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启良先生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先生去世十多年后，才写纪念他的文章？因为高山仰止抑或恩深似海，不可言宣？这似乎不是理由。如果懒是理由，不敬爱是理由，那我相信和肯定无法用语言形容和记叙先生，才是真的理由。先生的德行和学养，厚实博大，像山和海，我生怕浅陋的书写对先生竟是一种鄙薄。我相信是这个原因使我没有动笔。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十年来时常感到愧疚和脸红，我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只要想起启良先生，只要拿自己的德行和学养与先生比，我就是一个浅薄的小人和小学生。我有时候甚至觉得不配做他的学生，尽管我以他是我的老师为傲。

我进河池师专第二学年的时候，才认识的启良先生。之前只是对他耳闻，听温存超师兄说，学校有一名老师，课上得非常好，教当代文学的，只是不知道轮到你们当代文学课的时候，会不会是他给你们上，他叫韦启良。那时候我对好老师并不在乎，对如饥似渴的我来说，能够传授给我知识者都是好老师。河池师专每个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我至今都能一个不少地讲出他们的名字和特点。

但启良先生确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他第一次走进我们中文80级教室的时候，很是让我意外——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瘦削、黝黑，穿着灰色的的确良衬衣、揉皱的棉裤子、不亮的皮鞋，看上去就像我们村的民办老师。然而他一开讲，立刻就把我震慑住了！首先是他一口流利准确的普通话，让说话还“夹壮”的我佩服。从他的姓氏判断，他也是壮族人。壮族人讲普通话不“夹壮” ，他是怎么做到的？而更让我佩服的，是他对当代文学别开生面的解读，凡是教材里有的，他基本不去赘述。在教材稀缺、教材就是宝书的那年代，他额外的信息从何而来？一堂课下来，我听得是津津有味、目瞪口呆。然后我才发现，启良先生上课是不带教材和讲稿的，只有几张小卡片，像如今的门卡一样，他只需看一眼，便畅通无阻，字字珠玑……

就像被一本书的梗概吸引然后想通读这本书一样，逐渐地我了解到，启良先生毕业于上世纪60年代的华中师范大学，但一毕业便被下放到农村放牛。他在农村娶妻，生儿育女。当他获平反登上大学讲堂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显然，这是一个在磨难和黑暗的道路上行走得太久的人。我终于明白，他的脸上为什么写满沧桑而眼睛为什么那么深邃。他在讲王蒙、艾青、郭小川等苦尽甘来的作家诗人的时候为什么眼含泪水？那是因为，他仿佛说的是自己。

进入大三的时候，我们中文80级去天峨实习。我人生为师的第一节课，十分紧张，眼睛发白，根本看不清坐在教室里的人。终于把课（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讲完，汗流浃背的我忽然发现，教室的后排，竟然坐着启良先生！我忐忑地走过去，面对他。启良先生对我说，你有一点讲的很好，就是魏巍的《东方》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信息，你传递给了学生们，而这是教材里没有的。我当时听了，顿时放松下来，尽管我听懂了他不满我其他讲课内容的言外之意。他扬长避短，用表扬代替批评，使我有了信心。若干年来，我也正是用这种方法，指导我的学生。

也是在实习期间，某一天，启良先生忽然独带我一名学生，拜访了天峨当时在广西响当当的作家诗人颜新云和李昌宪。启良先生为什么带我随同，我想一定是知道了我爱好写作的缘故。那时我写的诗《一个小学教师之死》 ，已得到通知，准备在《诗刊》发表。他带我认识作家诗人的用意，就是对我文学创作的鼓励。我在李昌宪简单的宿舍，肚子以及大脑，饱食了人生难忘的一顿美餐。正是这顿美餐，支撑我在接下来的困苦环境里，坚持梦想，自强不息。

毕业后，我被分到都安菁盛乡中学。菁盛穷乡僻壤，缺电少水，没书店没朋友，我在那里一度迷茫，学会了抽烟和喝酒。但所有的烟酒，都不如启良先生安排的那次聚会，让人提振。

一年后，我调到了县文化馆，任创作员。我终于通过文学创作，改变了处境。几年后，却又因为文学创作，陷入困境——我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官场沉浮录》 ，在当时名刊《青春》发表，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县里一群官员对号入座，告我诽谤罪。一时间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年仅二十四岁的我，弱小无依的我，像一只随时倾覆的小船。

就在我最艰险的时候，已任河池师专校长的启良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希望我镇定，文字狱轻易是不会再发生的。但如果县里容不下你，你还可以回母校来，这里安排你工作的位置。信收到没几天，我忽然在《河池日报》看到启良先生的文章《凡一平印象》 ，他通过发表文章，表明态度和对我的支持。他的文章，以及接二连三亲临都安的李果河、银建军、韦秋桐等母校老师的声援和保护，我终于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梁晓声说，好女人是一所学校。我则说，好学校是一座靠山。而好学校，必定首先有一名好校长。

文学创作继续成为我生活和生命的内容。1991年，我从复旦大学进修两年结业后调到南宁，任《三月三》编辑。我每期杂志都寄给启良先生，并希望他给杂志赐稿。但启良先生从不给我担任编辑之后的《三月三》投稿，因为他要避嫌和爱护我。而我编辑的杂志，他是每期都看的，看得非常仔细。有一次我收到他的信，信中指出某期我责编的一首诗，是抄袭李瑛的作品。他的语气异常严厉：我给你们上当代文学课的时候，就重点讲过这首诗。你不该犯这种低级的错误！看了启良先生的信，我汗颜无地。

启良先生一直都对他搞文学创作的学生寄予厚望的，尤其对东西和我。上世纪90年代初，东西还不怎么出名，我的创作更处于瓶颈，启良先生像是觉察到了，他提出要为东西和我举行一次作品讨论会，并拨了款。来自全国的评论家、作家在宜州母校，为我和东西诊断开药方。启良先生在会上说，在学生成长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和关怀，是老师和母校的责任……

那次讨论会之后，东西和我如虎添翼，创作一发不可收。我开始写长篇小说，东西不久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们觉得可以为我们的母校争气和争光了。

启良先生却病了。他是一校之长，是众多学生敬爱的老师，病可以生，但怎么可以生让人晴天霹雳的病呢？

闻讯的东西和我一同来到医院，见到的却是面露微笑的启良先生。他说，这肺癌发现得还算及时，应该没有那么快。像患这病的某某，已经十年了，也还在。你们放心，这病不过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不一定会掉下来。我们本该安慰先生的，先生却安慰起我们。面对名利，我们知道先生一贯淡泊。面对生死，先生也是那么淡定从容。

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先生的头上悬挂了十年，最终还是掉了下来。它无情地夺走我尊重和敬爱的老师。但这么些年，我始终不觉得启良先生离开了我们，因为他的教诲还在，他的思想还在，他的著作还在。他用另一种方式活着。他的教诲、思想和著作，都在人间，像海上的灯塔，只要他的学生困惑和迷失，就会明亮。

（凡一平 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