快坐吧。说着，旁边一位嘴巴上方留了小胡子的小伙子撇开手里牵的孩子，将一把木制的椅子朝我挪动了过来，笑着说，坐吧。

从声音上判断，刚才叫我二哥的那个声音就是他，可我现在不好说出口。将烧纸和丧幛礼钱上了帐，幛子布递给了大哥，大哥在布上用粉笔记了我的名字。我坐了下来，掏出西服兜里的烟卷，递给屋子里的人，当烟卷递到小胡子面前时，他却连连摆手说，我不会抽。我将烟卷放了回来说，我也不抽，陪着你，你是？

小胡子后边的孩子看样子是个男孩，缩在他的背后陌生生地看着我，这时听见小胡子笑了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得你，你是二哥。我也马上断定刚才在天井里听到的话就是他说的，我说，你父亲是？当我知道他父亲的名字时，我才从小胡子的面孔上端详出了像我本家大叔的几点模样，特别是鼻子和嘴巴。

我看着他身后的孩子说，是侄子吧，几岁了？小胡子说，嗯，六岁了。我马上想到我的女儿六岁时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而他却还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不免生出了几点感慨，只是在众人面前，我抖动了几下嘴唇，始终没有说出来。

大哥和二叔教我的时候，还是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当我将目光投向他们正低头书写的身影时，我看见他们俩都已年过半百，并且已是满头灰白的发丝了，岁月在他们的脸颊上刻下了铭记着他们日子里痛苦与幸福的皱纹，再抚摸我的两鬓，也已是斑白，这让我突然想起了四明狂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想贺知章写下的绝不是偶然的想法，那应该是对无情岁月和人世沧桑的喟叹。

这个时候，我的哥哥来了，他的脸堂紫红紫红的，头发乱乱的，穿了件灰白色的羽绒服，脚下的鞋子像是一种负担，走起路来发出了一种突突的声音。还不到五十岁的哥哥站在我面前，就像小老头一样苍老，父亲和母亲去世了，姐姐都出了嫁，我又出门在外，家里的一切靠他撑着，日子压弯了他的腰。

哥哥苦笑的样子，像是欢迎我的仪式，我站起来递给了他一根烟，他的手伸过来时，我看见的是一只满是皲裂的手，而脑海里却闪现着他刚下学时英俊的样子，挺直的身板、红润的脸庞、宽大有力的手掌，我的心猛地像是被什么攥了一下子，一股莫名的心酸涌上心头，眼泪在眶里直打转转。

他说，上完了帐，就去灵堂吧，见见大爷爷。我告别了上帐房里的二叔和大哥，跟哥哥转了几个胡同的弯，来到大爷爷的家门口，路上的村人有认识我的，就和我打招呼，因为是大奶奶的丧事，说不多话，就各走各各的了，我还是感到了他们的热情。

来到大爷爷家的天井里，大奶奶的灵棚已经支起来好久了，现在农村办丧事，也有了专门的治丧组织，有了专门人员和设备，灵棚是用专门的钢管焊制的，可拆卸可安装，顶部用雨布遮盖，两侧是黑色的棚布，上面画有遥池的图案，还画有阎王坐的大堂，两边有字：西望遥池，事闻台省。

灵棚的中央支了一张桌子，用白纸蒙住了，上面供着鸡、鱼、肉、蛋的盘子，还有烧香的香炉，里面的柱焚烧不停，香灰落到了炉子外面的桌面上，还有治丧组织专门提供的两只水晶花灯，通了电，里面的灯透亮，并且花草随灯光旋转。在桌子上面，有挂在灵棚顶部的两盏用铁制的碗盛的灯，碗上面浮有一层花缎布，通了电，里面的灯照耀着花缎布，从碗底部有风吹上来，让缎布轻飘飘地浮在碗上，随了播放的音乐，飘荡在灵棚顶部，与下边桌上的水晶花灯相辉映。

在桌子的前面，拉下了一块黑色的布幔，上面挂着大奶奶的遗像，是年轻时候的，大约四十岁左右照的吧，短发束紧挨着她的两腮，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来瞻仰她的人，让人一看就感觉到她还活在这个世上，好像与死亡二字无关。遗像两侧挂有对联，左侧是“寿终德望在”，右侧是“身去音容存”。可见治丧组织的匠心。

