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村庄已过十个年头了。说是离开，其实并没有走太远，不过是由村子到县城，再经县城往省城罢了，而村庄也仍像一根绳子时刻系着我的神经，似乎总怕我走丢似的。如此，脑海中那根记忆神经的弦绷得越紧，我就越是想要立即斩断它。一晃好几年就过去了，我手中的刀早已不知去了哪里？而那根弦却似乎绷得更紧。可当我再次回到村庄，准备认认真真重新审视一番我的故乡时，却发现弦的那头只有一块儿孤零零的石头立在悬崖边上。我心里猛然一惊，这才知晓，故乡真的不在了。它不是被我斩断的，它是悄没声儿地消失的。

故乡开始在我的回忆中慢慢缩小，小到一座村庄、一孔窑洞、一捧尘土。站在村口，看着眼前一处处被荒草淹没的院落的时候，我想我该写一点儿什么，关于故土、关于过往、关于一个遥远的梦。不论它们是怎样的陈旧、怎样的破落，也总归是我命里已有的，我都需要在文字里寻出一点童年的踪迹来。

童年·小学·家难

我的童年是在孤独与忧郁中度过的。那时父母虽然年青，却被土地牢牢地拴在那些沟梁峁川之中，不得移动半步。他们长年努力地挥洒着自己的汗水，却少有回馈，而我周围的乡亲们也大约做着同样的事。

地处黄土高原的白于山区，是出了名的穷乡僻壤之地。而我的村庄属于穷乡僻壤里面的穷乡僻壤。我们的村名叫三胜坡，因当年“红白拉锯”时期，红军在此地连打三次胜仗而得名。在那个讲究阶级划分的年代里，这里成为远近驰名的“贫下中农”教育基地，那时村民们也就个个斗志昂扬，精神饱满。在饿着肚皮的日子里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然而文革结束以后，村里的政治优势立即成为了经济包袱。村子多为山地，坡陡土浅，不长庄稼。因此我们的村名三胜坡就被戏称为“没（读末）皮洼”，意思很明显了，这个地方连草也不多长，大地的表皮常年裸露在外。据说在“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连树皮都没得吃。包产到户以后，村里人的干劲虽然十分充足，然而面貌的改变却异常缓慢，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仍然见到一些常年家里揭不开锅的村民。

我的父亲因为有一点儿职业（村里的民办教师），日子过的稍微将就一些，在村里也算是有一点儿钱的人家。父亲曾回忆，他第一年从村委会领回的工资是280元人民币，当时他紧紧捏着一沓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钱回到家里，竟激动的彻夜未眠，对着我的母亲说：“今年可以过一个肥年。”

因为父亲是老师的缘故，我能够比别的小孩子早读两年书，而且可以不用交学杂费。要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家庭连一个孩子5块钱的文具都买不起，更不用说四五十块钱的学杂费了。也因此有很多与我同龄的孩子早早就辍学回家了，现在想起来很为他们感到惋惜，然而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时我父亲也觉得因为学费问题让孩子失学怪难受的，便给好几个孩子免除了学杂费，让他们只出一点儿课本费、带着自己家的凳子来听课就好了，这一项“惠民政策”让不少孩子又多读了几年的书。有的人家没有凳子，便和关系好的同学挤一个板凳。学校唯一的黑板也是父亲亲手做的（父亲在年青时学过木匠），他锯了一颗大杨树，用锯子慢慢改好，最后组装成一块长两米、宽一米五的木板，然后刷一点儿墨汁上去，斜立在教室墙边的土墩上，就成了讲课时的黑板了。父亲曾向村委会多次请求，买一点儿桌子椅子，可村委会也是穷的叮当响，借村民的窑洞作为教室，也需要出一点儿租金，他们已然承受不起了，为此常常换来换去。后来父亲把家里的三间新房腾了出来，作为村子的教室，才不至于让我们做学生的经常“搬家”。

