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诗人殷夫诞辰100周年、牺牲79周年。殷夫以22岁的短暂青春，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成为“红色诗人”，这种强烈的信念感和慷慨赴死的勇气，在今天具有了别一样的意义。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最初读他非常激烈的一些诗，如《血字》、《1929年的5月1日》等，感到不能理解。但他另一首涉及革命与亲情矛盾的诗《别了，哥哥》却深深触动了我。一个做着高官的哥哥要来拯救他，无论是谁，心底都会产生情绪的漩涡和风暴的，殷夫同样如此。我那时虽然不完全懂，但我隐约觉得诗人非常痛苦，因为在“革命”与“亲情”之间，他的信念、身份都决定了会拒绝哥哥的拯救。在生与死的一念之间，他以22岁的小小年纪毅然选择了死。这是我虽然不完全懂、却是最令我感动的地方。因为他让我一个弱冠少年，朦胧地知道了一个“革命者”的魅力。

　　当然，70年后我知道，当时我还是在一个历史框架中走进殷夫和他的《别了，哥哥》这首诗的。那个框架决定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也决定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有一段时间，“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连同它们的作家作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历史记忆被边缘化了，在一些文学史叙述中还成了被批评的对象。那时我在一所大学教书，这种“重写”思潮对我影响很大，在平时研究包括讲课中，不自觉地越来越疏离它们，也包括了今天我要说的殷夫。“重写”是另一个历史框架，这种框架决定了我们与革命文学的关系，也决定了我们对于它的历史认识。最近十年来，由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的兴起，“左翼文学”得到了比“重写”时期更贴切、更深入也更丰富的理解。“重写”的框架发生了新的危机。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兴起之后，人欲横流，社会关系冷漠，物质化、功利化思潮的甚嚣尘上，都在这一特殊历史时刻促动了人们对“温情”、“勇敢”、“牺牲”、“正义”、“信念”的重温与反省。殷夫就是在前面两个历史框架都发生危机，一种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开始出现的时候，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我想正是在对上述殷夫阅读记忆的清理中，我感到他的复杂、丰富和重要。殷夫的重要不是他的诗，而是他身后有一个很大的左翼作家的群体；这个作家群体的重要性，加重了他的诗的历史分量。所以，我们不能单独、孤立地谈殷夫，我们应该把他和他的整个创作摆在左翼史、左翼文学史的视野中来认识。这样才能获得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整个30年代红色文学的更为贴切、深入和比较全面的认识。比如，殷夫诗歌对劳资矛盾的表现、对弱势群体处境的激烈批判和愤怒，都代表了一种社会正义感。否则，他一个富家子弟，没必要这么出生入死，没必要22岁就丢掉了性命。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他、他们那一代革命者、革命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历史逻辑和深层原因，都没有进行有效的清理、反省和包容性的理解。也就是说，只有在看到很多普通劳动者的艰辛劳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许多不幸的事件还笼罩在我们周围，关于公平、正义的社会批评越来越形成一种社会浪潮的背景中，在70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殷夫的意义是需要重新发掘的。他作品中批判社会丑恶的历史势能和审美的东西，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去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