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个故事：听说有一个老学究晚上行路，忽然遇见一个过去的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一个破烂的房屋前，那人指着屋子说，这里一定是个文人住的。学究问他怎么知道。那人说，人在白天的时候为生计奔波，掩隐了自己的性灵，只有睡觉时不会有太多杂念，他所读过的书，每个字都会从他的百窍中发出光芒，形状朦胧绚丽，就像锦绣一样灿烂。如果学问做到像孔子、屈原、班固、司马迁一样，他的光芒就会照亮天空，和星星、月亮一样闪亮。次之，他的光芒可以照数丈、照数尺。再次之，发出的光也会如同屋子里的灯，可以照亮窗户。这个房子上的光芒有七八尺高，所以可以知道里面住着一个读书人。这个故事让我读来心生感慨，因为读书人是可以发出光亮的，写书的人想来更是可以发出光亮的。正如人们常说文学好比灯火，我们应该相信，有一些善恶，终将由文学流传，并以此来启迪人的心智，照亮人的心灵。

多年前，我曾在鄂西一个叫做幸福二队的小山寨插队当知青，山区人民的朴实善良，当时的极度贫困以及为了生存的种种算计，让我领受了社会启蒙的第一课。当时所见所闻和经历过的故事常常使我难以平静，成为最初写作的来源和动力。在我发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小说《香池》《谢了的花》《哑姑》《花灯，像她那双眼睛》等作品里，记述了那个年代鄂西山区人民的生活片段，以及交织在人们命运之间的善与恶。小说《香池》讲述了一个乡村姑娘的故事：香池的爹被极“左”势力迫害致死，妈从此病倒了,两个年幼的弟弟只知哀哀哭泣。15岁的香池悄悄从老师的点名册上划去自己的名字,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生活迫使香池早早地成熟，一大堆问号时刻在她心里翻腾，怎么好人受气，二杆子得势？龙泉河庄稼年年减产，再加上家里劳动力太弱,不管香池怎样起早摸黑勤扒苦做,每年还是要超支上百块钱。上面清查了所有的超支户,限令香池家在冬月底前将400多元超支款全部还清,否则就要拔锅牵猪，拆屋揭瓦……香池因为贫困而被强迫拐卖，但最终在长江岸边的码头上被人搭救，小说结尾写道：“轮船启航,它颠簸在浊浪排空、艰苦的航段里……”这让我不觉联想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贫困山区，即使在那样窘迫不堪的环境下，人性的善良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也不曾泯灭。相反，正是靠着石头底下也要冒出绿芽的坚韧，山区人民才得以生生不息，并一步步走向美好。

在插队那时，幸福二队的人家都不富裕，可生性好客的土家人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好吃好喝的拿出来待客。难忘在一个叫梁菊儿的小妹家里，除了吃到稀罕的腊肉，还有梁伯娘煎的鸡蛋卷，她在一个小铁炉里放几块炭，架上一口小锅儿，将打好的蛋液轻轻倒进去，摊成金黄的蛋皮，再放些豆腐丁芝麻粒，卷在一起再煎上片刻，我们在一旁看得口水直滴，说伯娘，您家太过细了。梁伯娘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东西要做得好吃，就要过细。可我们知道，那是她用来换油盐的鸡蛋，除了给我们这几个知青吃，她们家自己从来不吃。幸福二队的人勤劳，在他们的日子里，酣畅的劳作是让他们感受愉快和得意的事情。有一位叫龙二哥的土家人一手可举起半扇石磨，一肩挑起200多斤，锄头和粪桶要比别人的大两倍。二哥对各种活计都挥洒自如，酣畅淋漓干活的同时还能眉飞色舞地跟人说笑，或是扯起喉咙喊一阵山歌。他们劳动的样子实在令人陶醉。多年之后，318国道从极为偏僻的幸福二队穿过，当年的沙石子路成了宽敞的国道，后来又成为高速公路，还有了宜万铁路。我多少次乘车从那条道上经过，竭力想看一看幸福二队的模样，但一次次变化着，渐渐变得认不出来了，只是远远的，那座山梁还立在那里。曾经的那一片静谧朴素的土地，就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清澈的水龙潭，弯曲的田间小道，包着头帕的崔队长、梁伯娘、二哥、菊儿，那些幸福二队的乡亲们，那些打着土家花锣鼓，唱着“十姊妹”的兄弟姐妹，将人间质朴的爱和善给了当年那个16岁的女孩，让她的内心深处，始终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激，为她日后的写作打下了明亮温暖的底色。