我们学生里也有一些有点“经济实力”的，这从他们拿的干粮就可以看得出来。学校设在我们小村，其他的村子的孩子就得跑远路，有的距离一二十里，早上七点出发，赶到学校的时候已过十点了，因此中午是一定回不去的，也就必须早晨走的时候拿一点中午的干粮填肚子，才能撑到下午放学。在中午吃干粮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谁家光景好、谁家光景差。有的同学天天吃炉馍（当地的一种小吃，一般人家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做），这就明显让其他同学嫉妒了，而后渐渐地远离他、孤立他。若是这小孩子懂得一点儿“时势”，就会把自己的干粮与大家一起分享，否则这个小孩子的日子可是很难过的。至于喝水，我们似乎从来记不得喝开水，从院子的水窖（陕北地区专门用来收集雨水的地方）里钓上来一桶，舀一马勺咕噜、咕噜地大口喝下去，好像也没有哪一个小孩子因此而生病。但这却为将来的健康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可这并不是我们小孩子可以想到的，也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只说一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后来，忽地有一天，我们被通知要接受乡政府一位领导的检查，我们孩子倒也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我们必须早一点儿到学校，否则像平日里有人十点多才到校可得了吗？那时我已经上了四年级，再有一年我就要离开这里，到乡政府的小学去了。我们的学校也刚刚搬到村委会的驻地，那是七间土坯房，个个开一个“天窗”，幸亏我们一到下雨的时候就不用去上学了，否则去了也是到处躲雨的。门窗虽然全换成了铁门，但没有一扇窗户是有完整玻璃的。白于山区靠近毛乌素沙漠，一到春秋季节，风沙就连天的刮。碰上这样的天气，只能算我们倒霉，学还得上，课桌、书本上永远有拍不完的沙子。

那天倒是特别不巧，似乎老天爷要和村委会的人过不去，那位乡政府的领导坐着小轿车一路颠簸而来，竟遇见了十分罕见的沙尘暴，到学校门口（学校并没有大门）时，车子的挡风玻璃已完全被沙子掩埋，一下车就被村委领导引进了老师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连我父亲一共有三个老师，他们早已等不及了，握着领导的手久久不愿松手。这也不难理解，这么多年，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领导会来，来了也不会看一看人民教师。何况这一次据说是领导提出专门视察三胜坡的学校，要关心人民教师，关心山区儿童的教育问题。我们被安排在教室里大声朗读课文，村委会领导说越大声越好，要营造出朗朗读书声的校园氛围。因此在领导车子刚进校园的时候，我们刻意加大了声贝，有的同学甚至出现了沙哑，几天里一直拖着一副沙嗓子。

据我父亲说，这次视察工作，领导发了很大脾气。老师的办公室里没有一滴可饮用的水，学生的教室里风雨交加，桌子居然还是土台和木板搭建而成。领导见到两个生的有些相似的孩子问：“你们为什么坐一个凳子？”那孩子说家里只有一个凳子。领导当即用手抚摸了一把小孩子的头，表情十分凝重地走出了沙尘弥漫的教室。后来他在村委会里狠狠地拍了桌子。没过多久，校园里就开来了好几辆车，车厢里拉着崭新的桌椅板凳，以及粉笔、板擦之类的办公用品。这一天成为我们小孩子极为兴奋的日子，至今也没有忘记。

我们四个年级的学生全部挤在一起读书，老师上一个年级课的时候，其他年级的学生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上语文课的时候你也可以做数学题。似乎一切都很自由，我们也早已习惯了。然而这样一种习惯在我刚进入乡政府的小学后竟成了一种毛病，甚至成为不尊重老师的表现。现在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刚入学的第一天，当时我全神贯注地听完数学课后，还没有到打铃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自己温习。我趁着这个空挡，也觉得自己数学已经听的很懂了，似乎不需要进一步复习，所以就打开语文课本兴高采烈地写起了语文作业。然而不巧的是，数学老师一眼就发现了我的“异常”。当即揪起我的耳朵，不由分说地左右开弓，狠狠地扇了我两个耳光。我被这两个耳光打的晕头转向，更不知是何缘由？心中一阵困惑和委屈，但终是没有说出口。从此以后，我大约有“怀恨之心”，只要上数学课我就开始消极怠工，时间一长，我原本很不错的数学成绩竟一落千丈。到了六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期末考试我竟得了31分。回家的时候，我坐在一辆破旧的、弥漫着一股浓烈柴油味儿的班车上，眼睛死死地盯着手里的成绩单，心里忐忑不安。我知道父亲一定会教训我的，母亲也会因此而伤心。