哥哥在前面领着我，来到灵棚前，在音乐里，就着大奶奶遗像前面的芦苇席，跪下，司仪说：归礼！把两个字的声音拖得老长，显出了气氛的悲哀。灵堂里响起了哭喊声，我和哥哥对着大奶奶的遗像，磕头，磕头，再磕头。当司仪那两个字的声音再次响起时，我和哥哥站了起来，往前走，掀开灵堂的布幔，来到灵堂里。

大叔、二叔，还有大姑，都坐在灵堂里的麦草地上，头上披麻戴孝，在淡淡的灯光里我看见他们脸上的泪痕，里面应该还有三叔的，可是他早在十多年前因一场车祸，离开了。大奶奶的遗体已经火化了，按现在农村的风俗，火化后的骨灰用骨灰盒装着，带回家后，就从里面拿出来，放在一只精制的棺木里，往里放的时候，将死者的衣物、首饰等全放在里面，甚至能判断出骨头的位置，将它们安放在衣服相应的部位，然后主持人还要喝上口白酒，对着里面的衣物和骨灰，一阵猛吹，让白酒的浓雾喷洒在上面，这一过程叫入殓。

大奶奶的入殓仪式在我来之前就完成了，现在大奶奶呈现在我现前的只有那口楠木棺材，上面用淡黄色的棺布包裹着，棺材的前头，放了一只香炉，一只长明灯，香燃烧不断，灯芯透亮不已，地上有一只泥瓦盆子，里面盛着吊唁人过来燃烧的纸灰。大爷爷低着头坐在靠东墙的床上，看见我和哥哥进来，站起来，我握住了他的手，这同样是一双皲裂的手，无数只腊条筐和白柳条子筐在这双手里变成了养家糊口和给大奶奶治病的钱。

大爷爷低涰着说，大前天还好好的，说去就去了。我听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把大爷爷的手握得更紧了。大爷爷接着说，前天下午，小虎从临沂回来，是他看见他的老奶奶病重了，快喘不动气了，让你大叔赶快找氧气瓶子，可你大叔还没找回氧气瓶子，她就不行了，就这样快。大爷爷面带惋惜，周围的人都跟着叹气。

冬日里的白天本来就短，出了灵堂，天早就黑了下来，可天井里的人跟白天时一样多，有坐在茶炉前烧开水的三爷爷，有坐在临时搭起的锅灶前烧火的大叔，火苗吐出炉灶，映得天井亮亮的，锅里的油沸腾地冒着烟，厨师是哥哥的同学，叫厚玉，围了个沾了些灰尘但还可以看出白色的围巾，忙着往锅里放油炸的东西，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抬头也认出了我，手里还端着放了肉丸子的笊篱，说，噢，是二侄。我叫了声大叔。

给了他一支烟，他接过来，放在耳边，看来他要等闲下来，才能抽这支烟卷了。在门口遇见了小虎，他是哥哥的儿子，学了医，在临沂的一家医院上班，他回来拿东西，正碰上了大奶奶病重，走不成，就留下来帮忙。刚要去哥哥的家，从东边的胡同里走来了端菜盘子的一个高个子，在黑影里，我看不清他是谁，他却认出了我，叫了声我的名字。

我马上听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是比我年龄小但我得叫他三叔的德亮，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声三叔，他笑了说，刚来吗？我说，是的，路上堵车。说这话的当儿，我的脑海里马上映现出了一幅幅神奇的图画。

春末，风中的冷意消尽。暖暖的和煦中，清澈的富屯溪河水开始变得滑腻，水面布满了细密的泡泡。一个光着脚丫的少年，呱唧呱唧的踩在水边，让翻卷的淤泥泥鳅样的从趾缝间掠过，一股顽劣的幸福自足下一直盘旋到心灵的最隐秘处。他把惬意的目光拉向悠长天边。这时他的心突然溢满蔚蓝。

