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灵魂、养气魄、尚创新、重想象的审美书写上，作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生机勃勃的“世界现代文学的新品种”（许淇语）的散文诗，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或许是“散文中的诗味”与“诗中散文的庄重”这两者的自由交往与情投意合，使得缪斯女神的心灵在韵律内在活力的激发下，时刻做好了迎接这个“新品种”中那“不可言传的意味”与“神采飞扬的诗性智慧”的准备。散文诗是脉管中流着真正的血的文学载体，一种装在愉悦的形式容器里浸润既久而悄然散发出来的“浓郁的诗味”或“平淡的情思”――无怪乎泰戈尔在谈及散文诗时说：“似乎没有什么装饰，但有风姿，所以我认为它们是真正的诗的家族的一员。”因为健朗而精悍的“魂魄体翼”，散文诗不仅以她矫矫不群的存在，毫不留情地回击着那些被妖魔化的傲慢和偏见，而且于空灵的境相中呈现出诗人心灵的葱茏、气韵的生动、体式的璠缊与审美想象的自由自在。

        我以为，散文诗写作首先要尊灵魂，强调的是“美中生智”。做一个有灵魂的诗人，一个精神上优秀的大写的诗人，做到审美与审智的高度统一，应成为散文诗作家的自觉追求。散文诗关涉人的灵魂，它是诗人运用活色生香的文学形式对于人生智慧的不懈寻求。著名诗评家陈仲义说：“诗是灵魂的质量和生命能量的耦合；诗是与灵魂同步与生命共振的精神磁场”，只有来自灵魂而又照耀灵魂，散文诗才能在本真意义上向那些探索人生真谛的灵魂敞开自己的精神视阈。可以这么说，当你徜徉于散文诗世界，带着某种诗性追问成为花径上的一名游客，你会惊喜地发现，原来那触及灵魂而能在形上风景中自然流露的美的文字，其实就是一篇篇具有“哲学的慰藉”的心灵游记，它能陶冶性情，使自己从中体验到快乐，把握到智慧，能“与远不可及的真实意义相遇”（伽达默尔语）。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沙与沫》之所以驰誉世界而被称为“伟人的哲学”，正是因为他的散文诗饱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在美不胜收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思想、灵魂、心灵和精神的力量。“我的心在胸中滴血；因为只有当你们感到寻求自由的愿望也是一种束缚，只有当你们不再称自由是目标是成就时，你们更是自由的。”（《自由》），有时，自由虽要摆脱桎梏，但并不意味着自由就不需要任何“束缚”，赤裸而无拘无束，未必就一定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有时，在限制中才能显示出大身手，为此，在《理性与热情》中诗人写道：“让你们的灵魂将理性提升至热情的极致，它将歌唱；让你们的灵魂以理性引导热情的方向”，理性与热情，恰似航行中的灵魂的舵与帆。“我们常常给生命冠以悲苦的名称，其实那只是我们自己因灵魂晦暗而痛苦。我们常常认为生命空虚而无益，其实只是我们的灵魂迷于荒野，我们的心过分沉醉于自我。”（《先知园•一》），诗人面临的，是灵魂的诘问与炙烤，灵魂的追逼与炼狱，灵魂的悲凉与迷失，灵魂的晦暗与痛苦，这让我们感知到了一种被苦难孤独的硎石打磨出的灵魂火光，一句“我们的心过分沉醉于自我”，道出了“个我”的灵魂在浴火重生中，所完成的精神蜕变与思想提升。或许，“在那曾经受伤的地方，就生长出思想来。”（普里什文：《思想的诞生》），纪伯伦的散文诗便是这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个深层的精神结构，为那些痛苦而深邃的心灵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超度的栖所，诗人本身便是一具大灵魂。贯注在他心灵生活中的东西，诸如生命的感悟、艺术的体验、哲学的沉思、宗教的信仰，不是那种平庸肤浅的思想惰性，而是发人深省的至理箴言。纪伯伦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在这充满喧嚣和冲突摩荡的现实世界中，必须时时清算自己的灵魂，谴责它，抚慰它，考验它，永远保持灵魂的高洁和纯净。