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精神家园”，不同于地理意义上的家乡，它落实的不止是一方水土之上建构起来的风土人情，还有回归的意念；无论身在何方，让心灵承载着温暖的记忆，在“诗意的安居”之地落脚还乡。可是，这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一生未曾离乡也不思远行，或者在短暂的出走后毅然转身回乡。无论身在哪里，他们始终苦苦地眷恋着生养之地；一旦返乡，便将全部身心凝结于“一方水土”不弃不离。因了他们的努力，原本由历代官府经办的方志书写脱离了迂腐的庙堂气息，在民间沃土中极大地扩展了它的精神疆域。

       庄河地区原称红崖，庄河地名起于明朝，启用于清朝末年1906年，地偏人稀，长久被视为化外之地。庄河的处境因此难堪：生养众生的一方水土与人们身边的人情世故似乎不那么搭界；在身份迷失和无根可寻的茫然中，一切事物的人文价值都显得轻薄，尽其自生自灭，任人遗忘，直到《庄河记忆》诞生。

       《庄河记忆》于2012年春正式创刊，酝酿筹办的日子由来已久。最初，它只是一些个人的散念，经历漫长的艰苦创业，日子日见富足了就想经营一间自得其乐的书屋，于纷繁世界中找到精神寄托。

       几年下来，《庄河记忆》为庄河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但凡在“庄河”名下出场的文字，根性外露，不管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札记和随笔，无一不携带着脚下泥土的气息。这些贴近大地的笔触，或抒情抒怀，或写实纪实，将心绪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幅幅有温度也有深度的地方画卷，共同为庄河创造精神财富。

       坚守民间立场，突出生民文化，《庄河记忆》中有两个栏目不同寻常：“岁月口述”和“民间拾萃”。前者以人为主体，站在史学高度，将有迹可循的生命故事与宏观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个人”在芸芸众生中自我呈现，展示出万千气象。

       重塑方志，《庄河记忆》是从“正名”开始的。庄河的历史河道难以疏通，首要问题是“名”的混乱。关外边地，常常是多民族交汇共生，地名之杂乱，不仅与民族混居和多民族语言的交流有关，也与中央政权的盛衰集散呈负相关性。毫无疑问，像庄河这样的边僻之地，倘若没有以生存为本的生民文化，庄河人的记忆就没有依托，无根可寻。生民文化的遗存可见各种维系生存的老物件，其精髓却并不是衣食住行本身，而是一方水土之上的主人即风土人情的引领者：大家族——方志中，可与正史中帝王将相比肩的，是地方望族和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员和文化名人。

       因此，搜寻家族历史日渐成为《庄河记忆》的重头戏，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另辟蹊径。大家族的庄园遗址和家谱族谱由此更加弥足珍贵，成为可说可见可以追寻的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征集有赖于地方“志人”的自觉投入。

       《庄河记忆》以身说法，准确而全面地展示了它的内核：自我求证，自在自由。发刊6年多来，这份在夹缝中茁壮生长的民间刊物，通过不同形式展现民间精神特有的精髓：草根性、自发性、多样性。说到底，民间精神即草根精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与主流与庙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它在根性上追寻阳光，却在阳光不到之地仍然能够顽强地生长。

       《庄河记忆》创刊不久，即以“民间精神”为题主办了一个乡镇专刊“青堆子专题”。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青堆子是庄河的经济、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青堆子是一个关乎精神归属和心灵家园的文化符号”。庄河女儿孙惠芬生于青堆子，离乡出走之后，她以故乡为名用写作的方式在精神上还乡，不仅成为《庄河记忆》有力的支持者，也是“记忆”最忠实的承载者。无论她身在何方走出多远，萦绕在怀的，“总是那些厮守家园的青堆人，默默而执拗地坚守着他们至珍至重的文化形态，虽寂寂无名亦终生不悔”。

       因了这种精神，《庄河记忆》有根性，也有滋养枝叶繁茂的土壤，可以一直“就这么走下去”。它知道，这条路“未必通天，但一定会寻获一个水草丰美的好去处”。它坦言，这种执拗的精神追求并非来自高尚情怀，而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里摸爬滚打之后感受到的一种缺失”。借用一位本土作者的比喻，“我们所有人可能都是候鸟，为着各种各样寻觅家园的理由，一生往复翻飞，从生到死……所有的折腾，都为着灵魂的从容安放”。

       就像庄稼的生长需要充足的养分，一个人的人生——无论其身份地位民族种族——不仅需要阅历和远行，也需要根植大地的底气与安然。它相信，只要脚下的土地安然无恙，《庄河记忆》就会如那些庄稼一样，携带着浓厚的“土气”一茬一茬地生长和成熟，给人温饱，也给人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