阳光垂直的落在水面上。水草似乎在这大胆而泼辣的阳光里得到了某种暗示，开始把身体拉得直直的。笔直的水草在笔直的水中浓绿的扎眼，活力四射的窜条子鱼，在河水里箭一样地向前冲去，在河中央猛力地跃起，这时少年的鱼网迅速而准确地扣在上面，鱼网在水面上砸起片片涟漪，当鱼网收拢到岸边时，那条鱼挂在网衣上，沉在水里的鲫鱼钻进了网拱里，窜条子鱼在洁白的网衣上蹦得厉害，鲫鱼就着泥水在网拱里盲目地乱闯。

他收起网，往脊背上的鱼篓里择鱼。欢笑映满了他的脸颊。这个少年就是德亮。

德亮是三爷爷家里的老小，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三爷爷和三奶奶甚是喜爱他，让他读书，从小学读到初中，考上了镇子上的中学，那时我已经在那所学校读高中了，刚入学的他得住校，可能是年龄小，没有离开过家，在一个傍晚，他在宿舍前的树林里找到了我，在秋天的夕阳映照下，他看着我流下了眼泪，我说，怎么了？他不说一句话，每二天他就背起书包回家了。

因为高考，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关注他，后来听父亲说，他回家又重新读起了小学，后来又读了设在临村的初中，还没毕业就当了兵，因为他长得英俊魁梧，被选到了北京天安门当了国旗卫兵，进过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念堂，见了很多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他回家探亲时，我就考上了大学，假期里见到他，穿着笔挺的军装，煞是令人羡慕，翻看他的照片时，我怀着一种神奇的心情。

等他转业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我也参加了工作，一次他领着妻子来到我家里，我和妻子很高兴地接待了他俩，听说细高个的三婶子还是大专生，我真替他感到幸运，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竟娶到了一个大学生。吃饭前少不了要喝点酒，喝到高兴处，他说起童年的往事，把我竟弄得泪水涟涟。

他说在临沂城，民政部门给他安排了工作，是一个单位的保卫干事。三婶子学水利的，在一个区里的供水公司上班，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于是我和妻子除了祝福他们，还给他俩的结婚表示了贺礼。虽说大奶奶去世心情悲伤，可在老家又遇见了他，真是意外的高兴。我说怎么这么巧呢？

他说，你三爷爷去世今年正好三年，我和二哥回来上三年坟，刚要回去，斯珉家的大婶子去世了，一个门里的亲情，走不了了，办完大婶子的丧事再回去吧。我知道斯珉就是我的本家大爷爷，对他来说叫堂叔。我说你现在在哪儿？他顿了一下说，我和二哥现在一起干药材生意，公司在北京。

噢。我眼前一亮，感到三叔德亮真是幸运，命运对他不薄。几个孩子？我说。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有些爽快地说着，表情里充满了得意。我说，那太好了。说完话，灵棚里响起了低沉的哀乐，人群一齐往亮了电灯光的灵棚那边聚集，他说，可能是要泼汤了。

果然众人在灵棚前磕了头，一个老一点的男人和一个小青年用一根木棍抬着汤灌在前面领着，大叔、二叔还有大姑披麻戴孝在后边跟着，后边就是众亲戚和本家的兄弟爷们，他们哭泣着，走出了大门，往土地庙子走去。

土地庙子安在村庄西边的堰堤下边，紧挨着的就是富屯溪。我和他随了人群，在土地庙子后边跪了下来。大奶奶的亲人跪倒了一大片，跪在最前面的是两个叔和大姑，他们哭得厉害，让人感到失去母亲的撕心裂肺般的悲伤。

晚饭后哥哥说，你留在大奶奶的灵堂里吧，陪大奶奶最后一晚。我说，好的。大奶奶一辈子也不容易，虽说她因我的父亲与我母亲曾有过不合，我们两家的关系因此也蒙上了阴影，近二十年不怎么往来，她也曾变本加厉地糟踏我的母亲，让我母亲含怨去世，我已出嫁的三个姐姐曾发誓这辈子不与她往来，可她毕竟是本家的老人，二十多年后我的几个姐姐在接到她去世的丧报后，还是来当了宿客。