由此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话，从实践的努斯（nous，即“心灵”）和思辨的努斯上考辨，灵魂只在它“思考”时才理解事物的形式，才使生命本身获得形式。的确如此，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的散文诗便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存在，他的散文诗集《奥克诺斯》涉及到的是失乐与复乐的命题，流亡国外的诗人追忆童年、秋日和故乡小城，在文字中重构一个透明的世界，达成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永恒的渴望，时常闪烁着“思考”的光芒，呈现着思辨的“nous”。“就这样，在年幼灵魂无意识的梦中，抚慰生命的魔力已经出现，从那时起我就这样看着它飘浮在眼前：一如我看见那道模糊的光彩从暗处浮现，拍着翅膀颤动旋律里剔透纯粹的音符。”（《诗歌》），年幼的灵魂被推进时间与生命的一霎，诗歌的乐园失而复得，“他觉得自己仿佛行使神迹给予它生命，像一位神祇，在原初的土地上唤醒此前沉睡于虚无之梦的形态。”（《自然》），“曾经在哪里，平静而无意识，穿过灵泊的白云，上帝牵起他的手，把他扔进时间和生命。”（《永恒》），“灵泊”（limbo），即灵魂不上天堂不下地狱的漂泊之地，但丁也曾在其《神曲》中提及。诗人塞尔努达沉迷于对时间与生命的救赎，“平静而无意识”地化身世界，达到与生命合一，放飞自己对自然、诗歌、永恒之渴望的灵魂。“到了晚上，你爬上床，蜷缩身体，感觉身体年轻、轻盈、纯净，环绕你的灵魂，与它融为一体，自己也变成灵魂。”（《秋日》），生命所系，在于灵魂，灵魂要有所归依，生命要有一个支点，对此，《奥克诺斯》的译者汪天艾说：“这不是单纯的流亡者怀乡，诗人的灵魂自幼寄于远方，精神上的流亡远早于实体的漂泊，因此，这些散文诗不仅因对故乡无限想念的情结而生，更多是作为一场中年反思的载体，诗人渴望通过记忆中的片段为自己当下生命的碎片寻找佐证。他想寻找真正的过去，由此走上一条普鲁斯特的追忆之路，用纹理入微的细节重构曾经，复原过去的时光。”其实，这不啻是古老的灵魂留下的印迹，却也让我们意识到“眼前的美滑进灵魂”，“好像一片寻常的云朵，却并不缺乏隐密的雷声呜咽，抑制的电光闪动”（范晔语），在西班牙诗坛，塞尔努达的影响足以媲美安东尼奥•马查多和希梅内斯，而这本散文诗集在《理想藏书》的西班牙文学书单中名列第二位，尊灵魂的书写，使《奥克诺斯》成为西班牙文学与散文诗的扛鼎之作。可见对灵魂、思想、心灵、精神的深度书写的重要性。没有思想的时代则是标准的生物学时代。知名评论家黄桂元说：“时下的世界，正是本雅明说的‘单行道’上高速惯性滑行，经济唯大，市场第一，发展至上，只有速度而没有刹车，人的陷落与异化也在加剧。许多作家随之起舞，笔墨太过喧闹，太过尘相，太过物欲，太多只见肉身不见灵魂、只见欲望不见境界、只见游戏不见追问的文字。”一切有良知和真诚的散文诗人所需要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言，使自己的作品接续灵魂的血管，开辟思想的境界，发出心灵的追问，从而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肝胆相照的精神证据。此其一也。

        第二，散文诗写作要养气魄，强调的是“气韵生动”。诚然，散文诗需要有各种风格的探索，但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更加倡导散文诗的萦回磅礴千变万态的体势。势最能见出意的力度与强度。通篇之中，气腾势飞，气充势猛，气脉洪大，生气远出，力透纸背，波澜推荡，使人立即感到精神振奋，满腔豪情，慑人魂魄，斗志昂扬；一种主体精神的充盈与驰旋，又让人意气风发，感激愤悱，真力弥满，浩然守正，劲健阳刚。