第二年春天即将开学的一日，父亲对我说：“你回到家里来，可以照顾你母亲。”我虽然忧心母亲的身体，却也未曾想到要辍学来照顾母亲，那时我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长久以来，母亲的饮食起居都是外婆一手操办的。为此，外婆长期住在我们家里，很长时间都不能回一趟自己的家。父亲似乎也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对外婆一家也是极不公平的。我们三个小孩子总归是长大了，母亲得病十年，外婆就照顾了十年，现在我们终于长到了可以照顾母亲的年龄，自然我也没有什么激烈的反抗。况且那时候我心里正厌烦着上学，不愿意再见到那位可恨的老师一面。如此，我便第一次与上学分道扬镳了。

说是照顾母亲，其实更多的还是外婆操心，我一个十岁的孩子能帮上什么忙呢？母亲被病痛一日日折磨着，我虽然心急如焚，十分想替母亲解除痛苦，可我没有妙手回春的本领，只能焦急地立在地下看着外婆伺候母亲，我只起到递个水杯、接个碗这样的小作用。平日里我就和父亲一起出山，犁地、点籽、施肥……家里的猪、鸡、狗、羊虽说没有几只，但也仍要人来操心。得一点儿空闲又要出山里拔草、放牲口。真正全身心投入到庄稼人的生活，才知道真是没有一点儿空闲的时间，如父亲说的：做农民就得二十四条肋骨全动起来，一刻都闲不得。果然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一天似乎都有干不完的活儿。每日早晨六点钟就到了田间地头，父亲赶着两条牲口在前面犁地，我一个人背着盛满籽种的兜子跟在后面，一颗一颗地把他们点进翻开的土壤里。似乎是个子太矮的缘故，走路总迈不开脚，永远跟不上父亲的步伐，而且摇摇晃晃，很有跌倒的危险。那时我心里想，要是自己能跌倒然后摔成重伤，这样就可以不用干活了，可又转而一想，自己跌倒了，这庄稼谁来种呢？父亲一个人总是难以完成的。况且母亲生着病，仍需要看病的钱，作为一个农民，不种地哪里来的钱呢？这样的思想天天在我脑子里打转，弄得我日日魂不附体，萎靡不振。父亲只好在地头那边等着，我摇摇晃晃终于赶上了，父亲再赶着牲口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便继续跟着点籽。赶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一天的地终于种完了。父亲喝一口凉水便赶去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去，而我再赶着牲口去磨地（为了压碎土块儿，磨平地皮，以起到保墒的作用。这磨是用柳条制作的木筏，横放着，用绳子和套在牲口身上的抛竿连接，然后人站在上面，牲口拉着走即可）。

父亲这样的时间安排被很多人议论，有人就举报到村委会去了。那时学校里三个老师，似乎都处在风口浪尖上，其中一位姓王的老师虽说已经转正，成为公办老师，但仍然来迟走慢，这原因是他家距离学校大约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一位五十多岁的人很不容易走来，赶到学校的时候也大约就是中午十二点。另外一位老师很年青，但并不带主课，平时只教我们音乐或是体育，再加上他也是民办教师，因此来学校的积极性也并不大。整天背着土枪在山里打野味，等到学校的时候，肩上扛的土枪后面总会挂着三五只野兔。如此一来，倒真是苦了孩子们，可当时我们觉得没有老师管更加自由。早上刚到学校的时候，由班长负责大家一起晨读，读个把小时之后便开始了长达两三个小时的玩耍。我们那时虽然没有操场，也没有像样的运动器材，甚至没见过篮球、足球这些家伙。但我们仍然能玩出许多花样来。直到中午老师到了以后，便开始集中上课。这样时间一长，有村民就向村委会反映老师们来迟走慢，村委会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但似乎谁也无法解开这个困局，大家也都不欢而散。