下半夜的灵堂格外地寒冷，虽然屋子里燃烧着两个煤球炉子，平时穿了羽绒服感到已经温暖了的我，此时只觉得脊背上像披了凉水般地透凉。我坐在麦穰铺成的灵堂地上，背上椅着大奶奶的棺椁，棺椁套滑滑地与我的羽绒服布面摩擦着，我迷迷糊糊地睡去，可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这个寒冷的后半夜，大奶奶已经躺在了她的棺椁里，在十多年之前，我的母亲和父亲也先后躺在这样的棺椁里，等待着出殡的时刻。

他们这一代的悲欢情仇到此基本结束了，说基本是因为还有大爷爷活着，但他们的时代的确结束了。轮到下一代和再下一代，这种恩怨可以说烟消云散了，后代的兄弟爷们还是团结的，哥哥单独在家里生活，还得靠他们的帮助，就算以前有再大的怨仇，也得看着哥哥的面子。

第二天是大奶奶出殡的日子，接到丧报的亲戚好友，今天都来吊孝，来客要吃流水席，前两天一直在忙的厨师大叔今天要露他的一手了，炒好菜做好饭，让客人尽量满意。早饭后，太阳透过高大的树枝，照进了天进里。有一帮子人去村后的柳条子地里选墓址，大部分的人还是去村西的土地庙前泼汤。

前来吊孝的客人不断地来到灵棚前，在低啭的哀乐里，在灵堂前捻香作揖磕头，然后站起来再鞠躬，表情低沉地转身离开，去吃流水席了。在这其中的人群里，我看见了快二十年没有见到了大叔，那是我随破孝的人群往上帐处向客人谢孝的路上，在大汪旁的街道边，我看见了他，他已经变成了的的道道的老头儿了，全然没有了当年硬朗的身板和坚定的神情，颤巍巍地站着，正和村里的一个我叫大婶子的妇人说话，我走过去抓住他的手说，大叔，您来啦？

他仔细端详了我一阵子，很快就认出来了，喜出望外地说，是二侄子呀。说着反而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嘴角一个劲在抖动着，可就是没有再说出话来。我从上帐处回来想再在那个地方见到他，而他却走了，那个大婶子说，轮到他和一起来的人去接孝了。大婶婶子顿了一下靠近我说，侄子呀，我可给你说，你那个大叔在你走后，激动地给我说，你混好了，还能一眼认出了他。

我听了心里又泛起了阵阵酸楚，大叔是我奶奶的妹妹的儿子，他和他的三个姐姐从小就在俺的家里帮工干活，一直到结婚出嫁的那一刻。听哥哥说，我的三个姑姑现在只剩下大姑了，大叔和她是我家上一代人的缩影，与大奶奶和大爷爷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一听说大奶奶去世了，我的大叔再老，他也要来送一送他的婶子。

等大叔吃完了流水席，哥哥说，让咱大叔到咱家里去坐坐。我领着大叔往哥哥家里走，和大叔一起来的还有两位老人，大叔说，你都得叫叔。我让他俩一起去，他们却说，俺俩去走个亲戚。我想起来了，大叔家的确在我的村子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亲戚，那家的主人，我管他叫三爷爷。

来到哥哥的家里，嫂子早将炒好的菜肴端上了堂屋的吃饭桌子。哥哥让大叔坐，他找了个桌子的东北角，坐在了那儿的板头上。我开了瓶白酒，是兰陵陈香，在我看来也算是中等档次的酒了，往瓷盆里倒了暖瓶里的水，将酒瓶放进去温了，温好了就给大叔面前的玻璃杯子倒满了酒，然后又给哥哥和我倒满，哥哥说，大叔呀，您不经常来，二弟离家远，今日因大奶奶出殡，聚在一起了。他说着瞅了我一眼说，二弟，咱们敬大叔一杯酒吧。

大叔端起酒杯，手在颤抖，本来斟满了酒的杯子让他的颤抖给晃出了不少酒，已经变得不满了。大叔看了我和哥哥一眼说，打去年春上就得了这种病，端起杯子或碗之类的东西，手就哆嗦，可放下东西，就又好了。我说，大叔啊，我听说这种现象，是年少时喝凉白酒，神经受到了刺激，到上了年纪就表现出来了。