近年，我采访了解到一位广州普通女子翟美卿如何成为享誉全国的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的故事。她说自己是踩着改革开放的路径一步步走过来的，是坚持爱和诚信才得以发展的。当年她 22岁只身到北京创业，在京郊一个农家院里办起了一家生产床垫的小工厂，从广东顺德请来了几位师傅，每天起早贪黑采购材料，加工制作，推销产品，经过一番努力，生产的“美满”床垫进入京城一家家商场，工厂开始盈利。没想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歹徒摸进院子撬开了她的房门，用刀逼着她打开保险柜，幸亏偶尔路过的工友相救，她才捡回了一条性命。生死磨难没有让她退缩，反倒使她更加懂得要珍惜生活，1990年与丈夫刘志强白手起家，创办企业，提出 “办好实业，回报社会”的企业宗旨，2005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家级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持续运营到今天。她以一个女性的柔软和坚定，传递大爱，在全国贫困地区建立了超过1550间香江爱心图书室，设立了帮助贫困地区女性创业，帮助单亲特困母亲建安居房，帮助聋儿做耳蜗，资助贫困白内障病人做白内障手术等慈善项目，为无数需要帮助的家庭带去了生活的光亮。她多次说，她在致力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

在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大对撞》期间，我又有幸采访了解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者们。他们是中国，也是国际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李政道、谢家麟、方守贤、叶铭汉、陈和生、王贻芳等，他们如当年的陈景润一样痴迷于科学研究，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目标远大、脚踏实地，生活中谦逊自律，勤奋俭朴，富有爱心。由他们建造成功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目前是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是国家与世界高能物理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可谓强国重器。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离开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将如何工作与生活？世界已经进入智能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但人们可曾知道，中国互联网第一个接入点在哪里？是谁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中国第一条国际计算机联网专线开通又从何而来？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因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而开端的。正是缘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建造、成功运行到正式采集物理实验数据，缘于当时国际高能物理领域的广泛合作，当年在CERN斯坦伯格教授的支持下，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了创建网络通讯的专门工作小组。1986年8月25日11点11分24秒，在北京710所的IBM-PC上，高能所科研人员向远在瑞士的斯坦伯格教授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E-mail）。那位在键盘上轻轻一点的年轻人，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就是他这一点，意味着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科技时代。世界变得如此奇妙。 我们感受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变化，应该领略和传播科学家们长期甘于寂寞的辛勤创造，还有他们以良知和理性而树立的科学精神。

在人类发展到高科技、高速发达的21世纪，当代人应该对文学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出自己的叩问和探求，守望灯火，用文学的方式来寻求人生的价值；用文学的方式来书写人间的善恶。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此消彼长，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的光怪陆离，人性的复杂让文学表现似乎也越来越难以把握，善恶是非变得暧昧甚至颠倒，以至寡廉鲜耻，失去罪恶感。一个丈夫可以为了一笔数额不菲的保险赔付而亲手谋害自己的妻子，甚至是当着亲生幼儿的面；一个丧心病狂的男子竟敢在校园里对着鲜花一般的孩子举起砍刀……是什么毒药让他们灭绝人性变成恶魔？如果我们早一些，更早一些给那些麻木的人生，病态的心灵注入善和美的能量，能否避免或减少那些让人心痛的恶性事件？古人云：“知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在一座座迷人的城市和乡村，阳光灿烂而同时又有着暗流涌动，文学要洞察生活，见证善与恶，不能让恶成为毒气弥漫在茫茫人海中，也不能让善淹没在不断流淌的长河里。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文学写作也同样如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 文学创作既要有宏大史诗般的书写，也要有细致如微的心灵观照，崇德向善，的确是文学应该承担的道义和职责。一个真正的有爱心的作家，有爱意的作者应该去书写光明，应该去记录善，见证善与恶。不能让恶成为无边无际的花朵，也不能让善埋没在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群之中，要去发掘那些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借鉴了西方文学很多有益的地方，解放了思想、开掘了人性、放飞了自我等等，但是我们需要警惕，不能丢失根本的东西，而这个根本就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人的智慧。

前不久在深圳龙岗参观科技城，看到了智能机器人艾娃，诸位作家与之对话，艾娃可以随机应答，唐诗宋词倒背如流。后来问到“你能写作吗？”艾娃回答说正打算这样的尝试。那一刻让人感到了一种文学的危机，人的写作将来能比机器多一些什么？或许正是人类的精神与情感，正是那些心灵深处的善和爱。中国40年改革开放，不仅拉动了经济发展的闸门，也放飞了文化发展的翅膀。时势造英雄，笔墨随时代。新时代造就的文学丰富多彩，又让人心生更多期待。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清醒努力的方向，修炼一双慧眼，分辨人间的善恶，在秉烛前行的道路上，渐进、渐悟、渐成，争取创作出留得下、传得开、立得住的好作品，明亮灯火，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让那些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源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