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池中浮沉着许多花朵，像是刚刚离开枝头。我拿起一朵，又拿起一朵，转眼捧满两手。

我知道梦里我又回过鲁院了。它总是这样，即使在梦里也这样曲折，化为木石，化为空旷，化为薄尘微覆，从不显露真正的面貌。其实我记得这么清楚，我们的院子，我们的鱼池，我们的文学家的雕像，我们的旋转大门，我们的电梯——我总是坐到第四层，一出电梯，便看见鲁迅像若有所思的脸，让我心里微惴，这里是鲁—迅—文—学—院啊，我应该写得更好一点才是——还有我的课桌，我的桌牌，一次次来找我聊天的同学，每日与我须臾不离的门卡，我的窗台、窗外，社会主义学院后院的那一排树……不知为何，从来不入我的梦境。

可我知道，我总要写一写这个房间：413。它在四层西侧，靠近北面最后一间。出了电梯，我向右走，转一个弯，再转一个弯，虽然向左走并不会多走多少路，可习惯就是这样，它在我身上有规律得可怕。

这房间朝向不太好，西晒，比南北两侧的房间少一个柜子，也小一点。一张大写字桌，很遗憾没办法让它朝向窗子。反正只有4个月，4个月是很快的。

我来了。

我还要走的。

房间的采光不太好，写字台前椅子的舒适，是我回到家才发现的。在家里看书，眼睛疲倦得快，藤椅也很快把背硌疼了。这个发现让我格外想念那把椅子。

窗前的椅子也是舒适的，适宜两个人聊天，也适宜对窗看书。在这儿，看书最是自由，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趴在床上看，坐在地板上看，光脚踱着步子看。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我就是这样看了一整天。吃晚饭时间到了，洗手，准备下楼去食堂，蓦地在镜中看见一张发黄的脸。

原来看书太认真了也会像生一场病。

413的窗外，对着社会主义学院的后院。常有一个坐轮椅的老太太，孤零零地在一棵大玉兰树下晒太阳，头深深地垂在左侧的胸前。有时，这个姿势她可以保持半天。离她很近的角落，常有人在那儿洗菜。我想那里应该是个厨房。在那一小块空地上，轮椅、老太太、玉兰树、洗菜的男人女人、一辆满载水果总在早上驶出去的车，构成一个不变的整体。

再远点有一排树。刚走进这个房间，这排树只是一些枯瘦的光秃秃的茎杆和枝桠。大概是杨树吧。我对树的种类所知太少。它们高高大大地站在那儿，只有一棵是弯着的。没有供它伸展的地方了，它长得不是地方。它的位置被另一棵树占掉了，只能朝着边上横着伸出去。

这不就是生存法则吗？只有适应环境，才有了生存的可能。

不久，树枝上开始冒出绿绿的嫩芽，我习惯了每天看看那棵弯着的树。有时，一只猫走在墙头上，分散去我的一些注意力。但我的注意力，经常的，还是会集中在那棵弯着的树上。它想告诉我的难道就是适者生存吗？难道没有别的了？我总觉得它还有别的东西要告诉我。

很快，大大的杨树叶子布满了整棵树。它们对风极其敏感，一点点风就让它们摆个不停。它们在那儿于是很难安分,总在愉快地动荡着。

弯着的树，只有一部分叶子吃得到风，便有些寂静也有些冷清。

我每天看着它们，等待着一个发现蓦地跃上来。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都快结业回家了，我也没能想明白。

一个下过雨、微微潮湿的上午，我吃了早饭，朝社会主义学院走去。告诉拦住我的一个门卫，我要进去看一看他们的后院。

“为什么要看后院？”

“因为你们的后院正对着我的窗。”

这理由如此不可辩驳。我走了进去，我有些激动。看了那么久，现在终于要走近它了，而且真的站到了它的下面。

除了它的枝叶深深地朝地面俯下来，我依然没能从中得到其他的信息。

难道，竟然是白来了一趟？站了一会儿，我在一个保安的侧目中离开了。

以后我坐在家里，有时还会想起这排树：高处的叶子，灵活地在风中翻卷着，振然有声，而弯着的那一棵上的枝叶，被风完全忘却了似的，静止着，静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