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岸”的变迁

□程树榛

 位于黑龙江省北满草原上的富拉尔基，原是一个达斡尔族渔村（汉语“红色之岸”的意思，简称“红岸”）。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荒烟遍地，野草丛生，狍子和野狼打架，兔子和狐狸赛跑，一派荒凉的地方。白天沥沥片片的沼泽，映着微弱的阳光，夜晚点点星火跳跃，那是过往流放者骨殖的磷火在闪烁。可就是这样一块不毛之地，却被国家选择在此建设一座世界一流的重型机器厂（即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简称“一重”），从而一举改变了它的面貌。

 工厂的建设带动了地域的发展，使她变得美丽又壮观。它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红岸近几十年来历史的变迁。

 这个变迁，在我记忆的屏幕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远在1957年9月，我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被国家分配来到“一重”工作。我们一行是5位同学。未到富拉尔基之前，我们都怀着美丽的憧憬。以为等待我们的一定是个现代化工业城市，富有异国情调的俄罗斯式的市街，高大舒适的宿舍大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再衬上辽阔的草原、壮丽的嫩江、红色的岸边、身着达斡尔服饰的翩翩少女……那可太美了！可是，当我们进厂报到的第一天，这些罗曼蒂克的幻想，便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放眼一看，根本没有什么大街小巷和一座像样的建筑，只有一条被各种车辆和行人踩轧得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边铺着片片煤渣，充斥着牛粪和马尿。路两边匍匐着低矮的小草房，在萧瑟的秋风中，显得那样委琐。分配给我们的宿舍呢？我们拿着干部处发给的通知单，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最后，还是一位年迈的达斡尔族老乡，把我们领到一间矮小的窝棚前，才算对上号。

 这可怜巴巴的肮脏所在，是我们这些来自繁华天津的大学生难以想象的。墙壁全是由不规则的土坯砌成，周围连个窗户都没有；房顶是一层高粱秸，上边敷以厚薄不匀的稻草。房梁用几根九曲十八弯的木檩条交错搭就；地面如丘陵起伏，坑坑洼洼；室内没有床铺，只有一方占室内面积约三分之二的大土炕，炕上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用手轻轻一抚，满把污黑。苍蝇是室内的活跃分子，成群结队地“轻歌漫舞”。悬在上空的那盏电灯泡，被苍蝇的排泄物涂得满满的，拉开开关，几乎看不出它的光亮。窝棚的大门，是用板坯拼成而以铁钉固定的，铁钉的一端，穿过板坯示威般地伸了出来，我这身高一米八四的大个子，必须大哈腰方可出入，由于对铁钉缺乏警惕，那件新上身一进门便被它刮出一个三角口子来……

 “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一位姓刘的同学首先说话了，他家境很好，是天津巨富，到了他这辈儿，才弃商就工。他分配来此，本不大情愿，今日见此光景，哪堪忍受?“得要求厂里马上给我们换地方，否则，我们就回天津！”

 “那样怕不好吧!”说这话的是位姓张的同学，他来自山西，是一位教授的儿子，历代书香，但一向生活简朴，为同学们所称道，“工厂才刚刚动工，职工一下子调来这么多，哪有那么多好房子住?”

 “老张的话有道理，听说书记厂长刚来时还住窝棚哩!”我们中年纪最长的老杨同学说，他是建筑系的，平日性格豁达开朗，“将就住下吧！将来条件好了，我设计一座漂亮的宿舍大楼，让你们的老婆孩子都搬进去!”

 “还孩子呢，在这个鬼地方，只怕连老婆都找不到!”老刘顶撞了老杨一句，“老陈不是个样子吗？因为分配来北大荒，连女朋友都告吹了。”他指着一旁默不做声的老陈说。

 此话不假。老陈原有个热恋中的女友，就因为分配没留在天津，将过去的山盟海誓全扔到爪哇国了。因此，老陈一直闷闷不乐，现在听了老刘的话，便狠狠瞪他一眼：“请少拿我说事!”

 “诸位，别怨天尤人了！这是生活对我们的惩罚，”我也忍不住说话了，“谁让咱们前一阵‘鸣放’那么起劲呢!”我坦率地指出问题的要害：在反右斗争中，我们几个都有问题，此次分配来边疆，带有一定的“流放”性质。我的话起到了镇定作用，大家都不说话了——也许各自在称量自身的政治分量吧？为不使他们泄气，我又补充一句：“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兴许咱们在这里还能有点作为呢!”