日子似乎要一天天过去，我常常站在山茆上向远处眺望，心想我这辈子似乎就要这样过下去了。过了几个月，同样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那些上学时的伙伴儿们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与他们也才一年多的同学，他们居然还没有忘记我，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温暖。当即眼眶里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打起架来。他们十几个人坐着那趟唯一的破班车来到三十里外的山村，只为了让班里不能少一个人。我的父亲似乎深受影响，在秋季快要开学的时候，又重新把我送进了校园，我也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我原本并不是聪明之人，只有下苦功夫、用笨办法。反正心里就一条：这次得念出个人样儿来。

在我铆着劲儿认真学习的时候，母亲病危的消息突然传了回来，我便急忙跑去向班主任请了假，搭乘村里的三轮车赶了回去。我并不愿意相信母亲有什么不测，因此我明明看到了村里的三轮车上拉着花圈，心里却并不把它们与母亲联系起来，我甚至努力想象村里有谁年龄比较大了。然而等我赶到家里的时候，很多的亲戚都围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进进出出，忙里忙外。我顿觉天塌地陷，两眼发昏，双腿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母亲离开家已经四个多月了，这期间我曾去过县城、看过一次母亲，那时母亲的脸色似乎比原来好了很多，我与母亲一起住的时候也觉得母亲的病估计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离开县城的时候我心里还默默为母亲祈祷，母亲在车站送我的时候虽然坐着车子，但也能下地走动，说话也非常清楚，临别时不忘记嘱咐我认真学习，将来好有出息。我几乎是含着泪登上回家的车子的，但我在车里还想着母亲一定会好的。没想到两个月没到，母亲竟真的离我而去，我甚至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想起来，那次车站分别竟成了我们母子的永诀。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然成为一个失去母亲的可怜人。

母亲结婚后一连生了我们三个男孩子，在生下弟弟的第二年，母亲就患了病，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一天的健康，我们从小目睹母亲受的苦、遭的罪，心里无时无刻不怜惜母亲。她太苦了，人世间所谓的清福，她从来没有享过，吃穿住行玩乐与她没有一样沾边，她也不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她的三个孩子艰难地成长并各自走出了自己的路，这些她都没有看到。母亲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是为了让我们三个活在人间。母亲本性善良温和，但对于我们三个仍然要求十分严格，时刻督促我们要有进取心。为此她多次用病弱的双手拿起鸡毛掸子鞭打我们，但她从来都是举起鸡毛掸子极用力，但落在我们身上又是那样的轻。我们几个也便明白母亲的用心，自然十分听母亲的话。可没想到，母亲在与病魔抗争了十多年后猛然撒手人寰了。我至今都不愿相信！

从这以后，我便不再对村子有半点儿念想，一路念书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求学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也是完成母亲的念想。我曾经在一首诗里写到“我要走遍所有的地方，看遍所有的风景，然后拍照留念，带到母亲坟头点燃，告诉母亲，她的生命在儿子的身上生生不息。”

村庄·乡亲·离散

白于山区的村庄相对稀少，有时三五里一个村子，有时二三十里一个村子。它们全部像是捉迷藏似的躲在山区里，很难寻觅，像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那时没有电话、手机，要想联系一个人就得步行。我仍然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们步行去行李、找人、串亲戚。在这个无比寂寞的山区里，似乎只有遇上婚丧嫁娶的日子，才能见到人声鼎沸的场景。我们小孩子平时实在无聊的很，田间地头、沟梁峁川几乎用双脚全走了一遍。除了逮几只鸟、捕几只野兔、捅一回马蜂窝，似乎也并没有其他什么乐趣。只有等到亲戚家过事的时候才能寻到新的快乐，我们对于新娘新郎是谁并不那么关心，我们在乎的是鼓乐手们的表演才能。陕北这地方出民歌，却并不怎么出乐器，唢呐大概算是陕北最地道的乐器了吧。曾经很有一段时间，唢呐这门手艺在陕北很是吃香，谁家要是觉得自己家穷，娶不起媳妇儿，那最好早早让儿子们去学习唢呐，将来必定能娶到漂亮的女子。在我们村子，据说就曾有人学习过吹唢呐，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终于没有学成，而他们虽然最后也娶了媳妇儿，可光景过得实在很平常。