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散文诗人、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先生即以《强化散文诗创作的艺术气魄》为题，殷切期望散文诗人要有宏大的艺术抱负，丰富散文诗的思想容量与艺术容量，同时在形式上也要增强艺术魄力；散文诗要寄托更深远的情感，开掘更深广的社会内容和人生哲理，具有挫时代于笔端的内在气魄，还可以从散文诗中设置“张力场”，即善与恶、美与丑对立的意境，在保持散文诗优点的前提下把思想深化，努力铸造我们新型的崇高的民族灵魂。刘再复先生这样写道：“加强艺术气魄，一定可以在总体上，使散文诗更豪迈地走向人们的心灵！”特别是对一向以柔弱见长的散文诗来说，如何让作品更加“雄浑和矫健”，更具“英雄气概”和壮雅之美，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使诗思呈现时如大气盘旋的灵动与独造，以独到的精神和智力的穿透去揭示生存本相与现实本相，我以为，是当下散文诗提气、蓄势、凝神、聚力的蹊径所在。我在《谈散文诗的阅读与鉴赏》一文中，谈到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那高高飞翔的海燕，在电闪与雷鸣中搏击猛烈的风雨的海燕，犹如一股强劲的动力，推动着活力的展开，汹涌澎湃的热血在我们的脉管里奔迸与流动，也正是在这雄浑的韵律中，我真正地体验到散文诗的大气磅礴，一种飘然远举的精神品格与雄视苍穹的艺术气概。”不仅是高尔基的《海燕》充满着动能与震撼力，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散文诗《颂歌》也同样地张扬着气势美，从字里行间涌来阵阵激情的撞击与奔迸！“我是剑！我是火焰！∕在黑暗中我照耀着，战斗打响了，我冲在最前面。∕周围躺着战友们，但毕竟我们赢得了胜利。虽然我们赢得了胜利，但毕竟周围躺着战友们的尸体。∕凯旋的喜悦和丧亡的悲痛交织在一起，不论是欢，不论是悲，我们都来不及，时间到了，军号响了，新的生死搏斗又开始了！∕我是剑！我是火焰！”（海涅：《颂歌》）――“我是剑！我是火焰！”，著名散文诗作家许淇说，它“是号角，是召唤；如同高尔基的《海燕》，可以朗诵，可以歌唱。”一种生命力的呈现与凝聚，一种生命诗性的滋润与喷薄，一种生机与活力的灌注与激扬，诗风大气磅礴，浩荡奇伟，血气充内，精力充沛，充分彰显出散文诗的气势美与魄力美。“精气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是也。”（《子华子》）。有气魄的散文诗，往往流淌着生命的激流与意志的强力，尼采的长篇散文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即是显现生命的炽热、奔突和狂放，蕴含着崇高、深邃与激情飞扬的诗性智慧的力作。其中一章《纯洁的知识》即是在生命哲学之维上强调对生命的尊重，推崇强力意志，“我像太阳那样爱人生和一切深邃的海”，“一切深处都应当上升――到我的高处！”遍布文字中间的感叹号和比比皆是的警言短句，加强了作品的艺术魄力。以研究诗性散文见长的评论家陈剑晖教授说：“这种推崇炽热狂放的生命原力的生命观，到了尼采那里更被推向极致。尼采一方面认为生命力本身就是权力意志；一方面又将生命力视为诗，视为美。在他的眼中，生命不仅像诗一样的沉醉、升腾、勃发，而且宏大的原始性生命力本身就是本体。生命力是超个人、超主体的充满激情的存在，是世界的根基和万物之源。”尼采散文诗的宏大、广阔、蓬勃与豪迈，摇荡性情，魂魄毕具，气概非凡，尤为感动人心，焕然生辉，理足气盛，睿智畅神。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谓特立独行，大气磅礴，一洗散文诗内容与形式上的小家碧玉之气与浅唱低吟之风，达到了中外散文诗史上难得的艺术高度。

