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头脑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义母在我的身边不时抚摸着我的头，眼里含着泪花注视着我。

“妈妈，您老人家可保重身体呀！”

妈妈擦擦眼晴说：“我的身排骨还不错。”

“弟弟！你怎么还不来呀！”雪梅发出微弱的声音喊我。

我一面答应：“弟弟来啦！”一边下床，拖着晕头晕脑的身子走到雪梅的床边，一屁骨从下趴在床边。

我的头脑稍微清醒时，便喊了几声姐姐，她却没有应声，说明她处在长期的昏迷中。

我正在万分痛苦的时候，又听雪梅骂道：“你不是我的哥哥，我和你断绝兄妹关系，至死不嫁第二人！”

天哪！做这伤天害理之事的人，竟是她的同胞哥哥，多么可耻！我仔细琢磨着老院长在火车上说过的话：“你好不愉快的思想准备，尽量忍耐，不要做矛盾扩大化。”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可伸可曲，而我这样的青年人，怎能容忍得了，不容忍又怎样？雪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问题？结果怎样？这一切的一切，加重了我的然而又是自我矛盾的思想负担。

午饭后，老院长特别给我们安排了一间房子，我们娘仨平心静气地住下来，心里倒也欣慰。

医生给雪梅打了一针镇静剂，她很快睡着了，我的恩师，义母—妈妈，趁雪梅睡熟之机，以沉闷地心情谈起以往，老人家长吸短叹地说：“晓讲，自从那年你俩投奔革命后，八路军占领了乐亭县城，全县实行了减租减息，咱家没人种地，土地全部交给农民。华北解放后，我和你奶奶搬进北京。你爸爸在总政当个领导，他获悉雪梅舍己救人的消息后，知道这种创伤在短期内不能恢复健康，加之总政领导的关心，就派你爸爸接回陆军医院疗养，谁知雪梅日夜想念你。当时你爸爸和我商量，决定把你调回来，而且得到总政几个领导的点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雪梅的哥哥死不同意你俩的婚事，并威协说，如不遵重他的意见，就不认这个家。你爸爸在抗日战争时，胃部穿了三个眼，辛亏是三八子弹，经过抢救保住一条命。他拖着这个破烂身子勉强工作，经这么一气就大口大口的吐血，虽然经过抢救，输血，由于年老体弱，就这样闭上了眼睛，他……..”

“他老人家真不幸？”我沉痛地对妈妈说。

妈妈咽进了泪水，强忍着痛苦说：“就是这个不争气地独根草气死了你爸爸，他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还常来吵闹，造成雪梅的病不断恶化。我们娘俩已表态，和他断绝骨肉关系，所以我才给你去信。不然，他还要逼死你姐姐！”

我不解其意地问：“哥哥没见过我，为什么这样讨厌我呢？”

妈妈难为情地说：“不是讨厌不讨厌的问题，他说你是普通一兵，你俩结婚，是给他脸上抹黑，他认为，妹妹起码应嫁个团级干部。”

我问妈妈：“姐姐意见怎样？”

她老人家叹口气说：“雪梅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骂哥哥是‘狗咬耗子（普通称老鼠）多管闲事’，我的终身大事由我自己作主，我雪梅至死不嫁第二人！”

我继续问妈妈：“既然全家人都反对他的观点，为什么还坚持已见呢？”

妈妈说：“你那里知道，他的旧思想可严重啦，胡说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你父亲是个染布工人，你是个童工出身，没受过知书达理的教育，和这样的人做一门亲戚，在填写干部履历表的社会关系一栏，要写上要饭逃生而又是普通一兵的妹夫名字，多丢人，所以他始终反对这门婚事，不管你爸爸和我怎样教育他，总是无动于衷，坚持反对到底！”

“他坚持这样的意见，不怕人家笑话吗？”

妈妈不以为然地说：“他的脸皮可厚啦，公开在医院大吵大闹，全院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雪梅亲事的所以然，很多医生、护士常在背后指责他，有的医生公开批评他是封建王朝的公子哥思想，他不以为可耻，还硬着头皮和人家辩论，全家人的脸都叫他丢尽？”

我思想不通，还是问妈妈：“这位哥哥是什么干部？”

妈妈觉得好笑，便说：“当了十四年兵，才熬是一个管理科的干事，有人说是副营级，他自己说是正营级，就是这么大的干部！”

“这么说他是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

妈妈说：“是呀，经常在雪梅面前吹牛：‘老子抗战八年’，还说：‘井岗山上下来的马比你的资格还老，遗憾的是还驮炮弹！”

我心里想，雪梅这样讽刺他，真是大快人心，但又想到和这样不明事理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在一起，不可能和平共事，便对妈妈说：“姐姐的病全愈后，咱们在北京是否呆下去？哥哥不是一天到晚来吵闹吗？”

妈妈果断地说：“我们娘俩早就有个打算，待你俩结婚后，我跟你们到南方去，就是喝口凉水也松心！”

“哥哥不是有意见吗？”我问妈妈。

妈妈说：“谁能和他在一起，不到半年就把我气死了。我不理他，国家养我一辈子，怕啥？”

我总是心有余悸，便问：“妈妈，哥哥知道我来京后，很可能我上门来？”

妈妈说：“他一定来，不过，他不懂事，妈妈希望你让他一点，尽量不要闹僵，咱全家不理他就是了。”

我请教妈妈：“咱们也要两手准备，一手是忍耐、让步，甚至再忍再让，最后还是不满足他的要求怎么办？第二手就是针锋相对，彻底干，干到底！”