唢呐一吹，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似乎都被这声音填平了。吹到激烈处，若万马奔腾，气势十分磅礴。有吹的，自然也有打的，更有敲的。所谓敲锣打鼓，降龙伏虎。吹手用的鼓并不大，脸盆口大小的鼓面，两边环子上绑着红绳子，挂在打鼓人的脖子上，两只手拿着两根比筷子长一倍的木棒，站在吹鼓手面前，显得十分神气。一场大型婚事活动，必须动鼓乐，方才显得隆重也郑重。鼓乐、鼓乐自然是鼓先行了。我们小时候十分羡慕那些会敲鼓的人，很简单的道具，竟然可以敲出无数花样，每每音乐到了高潮时，那手与鼓棒之间早已没了界线，鼓点也就进入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境界。

白于山区天生本是寂静的，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硬是让它热闹了起来。每逢婚丧嫁娶时，都得弄出个动静来。而且动静越大，人便越是夸赞、羡慕。如此一来，人便都互相攀比起来。娶亲总要过个三天的事，出丧更要停过七天的灵。最后总要让周打方圆数十里的人都知晓才算罢了。中国人讲人死盖棺定论，在农村，乡里乡亲的评价就是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也是一生的荣耀。

乡村的生活实在过于单调，除了人烟稀少外，主要是可做的事儿太少。在我的印象里，村子人几乎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家家户户也都大同小异。我的村子里全是一个姓，第一位来到这里安家的老祖先据说是从陕北东部逃荒避难的打工汉、要饭人。后来在这个地方给一位颇有些钱财的地主打工挣了一点钱，便自己花钱买了地。也许卖主是个吸大烟的败家子，我们这位祖先一次性买下的地竟然多达几架山，直到现在也仍然有从未开垦过的荒山。这些广袤的土地曾经救活了一个家族，也让我们村子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周围的村子富有一些，因此在娶媳妇儿的时候总比别的村子更容易些，一些滩道人家也愿意将女儿嫁到我们村里来，而别的村子就只能娶南山的女子（我们村子往北走更靠近县城，地平人富；往南则是山大沟深，更加贫穷）。然而这种“富有”仍然十分可怜，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村子还没有通上电，每当太阳落下西山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开始点起了煤油灯，有些人家是连煤油都买不起的，因此一到晚上的时候，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到别人家串门，二是倒头睡觉。在农活特别忙的时候，倒也无所谓，太阳落山的时候人也就累了，正是睡觉的大好时机。然而到了冬天这样的闲月，就很难打发那些多余的时间，如此，就养成了大家都爱串门儿的习惯。

村里第一台电视机是我当村主任的五爷买的，那时村主任可是极威风的，村里的大小事务，无一不要村主任解决。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出现在他家自然也不足为奇，那时仍然没有电，是通过风力发电带动的，信号十分差，时断时续，电视机画面的雪花滋滋作响。但我五爷家的窑洞仍然挤满了人，很多人看不到画面，就只听声音，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电视的生物，仅这一点我就需要感谢我的五爷。我的五爷足智多谋，办事沉着冷静，其聪明的才智为很多人称道，但其自私自利、狡猾虚伪的本性也同样为很多人所唾骂。像他这样性格异常矛盾、被人评价两极的人在村子里实在找不出第二个，而这也恰恰说明他的与众不同，如今他早已步入暮年，卸下村主任的“官衔”也有十多年了，但他仍然操心着每一次村里的选举工作，也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大小事务。他对政治的先天敏感就是现在一般公务员都难以比上的。如今他常常坐在村口等待有人前来与他一起讨论当下的国家形势及政治人物的命运沉浮，然而他的身体却越发不好了，两条臃肿的腿拐成一个圆圈，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让人十分揪心。他的精明与能干再也无法像年轻时一样让村民们既敬又畏、既爱又恨，更无法让一个人烟近乎绝迹的村庄掀起狂波巨澜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的村子终于通上了电，家家户户按了灯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对此很是好奇，总喜欢去拉开关上的绳子，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都想靠近它，因为可以随时开关。那时大家都怕费电，因此晚上开灯的时间一再推迟，打开之后又一再加紧关掉。我们一家人睡在一盘很大土炕上，到了睡觉的时候，父亲说拉灯的一声，我们便抢着把它关掉，但关灯以后又很难睡得着，似乎还在操心着电灯的事儿，有时候为了拉灯，也会撒谎自己要起夜，如此又多拉了几次，这个拉灯的动作我们谓之曰：本拉登（拉灯会产生嘣的声音）。时间一长，小孩子的兴趣都会减弱直至消失。通电的第三年，父亲从城里买回来一台21英寸彩色电视机，这在我们村子里也算是不多见的。后来我与父亲谈起，才知道那时候母亲已经病危，他知道母亲来日不多了，买这台电视就是为了母亲能够多看一眼这个世界。