        第三，散文诗写作要尚创新，强调的是“异质变构”。在谈过了散文诗的“魂”与“魄”之后，我想谈一下散文诗的“体”。所谓“体”，就是“体式”，必须坚持散文诗文体意识的自觉，突破影响散文诗创作与研究中遇到的牢笼与藩篱，于未知的探索中寻觅散文诗革命的突破口，从而杀出一条血路，抢占散文诗新的高地。新时期以降，散文诗的繁荣与进步，在体式上表现了多元发展、自觉探索、形态多样、各呈其异的特点。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散文诗无疑具有了别的文体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审美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闭关自守与固步自封，与别的文体老死不相往来，反之，必要的拓疆辟土、兼收并蓄、亲诚惠容与开放借势，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实现各文体与不同体裁之间的大团结、大融合与同频共振、和谐共生，释放更多的发展潜力，激发更多的创造活力，构筑更大的发展空间，则不仅不会损害散文诗的“独立自主”，或许还可以规避散文诗的“近亲繁殖”与狭隘的门户偏见，而能于彼此渗透与相互包容中优化自己的艺术生态。要不断强化“在路上”、“未完成”的观念，应对新的挑战并使出新的招式，以实现散文诗探索的多种可能性。诚然，在已完成的意义上，久经考验的散文诗大诗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个有待跨越的标杆，但真正的创造，却永远面临着起点。一个有出息的散文诗人，应不愿囿于常规性，不能老是选择随遇而安、“旧梦重温”或因袭作茧自缚的逼仄，而是要以先锋写作的姿态与难度写作的气概，从常规熟路中寻求变异，于旧痕故迹中花样翻新，让读者在“分享艰难”与“历经磨难”的艺术创造中表达对独树一帜的诗人与诗的敬重与珍惜，让散文诗多侧面、多向度、多体式地反映着当下创作实践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有鉴于此，我提出了散文诗的“异质变构”的论点，强调“诗体解放”、“诗体流变”、“诗体扩容”，强调散文诗人要积极践行耿林莽先生提出的散文诗要“多样”、“多变”甚至“野”一点的主张、许淇先生提出的现代散文诗“无形式的形式”，以及李耕先生关于散文诗形式的“变异”与“再造”的诗观，强调散文诗可以从兄弟文学体裁与姊妹艺术品类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以极大地丰富散文诗的表现手法，强调散文诗宜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象征、通感、反讽、意识流、自由联想、时空切换、黑色幽默、意象叠加等多种现代手法等等。关于体式创新的问题，散文诗研究者鲁原先生曾将散文诗归纳为牧歌体、情境体、抒情体、意象体、哲思体、散文体、电影体、小说体、组联体、报告体、杂文体、词牌体等十二种体式，我虽不完全赞同这种散文诗体式的归纳与指认，但还是要为散文诗从散文、小说、杂文、电影剧本等多种体裁中补益营养点个赞。在文本解放中迸发出个性化的活力，于变易错位中寻觅到“个我”的位置，于自我裂变中释放千钧的能量，于大胆叛逆中演绎新生的神奇，是我一贯的诗学主张和文本实验要求。翻开卷帙浩繁的世界散文诗史册，体式创新似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帕斯卡尔的“随想录”，拉罗什福科的“箴言集”，勒内•夏尔的“诗片断”，爱默生的“日记体”，兰波的“通灵体”，屠格涅夫和雅各布的“对话体”，孟代思和王尔德的“寓言式”，洛特雷阿蒙和洛扎洛夫的“启示录”，列那尔的“博物志”，叶芝的“仿日本俳句”，阿兰的哲学随笔体之“随谈”，里尔克和毛姆的“新叙事”，保尔•福尔的“谣曲体”，庞德的“隽语”或“绝句”，卡夫卡的“隐喻”，奈丽•萨克斯的“书信体”，蓬热的“笔记零札的散文诗体”，德吉的“语言实验”，米勒的“词语拼贴式”，米肖的“驱魔法”……尤其令我耳目一新的是法国诗人、汉学家谢阁兰的散文诗集《碑》，他以中国碑为“模板”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在这本集子中，每一章散文诗都在一块碑文上创设了特定的语境，每首诗都被黑线框住以显示碑界，诗的右上角皆有汉语题词，纸面上的诗句有机地分布。从内容上看，写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事、中国文化元素，从形式上看，谢氏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格外新颖的散文诗体式，引起了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趣。