大叔说，是呀，我年幼的时候，喝酒哪儿还讲究那些，有口酒喝就不错了。我听了点着头，喝了口酒，哥哥让大叔吃菜肴，大叔拿起筷子夹起菜肴时，手还是抖动，一筷子的菜到他的嘴里还剩不到一半。我说，大叔，您多大岁数了？他看着我，放下酒杯，伸出了手指说，八十一了，比你大大小一岁。

我噢了一声，心想父亲健在的话，应该是八十二了，我的大姑，面前我大叔的姐姐，应该是八十三岁了。父亲曾经给我说过，河西大姑是他的大姐。如今那个时代里生活在我家里的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喝过几杯酒，大叔说已经吃过饭了，想去我叫三爷爷的那个亲戚家坐坐。哥哥说，好吧，大叔，您去吧。

送走了大叔，我在胡同口遇见了德亮，我说，去看看你家的三奶奶。三奶奶家和我哥哥的家一条胡同，只隔了一条南北巷子和一户人家，我和德亮很快就推开了她的家门。三奶奶穿了一身深蓝色的棉袄棉裤，正坐在西堂屋里晒太阳，德亮说，娘，你看谁来啦。三奶奶寻了儿子的话，向天井里看去，似乎是她的眼睛变得模糊了，我走上前她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认出来是我，有些激动地抱紧了我说，你是二孙子？

我点了点头，她赶忙拿了先前她正在坐的板头说，是二孙子回来了，快坐吧，坐吧，多少年了，你在外面都忙什么呢，也不来家看看。三奶奶的话正说到了我的疼处，是啊，我整天在外边忙活啥呢，这么多年了连老家也回不一趟。等三奶奶坐下来，我就坐在她的面前，她的眼睛的确变得模糊，德亮说，是患了白内障，得等成熟了才能动手术。

三奶奶尽管眼睛变得模糊，可她仍然一个劲地擦拭着眼角，然后仔细地端详着我。我握紧了她的手，说，三奶奶，这些年，您老受苦了。三奶奶苦笑了说，打你三爷爷殁了后，我的身子也不行了，不如从前了，光这眼睛就让我干不了活。我说，您都快八十的人了，不用再干活了，家里有大叔和大婶，还有二叔和三叔常回来看您，就够了，您该享福了。

说起前天井大奶奶的去世，三奶奶叹了口气，然后说，你娘活着的时候，可受尽了她的气，打你娘的时候，把她的头发都给薅下来，扔在大街上，说是驴毛。是的，这一幕的情景至今还清晰在我的脑海里，可我还是笑了说，三奶奶，都过去的事了，您看，大奶奶也过世了，恩怨也就过去了。

三奶奶说，是呀，还是二孙子懂事理。回想过去，孩子时代的一幕幕，又闪现在我的眼前。德亮说，昨天晚上，我和大哥、二哥一起吃饭时还说起你娘，她可是个善良又能忍气吞声的人，当时很多人都为她抱不平。说着说着，我仿佛看见我的娘从大门口走了过来，还是花白的发丝，当我想喊一声娘时，面前的娘竟变成了三奶奶，此时我已经让三叔德亮的话再次说得泪水涟涟了。

午饭后，大家在泼完了最后一次汤后，我去河西大叔去的那个亲戚家，大叔和另外两个叔，正坐在堂屋里让三奶奶陪着喝茶水，见我来了，三奶奶就说，二孙子，快坐吧。我朝另外两个叔笑了笑，算是见过了。

他们欠了欠身子，其中瘦一些的那个叔叔说，噢，二侄，坐吧，托你个事，这么着，我和你两个叔今天来，咱们是重要亲戚，和你父亲那是太好了，和你本家的这个大爷爷也没说的，咱们是讲面子的人，你去问一下，我们年纪大了，还参加下午的出殡不？