 我说的也是心里话。在“反右”中我虽然也犯了“错误”，但来富拉尔基却是自愿的。我认为，大城市里人才济济，哪有我辈小青年大显身手的地方？倒不如远走高飞去边疆，说不定还可以有点作为呢!

 “谁和你比，你是想体验生活写小说、当作家!”老刘也不客气地回敬我一下，“不过，别好了疮疤忘了疼!”他悻悻地看了我一眼。

 他的话也不是无的放矢。由于我在毕业前夕写了一部叫《大学时代》的长篇小说，在“反右”中个别有心人硬是把它和“言论”挂上了钩，因而受了处分。

 人怕揭短，特别又揭到了痛处，我只好闭上了嘴。但是，我在沉默中率先打开了行李，铺在炕上。我要睡觉了。由于我的“带头作用”，其余几位也纷纷解开行李，铺床就寝。只有老刘坐在那里未动，呆呆地想心事。夜深了，疲劳战胜了心中的愤懑，都相继进入梦乡。不知睡了多久，在朦胧中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呃，老刘呢?”

 大家都被这叫声惊醒了。我睁眼一看，阳光已经从门缝和墙缝中挤了进来，天亮了。再一细看，躺在炕上的只有我们四个人，老刘连同他的行李都无影无踪了。

 老刘不辞而别。一时我们均无言以对。半晌，老杨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早已看出来了，他是留不住的；他怎么能吃这样的苦？”

 剩下我们这四个人，慨叹一番，还是各自按时去新岗位上班去了。

 那时的生活真苦啊！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喝的是高粱米粥，伴着少盐无油的土豆加白菜。不久，冬天来了，西伯利亚的大烟炮带来的零下40度的寒流猛烈地袭击着我们蜗居的窝棚，冻得我们只能坐起来抱团取暖——

 但是，我们终于熬过来了。我们和其他数万名建设者一道，战天斗地、埋头苦干，用青春和智慧，胜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建成了被称作世界第一流的重型机器厂，设计并制造了万吨水压机、大型轧钢机和其他许多号称“第一”的机器产品，填补了国家机器制造业的空白。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前来富拉尔基视察，在参观了工厂之后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啊！你们都是有功之臣。

 这是对我们这些建设者最高的奖励。

 斗转星移，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几个同学，走过了长长的坎坷路程，历经风风雨雨，都在不同岗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生活得很充实，只是不知当年那个老刘的境况。

 不久前，我回到了久别的富拉尔基。我们几位老同学不期然地聚到一起。旧地重游，我们首先游览了和平大街，这是当年我们从住地窝棚前去上班的道路。现在被人们誉为“富拉尔基的长安街”。街道两旁高楼矗立，鳞次栉比，它们造型迥异，各具风格。街心公园，花木扶疏，奇花异草，万紫千红。公园两侧的马路上，人流如潮，就像一条色彩斑斓的长河，沿着新时代的航道，汇入新生活的大海。在距离工厂不远的地方，建有一座立交桥，款式新颖、高大宏伟，桥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日落后，只见华灯齐放，如一只巨大的彩龙、昂首飞舞。我们在立交桥上逡巡了一会儿，然后回到聘为高级工程师的老同学老张的新居。他今天特意在自己的家里设宴招待我们。他住的是由老杨亲手设计的宿舍大楼。三室二厅，宽敞大方，窗明几净，各种现代化家具一应俱全，排列有序，一切都觉得舒适而温馨。他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在餐桌上觥酬交错，我们猜拳行令，畅叙别情。热烈的叙谈中我们不禁又想起当年的“窝棚”生涯，它丝毫勾不起我们悲凉的回忆，相反地却激起一股豪壮之情，正像老杨乘着酒兴所说的：“当年是苦了一点，但一想起我们是创业者，是用那时的苦，换来今日的甜，心里觉得倒蛮实在的。”

 我们都频频点头，他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饭后，我们从老张家出来，沿着和平大街漫步，万家灯火勾勒出一条彩色飘带，装点着“红色之岸”，显得分外妖娆、壮观。再仔细辨认：原来老张的新房，正是当年我们所住的窝棚旧址。于是，不由得唤起我的无限情思，同时想起了一位伟人的著名诗句：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