对此，谢阁兰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如是说：“在我看来，碑的形式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即一篇短小的文字，它由一个长方形的框子包围着，面对面地呈现给读者。”――虽然对于散文诗来说，丰富内涵、表达思想最重要，但如果有了别出心裁而又别开生面的形式创新，或许更能吸引我们的眼球――与众不同，以奇驭篇，出奇制胜，不断创新，至少，它在缓解散文诗形式的单调方面，在缓释我们对于散文诗的“审美疲劳”方面，有时会使你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四，散文诗写作要重想象，强调的是“神思超旷”。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就是天才。”著名诗人艾青说：“想象是诗歌的翅膀，没有想象，诗人就无法在理想的天空飞翔”。散文诗的“魂魄体翼”之“翼”，即“想象的翅膀”。我且以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散文诗人，要写好散文诗，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不可思议的。想象是诗人从现实的生活跃入感性天地的最重要的催化剂，审美的想象与创造，是人进入澄明的自由之境的理想方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 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所说的“神思”，就是想象。想象力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认识能力，是一种强大的创造力量，在经验看来平淡无味的地方,想象力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欢娱和快乐。1960年10月26日，瑞典科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散文诗人圣―琼•佩斯：“因为他高超的飞越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对当代富于意象的沉思。”他的六部长篇散文诗《歌颂童年》《远征》《流亡》《风》《海标》《纪年诗》，体现了诗人对人类创造力的颂扬；佩斯把诗的力量当作一种崇高的追求，用它来引起人们心灵上的共鸣。雄浑壮丽、气势磅礴的书写，洋溢着崇高的气息。“他的隐喻源于所有流派，所有时代，所有神话，所有文体，正因为如此，他的叙事诗（注：指叙事的散文诗）才使人联想起那些流泻出和谐音乐的巨大海螺。这种豪放的想象就是他的力量”――瑞典科学院授奖辞如是说，正是因为“豪放的想象”，诗人将自己全部的灵魂带动起来，“通过类比和象征的思维，通过中间形象遥远的启迪，通过对应作用，还通过生命运动赖之以传播的语言的优美，赋予自己一种科学无法达到的超现实。”（圣―琼•佩斯语），一种深奥的内涵和丰富的象征，一种所承载着的诗人的灵魂、责任、情调与精神，藉以那种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彼此混合或溶化为一体，这种力量便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想象的力量。像“梦的可耕地！谁说起建设？――我看见大地被分成一块块广阔的空间，而我的思想却一直挂记着航海人”（《远征》）；“在深渊的阴凉里嗅出新思想的人，在未来之门吹响号角的人。∕知道在流亡的沙滩上，高贵的爱情在闪电的鞭挞下盘成一团，发出声声呼啸……”（《流亡》）；“这是十分巨大的力量，它们在这个世界的小径上增强，它们从不凌辱和不和的场合获取先于我们诗歌的源泉”（《风》）；“大海融入我们身上，直至呼吸的起伏，∕大海在我们身上，带着它外海的柔滑声音和它在全世界没收来的凉爽……”（《海标》）等，如果没有“豪放的想象”，是不可能写出如此激昂、如此雄浑、如此风起潮涌的句子，即便是远征或流亡到的“远方的远方”，诗人也是“活生生地与它的活对象融为一体，与其混同，紧随它进入它特有的格律和节奏：广阔和长久，这就是海或者风；狭窄或迅捷，这就是闪电”（圣―琼•佩斯）。