村里先后买回来了更多、更大的电视机，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在二十一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才发生了新的变化，然而这变化过于猛烈，以至于很多人一时无法适应。曾经保持了百年不变的村庄慢慢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而我恰恰是站在新旧交接的当口，我目睹了整个变化的全过程，我知道曾经的故事再也不会复现了，但我要记录下我与我的祖辈们都经历过的那些岁月。

我曾细细考察村子的历史，在明清之前这里并不是人丁兴旺之地，而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长期对抗的边塞。因此这里虽有中原文化的浸润，但其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因子，而且根深蒂固。只不过这因子里多是一些民间迷信。譬如说跳大神的神官、观生死的阴阳先生这两种职业在陕北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甚至超过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在赤脚医生出现之前，这里所有人看病都只是找神官，他们用一些神神鬼鬼的把戏却取得了多少代人的信任，不可不说是个奇迹。至今仍然流传着某某神官看好怎样的疑难杂症的传言。

我的母亲生病的那些年，也没少找这样的神官看过，其中一位竟是我的伯父，他在我父亲那一辈中排行老五，原来本是一个正常的、朴实的庄稼人，忽而有一天对人说：“神上了他的身。”听的人只当是胡说，权作一个玩笑听。可没想到他竟然一日日地走向了“神”的那一边，最后做起了神官的生意。也许是碰巧，有几个病人被他看过之后竟完全康复了，如此，他的名声便自然而然地传了开来。我的父亲原本最不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但在跑遍大医院都不见效的现实状况下也投奔他的堂弟去了，最后结果自然并没有什么大用。不要说是大病，就是一些头疼感冒的小病，多数人也是要找神官的。每个村子里似乎都有一两个会“送病”（通过一些仪式性的表演，把患者体内的病送走）的人，但凡有人生病又苦于无钱治病的时候，就需要求助他们。

我的爷爷是一位赤脚医生，是村子在建国后的第一位专门进修学习过的现代医生。那个时候几乎没人识字，而爷爷恰好读完了高小（相当于五年级），那已经算是很高的水平了，也算一个知识分子。村里组建医院系统的时候，便推荐他去卫校学习，之后便成为村子里唯一的一位医生，这一干就是一生。在行医问诊的过程中，爷爷给人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健康，还有医学常识，这个常识让人们慢慢打破了对神官的笃信与崇拜。

赤脚医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代步工具，每次有病人家属前来求医时，爷爷二话不说就撂下地里的农活，背上保健盒，步走着前往患者的家。有时要走很远的地方，因此往返是没有期限的。也有些人家很着急，自己赶着骡子车前来，那样爷爷还能节省一点儿力气。在爷爷从医的四十多年里，从来没有听说有患者抱怨，也从来没有听爷爷拒绝过谁。在那样一个安静的不能再安静的村子里，人人信任医生。爷爷给碰破头颅的孩子缝过针、为头疼脑热的人们抓过药、为临盆的产妇接过生，更为无数的穷人免除过医药费。然而在他六十六岁的时候，他的生命被癌症截断了去路。在去过一趟上海之后，爷爷绝望地返回了老家，不多日就离开了人世，甚至来不及和这个世界说一声再见。丧礼办的并不十分盛大，但来的客人却站满了整个院子，前来送爷爷最后一程的人多是他曾经看过病的患者，还有那些深受这位“乡村好人”感动的乡里乡亲。