她老人家镇静的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当即立断，最后将问题的全过程反映到他的单位，依造组织就能彻底解决，再说，还有咱的老院长撑腰，不怕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妈妈说得有理，常言说有备无患，只要咱们做好思想准备，遇到具体问题就主动了。”

“弟弟回来没有？”雪梅喊了一声。

我忙抓住她那干瘪的手说：“姐姐，弟弟早回来了？”不管你怎么叫她，总听不见她的回音，怎么令人痛心。无形中流下同情地眼泪。

妈妈为了分散我悲伤的注意力，便无话找话地说：“医生给她打了镇静剂，睡了几个小时？”

我说：“能睡身体就好了。”我边说边趴在雪梅的床前思前想后，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弟弟！弟弟！”雪梅的喊声把我惊醒，我照常答应：“弟弟在你的身边！”

看来，她外在严重的昏迷状态，两只无精无神无力的眼睛，已失去了视觉的能力，虽然她那模糊的眼睛时睁时闭，但已失去应有的作用。

我回过头来看看妈妈，她老人家已经入睡，借此机会就轻轻地亲了雪梅的脸，但她毫无反映，我只好伤心流泪。回顾十个春秋的恋爱，竟得到这样不幸的结果，特别是雪梅这样贤惠的女性，竟遭此横祸，落到这种地步，做为她的亲哥哥不仅不怜悯兄妹之情，相反，不断地折磨她，致使病情不断地恶化，难道这位哥哥是铁打之心！如果有良知的人，等她病好后，再表达自己的情况下，仍然寒气逼人？我真不明白，这位哥哥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是小知识分子爱面子，还是黑心肠的人物？是真心实意地爱护妹妹，还是个伪君子？是为了他一家的门面光彩，还是别有用心地掩耳盗铃？这一切地一切，难道不令人深思？我反复考虑的是这位哥哥什么时候来医院，怎样来，来了怎样办，采取什么对策，更令我深思的是他的内心世界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天早饭后，趁妈妈和我闲谈之机，来个顺水推舟。问妈妈：“哥哥对妹妹的婚事，为什么那样坚持已见，内心藏着什么动机？”

妈妈深深吸了一口气说：“别提了，这个人的思想可肮脏啦，哎，说来话长。去年‘五一’也是海南岛解放的那天，雪梅哥哥对我说：‘他的顶头上司是个师级干部，年已四旬出头，爱人在分娩时死在医院，他为了讨好领导踩着妹妹的肩膀往上爬，叫雪梅嫁给他的上司。本来那位师级干部不同意，原因有三：一是双方没有接触过，各自不了解情况。二是自已年龄大于女方十几岁，年龄上的差距必然引起思想上的差距。三是女方没有结过婚，在文工团工作岂能无对象之理？所以那位领导就拒绝了。谁料她那位不争气的哥哥和人家打了保票，硬叫我同意他的主张，我当时骂他一顿，即且受到爸爸的严加批评。他并未因此而回心转意，等待时机钻空子。去年年底，雪梅来北京住院后，趁妹妹头脑清醒时，就把他决定不同意，并说自己早有了对象。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哥哥说：我已和人家定下来，不是叫我做腊吗！结果，两个人吵起来。

雪梅指问他：“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婚姻自主，你有什么权力强迫我嫁给你的上司，你要想升官好好干，不要把你妹妹当作往上爬的台阶，可耻！”

她哥哥硬着头皮说：“妹妹不要发火，人家是师级干部，我还不是为了你？”

雪梅反斥说：“就是司令我也不爱他，论年龄可以当我爸爸了，有什么感情？”

他不知羞耻地说：“什么叫做感情，结婚后才知道有没有感情？”

“你胡说霸道，凡事要想想自己比比人家，如果给你找个五十多岁的老婆，有什么感情？”

“男方比女方大十几岁不算什么，从古到今都是常事，有事慢慢商量，何必这样生气？”

“你不要吃辣萝卜操咸心，不管你怎样巧言花语，不能打动我婚姻自主的决心！”

“妹妹不要上火，不管怎么说咱俩是亲兄妹，这点面子还不给吗？”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如果我给你面子，就承认你这位伪君子出卖你的妹妹？”

“不能这样骂你哥哥，给你介绍个高级干部，不愁吃不愁穿是你享清福。首先得到好处的是你，我这个当哥哥的当然也沾点光，也是应该的，这难道也是错识吗？”

“我现在是养病，需要安静，请你离开我的病房。妹妹下逐客令了！”

妈妈讲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说：“我为了他回心转意，便劝他说：‘你这个当哥哥的最好死了这条心，你妹妹病得这个样子，怎么还逼她呢？”

“你真是个老糊涂，难道你也不为儿子想一想？”他出卖妹妹的原形毕露。

我这个当妈妈的也火啦，指问他：“我糊涂，还是你糊涂？”

他放肆地指着我：“是你糊涂，你糊涂……”

雪梅听后气的说不出话来：“你......你、你敢骂妈妈！”她气昏过去了。

我听了妈妈的一段令人悲伤的插曲说：“妈妈，我看这位哥哥太不通情达理了，为了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以牺牲亲人的一切，来满足个人的愿望？”

“你爸爸叫他气死了，你姐姐气成这个样子，我将来有一天也会叫他气死！”妈妈对利已主义的儿子失去了信心。

我为此沉思了几个不眠之夜，我活了二十几年，没有见过也没听说过，甚至古今的小说里也没有描述这样的可耻之徒，真是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