黑格尔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美学》第1卷第50页、357页）可见想象力是何等的“神奇”，何等的“豪放”，何等的“杰出”！在康德看来，想象力可分为“再生的想象力”（联想的能力）和“创造的想象力”（具有原发性质的一种先在的能力）。而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想象理论的突破与开拓，体现在他把“幻想”引入到想象理论研究中来，胡塞尔认为，在想象中出场的那些不出场的东西不仅仅是未能直接出场的东西，还可以是没有现实基础而不可能被现实地代表的东西，如“点石成金”，虽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在想象中是可以实现的，因而是可以通过想象力而出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琼•佩斯在散文诗中“出场”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梦”、“幻想”、“超现实”的东西，是在想象中完成了诗的创造与美的“出场”，可以说，他的“创造的想象力”不同凡响，十分旺盛，通过艺术想象，在内部指向和外部指向的心灵活动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他的散文诗也因为艺术想象的作用力场，而闪烁着生命与艺术精神不息的光芒。

        最后，还是回到散文诗的“魂、魄、体、翼”上来，姑且写上这一段不是结语的“结语”。散文诗之“魂”即灵魂何在？思想是散文诗的灵魂，思想的派生、增殖和繁衍，从粗糙到精致，从简单到复杂，从肤浅到深刻，从感性到知性，都要传达出“微言大义”。散文诗对灵魂的坚守，我个人觉得更在于“思想的精深、意义的远大、心灵的辽阔、精神的浩淼”。而一提及散文诗之“魄”即气魄、气势，我们就会蓦然想起“鼙鼓的轰隆、狂飙的突进、惊涛的汹涌、奔马的嘶鸣”，一种生命精神受到风的鼓舞而洋溢迸发的振奋感和震撼力，一种雄浑壮阔、豪放强健而飒爽的风姿，一种恢宏、瑰丽、令人肃然起敬而昂扬向上的境界，一种奇情逸发、丰伟遒劲、阳刚勃郁、敦厚朴茂的浪漫主义情怀。那么，散文诗之“体”呢？“体”即体式，形式，未必只有内容才能产生思想，形式本身不是孤立的，它也有意义，一样可以产生思想。象征主义文论家瓦雷里说：“这意义是不能脱离那芳馥的外形的。因为它并不是牵强地附在外形上面，像寓言式的文学一样；而是完全濡浸和溶解在形体里面，如太阳的光和热之不能分离。”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雅各布逊说：“一个新的形式不是为了表达一个新内容，而是为了取代已经丧失其艺术性的旧形式”，“形式的运动更像地球自转一样独立自主发展，或像地震那样自我断裂，或像火山那样自我爆发，与外在无关。”基于形式或体式可能被创造出某种异己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散文诗不同体式的出场或退席，最需要倡导“手法的陌生、形态的奇特、范式的多样、体制的幻变。”至于说到散文诗之“翼”，我们立即会插上“想象”的翅膀，如那些“飘逸的闲云、起飞的野鹤、凌空的纸鸢、振翅的鲲鹏”，诚然，没有思想就没有散文诗，同样，没有想象也没有散文诗，诗与想象总是相辅相成的。作为支配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的意识方式，散文诗之“想象”具有审美的意义和价值，是对存在的揭示行为，它是人从自为和自由出发，同时又是自由的实现。行文至此，一言以蔽之，我要大声地说出：散文诗是有灵魂、有气魄、有创新、有想象的一种诗体，是独创性、原发性与整体暗示性抒写的艺术存在，散文诗存在着尚待开发的诸多可能性，是一片刚开垦的处女地，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