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记包拯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他流传下来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诗和晚年的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的典范，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饰得一无破绽，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

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中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

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

欧阳修的批评，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翰林学士，任安徽、南京、成都等地官员）与宋祁（翰林学士，使馆修撰，与欧阳修合修《新唐书》）。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

比起哥哥宋庠（此前也曾被包拯弹劾过），宋祁确实生活铺张，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若以此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还燃烛展纸，干起正事，远近的人看见灯光，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唐书》。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也不很坏。

另一位被包拯攻击的是张方平。此人天性豪迈，颇有才干，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包拯立加弹劾，说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张方平确实不谨慎，但似乎尚不足以立“无耻”之论。

据司马光后来说，包拯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还有不少条状。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竟不见踪影。清朝有人猜测，此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而削去，毫无根据。但不得见此奏原文，总有些遗憾。

碰巧的是，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宋仁宗时期任宰相）不和，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我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相反，倒还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三亲六故吧。但没有，无论前后，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无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是否应归罪于文献失传呢？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有关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

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察则无徒，此之谓也。

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但不管为什么，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