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之魅》中俯拾皆是关于“文化”这种习焉不察的“暗物质”的呈现与复原，以特写式的笔触，将里下河乡民对于一方文化朴素而浓郁的情感直接裸露于故事之中，除去“清明篙子会”这一最为重要的民俗之外，全书大概有上百处言及里下河的各种习俗与风情，事无巨细般的描述，最终在小说中形成了里下河文化的强大气场。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重要作家之一，曹学林长期浸润于地方文化和乡风民俗研究，汲取民间叙事的营养，其长篇小说《船之魅》，藉由两个家族围绕生子而发生的情感纠葛，对“篙子会”这一里下河独特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与想象，构筑里下河文化的“记忆场”，既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观察乡土社会的视角，也彰显出独特的小说风格与审美意趣。

       《船之魅》中俯拾皆是关于“文化”这种习焉不察的“暗物质”的呈现与复原，以特写式的笔触，将里下河乡民对于一方文化朴素而浓郁的情感直接裸露于故事之中，除去“清明篙子会”这一最为重要的民俗之外，全书大概有上百处言及里下河的各种习俗与风情，事无巨细般的描述，最终在小说中形成了里下河文化的强大气场。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要让文化与小说的人物、情节等形成某种天衣无缝的弥合，以此抵达“魅”之深处，必须形成某种“对位”关系，也即是作家在创作中，必须将小说的虚构性与文化的原生性相互融合，这不仅需要呈现文化之“魅”的功底，更需要作者具有担负起叙事可靠性的能力，因为当文化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会有意无意对小说形成某种障碍。正如赵吉、柳一篙、李恒义首先要经历各自曲折的人生，这个经由各种世变、苦难、际遇、波折与心灵的焦灼，进而由小说法则建立起来的规范性的世界，方才让婚丧嫁娶等习俗具有了生老病死般的人生意味。

       如果说《船之魅》是里下河文化的宏伟建筑，那么它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小说内部的结构问题。在这部充满“文化感”的小说中，具有真实感的人生与各种历史风俗，并不是贴近现实与遥远梦幻的循环关系，需要之处则有，不需要则无，而是正因为人世的漂泊与动荡（小说从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的岁月），围绕“生存”与“生子”的各种西绪弗斯式的挣扎，那种沉默而恒定的历史文化，才形成了对人物的暗示和诱惑。也即，文化不仅作为叙事者的观察对象或是作为人物描写的环境背景，还承担着叙事的重要功能。习俗因而也具有了某种人生美学的意味。正如，我们在小说中看到，无论是在动荡年代（譬如抗战胜利）还是安稳的现世（台胞回乡），乡民内心渴望的篙子会皆具有一种令人目眩神迷的神秘力量，当然，曹学林并没有标榜历史文化的神秘，而是通过捕捉柳一篙、李恒义等个体的人生动荡与心灵现实来实现的，在此，篙子会并不仅是小说的叙事线索，也不仅是为了营造小说的独特氛围，而是它本就是里下河水乡生活的一部分，甚或是乡民人生的重要形式，正是小说传达出的这种文化与人生的“通感”意味，文化因此才可能上升为叙事的主体。

       在这一点上，曹学林看似随意的点染，其实是有意为之，众多繁复的习俗在情节的烘托下连缀成篇，充满了强烈的细节真实感，文化叙事由此展现出具体可感的特征。因为船之“魅”，不仅也不能仅局限于篙子会，而是必须以众星捧月的方式，既侧重于“会船”，又将水乡特有的各种营生、习俗乃至伦理道德等弥布其间，这种将文化生活化、情节化、美学化的处理方式，有效解决了小说叙事与文化叙事双线融合，这也是这部文化小说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才因此得以进入那个到处是水，必须撑篙的里下河。

       除去这种小说内部的文化叙事逻辑，《船之魅》具有一个类似于复调小说的非常别致的外形，它让我想起略萨的《胡丽娅姨妈与作家》，但是与略萨做法不一样的是，这部小说的单章与双章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单、双章的交替，在这种情节的藕断丝连与因强韧的文化力量的牵绊而背景一致的，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架构。藉由“记忆”“习俗”与“叙事”的交织而呈现出的里下河乡土文化空间，既有外在化的、客观性的空间世界（地域的、文化的），篙子会的前世今生，历历如在目前，也有内在化的、主观性的情感世界（伦理的、人性的），赵吉与采薇，柳一篙、李恒义与沈红菱之间的复杂的情感世界。曹学林不仅展示了他长期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功底，更是从里下河乡土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借“生子”这个民间伦理的聚焦点，写出了家族史般的生动画卷，体现出对小说艺术的追求。以此，看似遥远的两个世界（当下的与历史的；理想的与挫折的；悲剧的和喜剧的）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重关系，产生了间离的叙事效果。曹学林借助赵吉对篙子会历史的打捞，一方面翻出了几个家族昨日与当下的心路历程，也映照了龙湖镇几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并在小说中成功营造出了某种“文化记忆场”，也即是说，在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与历史、文化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我们借助赵吉的视角，体会到了一种如米兰·昆德拉所言的“认识的激情”，这并不是“恋旧情怀”与“挽歌意绪”作祟，而是一种对里下河集体记忆的认同，这也是曹学林书写“篙子会”的重要意义所在。

       换言之，正是这种将文化、历史与叙事加以等量齐观的做法，小说具有了某种史传的色彩，因为当文化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介入小说的时候，都不会是单一的剖面，而是至少可以分作对于文化本身的认识（这是小说的认知基础）和小说与文化之间的互相支撑（这与小说的叙事混合在一起），譬如赵吉、柳一篙、李恒义在各自文化身份上虽然不同，是所谓“观念的产物”，但是在小说意义上其实是一类人，是里下河文化背景下、命运载浮载沉的普通人。如果我们在这部小说的单章中，看到了后人基于自己的时代和观念对前人习俗的承继，正如赵吉是作为一个文化传承者出现的，那么双章则意味着，前人对这种习俗的选择所作的不懈努力，反映出人的生命状态，展现出饱满、丰富而生动的情感和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船之魅》既是一部里下河文化史，也是一部里下河人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