赤脚医生在中国即将成为历史，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的村子因为太偏远，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风暴即将来袭。就在办完爷爷后事不多时间，父亲也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准确地说并不是父亲辞职不干了，他曾说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他也要坚持下去。然而在村里的学校越修越好、设施越来越便利的时候，学校里没了学生。望着空荡荡的教室，教了十八年书的父亲内心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是为了孩子们都出去读书而高兴，还是为村子的衰败而哀叹？然而一切都来的异常突然，没有人能躲开，包括父亲。

在整个社会飞速前进的路途中，这个偏僻的山村终于慢悠悠地开始了变化。出门打工成为新的名词，也成为村民新的谋生手段。然而他们不知道沿海地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现了农民工。然而三十年前他们才兴高采烈地沉浸在“包产到户”的巨大喜悦之中，家家户户拼了命地在自家的土地里刨挖着，等到他们发现在村子已经待不下去的时候，才猛然发现社会竟然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原本很小的县城，两三年之间便旧貌换新颜，一幢接着一幢的高楼拔地而起，那些受益于房地产的城郊农民一夜之间暴发成为巨富，村里人到了城里竟发现手里的钱几乎什么都买不了了，这才开始着急忙慌起来。开始并没有人愿意主动丢下锄耙、卖掉牲口举家进城打工，只有一些原本就很破落的人家，知道自己呆在家里也是穷，还不如出门闯一闯，而他们也成为乡亲们出门打工的排头兵，也为后来人出门打工探索了经验。逐渐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出门打工的行列中了。那些稍微殷实的人家还一时不愿抛家舍业的投入到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里。然而没几年间，不用任何人来说，几乎所有的年青人一哄而散，全部进入了各自的城市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地了。

我的父亲在2008年的时候终于下定决心要出门创一番事业，然而中间却断断续续，直到2010年的时候才真正意义上丢下家里的一切，进了城里以打工为生。村里其他人也多是在这个时间点前后进的城，如今过去快五六年了，村里人再也不会坐到一起讨论该不该出去的话题，人人争说一件事儿：挣钱。不论走到天南海北，不挣钱，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虽然过的很辛苦，但他们个个都有要干出一番春秋伟业、挣下千财万贯的决心。然而日子如流水一般过去，人生的困境让他们的梦想越来越屈服于现实，只要能养家糊口已是最好的收获。

我再次返回故乡的时候，见到的已经是“人去楼空”的景象了。村里往昔的热闹景象再也寻不到了。除了一些丧事会在村子里办之外，其他所有的大小事都移到了城里，嫁娶这样的喜事自然也搬到了城里。况且也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再嫁到农村去。曾经村里日日能够照面的人，现在都各奔东西去了，长年都难得见上一面，有些人家老子和儿子也未必在一个城市里打工，团圆的日子只能寄希望于春节。然而这些年人们越来越发现团圆甚至成为一个最奢侈的念想。很多人出门之后就再也没能回来，即便回来也有四肢不全的。我父亲的一位堂弟是一位跑长途的货车司机，2012年的冬天在甘肃因车祸去世；我的一位二伯曾经出门当装卸工的时候右手的三根手指被冰冷的机器硬生生折断……这是一份很长的让人心痛的名单。这些年来那么多乡亲离家出门打工，天知道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当然也没有谁顾得上去关心别人家的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对于这样一群毫无知识、只有苦力的村民，猛然闯入一个陌生的城市，似乎多少有些残酷，然而这是无法避免的现实。

我站在村口，甚至连狗叫声都听不到，村子寂静的让我寒毛直竖，脊背心一阵发凉，继而感到害怕。我的村庄前后也才不过百年的历史，前九十年都是一个样子，后十年竟迅速换了一副新面孔，而这恰恰让我赶上了。奶奶今年七十有五了，总不愿离开老家，现在仍住在村子里，和她一样的还有两三位老人，儿孙们都远在他乡，除了一台硬邦邦的电视机，就只有一轮月亮能陪她们说话。而那些在外的乡亲——农民工们又不知道此刻在做些什么？也许躺在出租屋里呼呼大睡，也许趁着月光在打扫街道、也许挤在火车站里等候、也许·······有太多的也许。也许过得很幸福吧，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