我听出了那位叔叔的意思，赶忙说，好，好，我这就去问。等来到大汪北的街道上，正好遇见了哥哥，我说出了河西大叔的意思，哥哥说，你给他们说，出殡就别参加了，年龄大了，下午的天短，还是早点回去吧。我回去告诉了大叔，大叔也很干脆，喝干了茶碗里的水就说，咱们走吧。

三奶奶说，你们走吧，趁暖和。他们是骑自行车来的，在天井里，我跟大叔说，您年龄这么大了，还敢骑自行车呀？那个瘦一些的叔叔接过话茬说，你别看你大叔年纪大，骑自行车还能带一百多斤的东西呢。我惊叹地看着面前的大叔，头戴着先前的火车头棉帽，手上还戴了用一根布绳拴在一起的棉手帽子，搬起自行车来，还是三十年前那个姿势，然后推车走出了大门，在胡同里骑了上去。

看着渐渐远去的大叔的身影，我的心酸又泛了上来，但愿大叔健康长寿，可我不知这一别，今生能否还能再见到他。他的身影拐过一条胡同，就消失在阳光里了，我的眼睛禁不住地湿润起来。

垒砌墓夼并且负责举重的人吃完了午饭，人们就准备给大奶奶出殡了。出殡是件繁索的事情，举重的人一共八位，他们抬着大奶奶的棺椁，后面跟着儿女孝子一大群，来到大汪崖北侧的街道上，停下来，把棺椁放在路中间，举行路祭，吹鼓手一个劲地吹着莫名的音乐，儿女的哭泣声淹没在了音乐里。重要亲戚按顺序上前捻香磕头作揖完毕，太阳已经西坠，然后举重的人抬起棺椁顺大街往东走，来到村东头才往北拐，不远处就是柳条子地，墓地的夼已经打好，红砖垒砌的，煞是工整，旁边的土泛着鲜活的颜色。

等举重的人用绳子将棺椁滑进墓穴后，我看着正在将棺椁调正当的人们的神情，心里舒了口气。一个用鲜土培起来的坟墓出现在村北的柳条子地里后，送葬的人止住了哭声，也卸掉了身上的孝，迎着西下的阳光，往村子里走。

告别了悲伤的大爷爷，我白色的轿车开动了，车的颜色正代表了人们此时的心情。车窗外，那位小黑胡兄弟站在汪崖边的石台边向我招手，他的孩子从他的腿边伸出头来看这辆白色的轿车，依然是那双怯生生的眼睛，小卖店的小妹妹对着车窗喊，二哥，你可要常回家看看呀。

我的心酸蓦地又泛了上来，眼泪在眶里直打转。那双不停挥动的手、那双怯生生的眼睛、那一声声纯真的喊声，证明了我在这个村子里存在的方式只能是逗留，我要回到我工作的城市里去，那里有我相依为命的人，有我的岗位，有我的事业，而这个村子里没有。

送走了大奶奶，我才感到这个村庄可能是我永远也回不去了的地方了，不管我要去的城市离这个村庄是咫尺还是天涯。因为我无法回到从前的村庄与河流，无法再一次走进童年和少年，过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那条河流，那片芦苇，那些泥土，那缕炊烟，那条胡同，那间老屋，虽熟稔在心，可已经不属于我，我只有与它们挥挥手，带不走一丝一毫。

村子里的人一茬一茬地老去，又有一茬一茬的人来到。我发现今天的村庄有着落寞的表情，这种落寞可能来自于我的心底，在别人就不一样。当我仰头看天，静静地回想这个村子时，真有点像陈子昂的“前不见不古人，后不见来者”，只有天地悠悠，只有怆然满怀。

尽管城市一天天在扩大，村庄一天天在缩小，可村庄需要坚守，就像柔情而又坚定、湍急而又驯服的富屯溪穿越在时空里，证明着我的村子的存在一样。

车子又驶上了岚济公路，我向前看去，时间的风刮走了一切，故乡只留给我一个童年和少年的背影，若有若无，似梦似真，游荡在我梦的边缘。我想：我真的是村庄里长出的一根枝桠？我真的在这样的村庄里生活了多年？那里保存着我的童年和和少年生活？

我不敢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