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0年5月1日，星期六，我回父母家当儿子，中午吃得比较饱，于是在沙发上睡着了。

根据本国的悠久文化传统的要求，饱暖必须思淫欲，可是我小时候家教过于严谨，就是在梦里也不好意思表现得像个有国学修养的人，到脂粉堆里锻炼身体的某些部位，但是，我抽空回单位里走了一圈。

我的单位是家公立学校。在梦里，教学楼下走动着几位有行政岗位的同事，人人袖口一只红袖箍，鲜艳夺目，很容易让人想起“红旗的一角”、“烈士的鲜血”或者“屠宰场的地板”，以及“红卫兵”，以及六七十年前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

这红袖箍是三明出了那件事后震撼登场的，是强有力的措施。据说红色可以祛邪，可是，它明显是不管用的，和有关部门差不多――你看广东的雷州，你看江苏的泰兴。

太难过了，只好醒过来，推着我母亲到小区外找日头暴晒不到的地面走。我母亲不会自由移动，但轮椅可以，我母亲乐意冒充一个可以到处移动的物体。

还好小区门外有一段完完整整的街道都是阴的，赶紧上。

这是一条断头路。

走到尽头，天上突然传来一阵歌声，唱的是《好日子》，男声，颇嘹亮。抬头一看，天上是一笼摞着一笼的不锈钢防盗网，一模一样，牢固无比。歌声就是打铁笼里窜出来的，但不知是哪一只。想到上海正在闹热，开简称“SB”的大型庙会，想到昨天离校前领导在全校教职工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我决定和各级领导保持一致，感受生活的美好。于是我征得了母亲的同意，刹住轮椅听歌。我母亲表示同意的方式不是举手，是点头。

唱得真的很好，真的，比电视里的那个常见的女的唱得还好，基本不走调，并且没有辣椒味，不呛人。他刚收住声音，我几乎就想腾出手来拍上两巴掌了，只是我的双手恰好搭着轮椅的把手，没空。

天上圆润地咳嗽两声，歌声就又冲出来了。哎呀，我的血压竟然上去了，眼前金光闪闪――天，他唱的是《国际歌》！

可是我们身边不远却有一位女三轮车夫，根本不把歌声放进耳朵里，她把嘴巴长得大大的窝在客座上，头一上一下地学习啄米的公鸡。铁打的公鸡也会累的。

唱歌的那人也许是把马赛想象成一匹赤兔马了，唱完了最后一句竟然舍不得下来，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英、特、那、雄、纳、尔？好日子？太魔幻了！

突然感觉后背凉飕飕的，赶忙拔腿就走。

来到小区门口，眼前一亮：街道居委会大门紧闭，玻璃门上有两竖红色大字，摆出一副对联的模样，在下午阳光的斜斜照耀下，显得理直气壮。

那两竖大字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搞什么搞啊！

我想它要是有个横批会更好，于是住了脚。刚要把眉头卷住作思考状，脑子里一个词就蹦跳而出：“手淫。”

太不优美了！居委会应该是我们国家唯一能够和居民直接接触的基层单位了，可它干的竟然是这种事，眼里只有“自我”，它以为自己是九零后啊。

我换个词吧。

好容易把“手淫”搬走，“精神病院”就挤过来了，一屁股坐下不肯挪窝了。

对，精神病院住的是些什么人？听说里面床位很紧张。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看，里面应该有不少人跟精神疾病搭不上边。不然街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在游走呢。

大前天中午一点五十分左右，离我家大概一百五十米的芗客隆超市门前，一位青年精神病人突然横穿街道把一位路过的姑娘打自行车上采摘下来，摁在地上使出吃奶的力气打，很快就把一位好端端的姑娘打成了可以赠送台湾的国宝。

路过的人竟然没有谁肯把姑娘的惨叫放进耳朵里，没有谁肯把姑娘的两只黑眼眶放进自己的眼眶里。这些路人，有不少是单位的领导，经常独当一面的风，或者酒菜。

一苇之妈的同事苏先生恰好及时路过，苏先生不是领导也没参加过组织性生活，思想较不成熟。他把胯下的自行车压到在地上，匆匆忙忙上前：“喂喂喂，你一个男人怎么可以打女人？！”

青年精神病人不肯接受他的意见，摆开架式给了苏先生的眼睛一拳，还不尽兴，又抱住苏先生的脑袋，在他的脸上狠狠啃了一口，然后“呸”的一声呸出一口唾沫来，红艳艳的。

苏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即肿成灯泡，只是颜色黑紫，一张白脸鲜血淋漓，场面相当壮大。

苏先生曾经充当过一段时间的玉面郎君。这下出门可得戴面具了，不然会直接影响到本市的全国文明卫生城市的形象了，多不妥当啊。

送到医院缝四针。不能上班。但由于他不是领导，工作不能没人做，作为同事，一苇之妈当仁不让地主动帮他干活，一个人看守四部电脑两部打印机两部电话，累惨了，这两天回到家就瘫在沙发上，模仿出了水面的深海鱼类。

派出所第二天就叫家属把该青年精神病人领回家去了。他们家穷，住不起医院。他妈被他打断了骨头也只能闪在门后偷偷地吞吃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