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杜拉拉升职记》公映，这部改编自同名畅销书的电影在两周内票房过亿，并且裹挟着话剧、电视剧、小说连播、有声读物在全国掀起了“杜拉拉”风潮——在国内，从没有一本图书卖出过如此多的改编版权，形成如此规模的文化产业链。

　　■《杜拉拉升职记》的意义已不仅在于其图书销售码洋、电影票房、电视剧收视率，可贵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由图书作为起点，建立跨越多种媒体的文化产业链的本土范例。

　　从《乱世佳人》到《暮光之城》，从《007》到《哈利·波特》，从《苏菲的抉择》到《钢铁侠2》，欧美电影中自图书改编而来的如此之多，以至于今年获第82届奥斯卡奖提名最佳影片的10部作品中，有4部改编自已经出版的图书。由此可见，在成熟的文化市场中，如果说电影、电视、音乐原声碟、玩具等等受众广泛的产品是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图书业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基——它为这利润丰厚的产业链提供着最必不可缺的养料：创意绝佳的情节和让人着迷的人物。

　　2010年4月16日，《杜拉拉升职记》公映，这部改编自同名畅销书的电影在两周内票房过亿，并且裹挟着话剧、电视剧、小说连播、有声读物在全国掀起了“杜拉拉”风潮——在国内，从没有一本图书卖出过如此多的改编版权，形成如此规模的文化产业链。据出版方北京博集天卷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勇介绍，“杜拉拉”创造的价值已达3亿，并且还在不断增长中。“杜拉拉”成为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但这只鹅是如何飞到了博集天卷手中的？它给博集天卷和中国的出版业带来了什么？发现“杜拉拉”

　　在国内，向来是电影、电视剧火了，出版社跟着出图书，与发达国家由书而衍生影视作品相比，这样的过程是一种文化产品链的倒挂，而这次，“杜拉拉”让图书成为了影视剧的基础。蔡明菲，《杜拉拉升职记》的编辑告诉记者：“电影取得好票房和杜拉拉品牌的影响力很有关系，很多去看电影的人都看过书，杜拉拉品牌的价值也源自其图书的畅销。”不过，杜拉拉的诞生并不顺利。

　　“其实杜拉拉第一版做得比较失败，”王勇说，“那个时候我们用的封面是一只女人的大腿，穿着高跟鞋和超短裙，紫色的，非常时尚的感觉。”蔡明菲回忆起那版封面也印象深刻：“之所以选择那样的封面，是认为这本小说的主要读者群是女性，但后来收到男同事的反馈，说拿着这本书在地铁上看都不好意思，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定位恐怕有偏差了。”《杜拉拉升职记》的第二次印刷，博集天卷果断地换了封面，红白相间的中性颜色，低调、纯净、阳光，这个封面沿用至今。

　　2007年，中国正经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都市白领阶层真正成型，博集天卷看准了这个机会。蔡明菲说：“市场上原来没有职场小说这个概念，像官场小说、商战小说倒是有，但真正针对普通白领阶层的小说，杜拉拉是第一部。”王勇则看好“杜拉拉”小说的文本价值：“这个作品非常干净，不污秽，文字简洁，故事简单，励志向上，适合现在社会的需要。”既然对这本书有信心，博集天卷就全力投入图书的营销之中，当时他们采用了一个“笨办法”：要求书店在热销的《圈子圈套》旁边一定要摆上《杜拉拉升职记》，并且码堆要一样大。而蔡明菲也记得“杜拉拉”在2007年9月刚上市时候的销售特点：“这本书在当当和卓越上反映非常好，很快就上了排行榜，在实体书店就一般。其实这就说明了读者到底在哪里——20~30岁的上班族习惯在当当和卓越购书。发现这一点后，我们迅速调整了宣传策略，当当和卓越成为了‘杜拉拉’的首要阵地，在首页、分类页、排行榜上，我们都希望有‘杜拉拉’的身影。在网络书店宣传上投入这么多，用网络带动书店销售，以前我们从没这么做过。”

　　很快，博集天卷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杜拉拉升职记》在市场上表现越来越好，按照王勇的话说，这是“口碑已经树立起来了”。但当时的蔡明菲还是没法想象这部小说能在3年后推出其系列的第三部，并且总共卖出350万册，“2007年底，‘杜拉拉’第一部的销量已经超过10万册，这个时候就有影视公司找上门来，想买改编权”。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买家“杜拉拉”最先卖出的是电视剧改编版权，电视剧版“杜拉拉”的制片人徐晓鸥后来还成为了《蜗居》的制片，其表现出的实力也证明，李可和博集天卷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随着电视剧版权的卖出，2008年4月，“杜拉拉”话剧的版权也被何念拿走，王勇回忆道：“当时说只做小剧场话剧，给我们的钱非常少，只是如果票房不错就有分红。”结果，大环境迅速发生了变化，“杜拉拉”的品牌效应在年轻白领中不断扩散、发酵，“随着书越来越火，他们请到了姚晨作为主演，2009年4月首演就在美琪剧院，1200个座位，完全不是‘小剧场’。”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电影版上：在徐静蕾导演、张一白监制的电影开拍三个月之后，中影集团就以大手笔买下了整部影片，对“杜拉拉”吸金效应的看好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

　　王勇认为，博集天卷在“杜拉拉”变成其他文化产品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桥梁的角色：“我们是李可的代理人，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为作者打造没有天花板的发展平台，所以我们只和作者签订图书的专有出版权，影视和其他衍生品我们签非独家代理权，因为博集天卷的专业是出版，我们不是影视公司。”王勇说，在很多作者没有成名的时候，如果想要签下所有的专属权也是可以的，“但她在日后就不会有动力，和我们也不会有良好的互动，更不会像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经营‘杜拉拉’。”王勇还表示，在为作品寻找影视改编的投资商时，博集天卷更多是提供一种服务：“我有固定的合作伙伴，包括影视投资公司、营销公司和广告公司，图书出版后我们会把介绍发给他们，如果他们有兴趣我们就会和他们沟通，然后谈基本的价钱，甚至未来作品的情况、档期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的合作方首先需要对作品有认同感，当然也要真正做事情。那种签了以后不拍，把版权白白浪费掉的买方，我们一定不会选择。”

　　在蔡明菲眼中，博集天卷作为版权代理提供的“服务”表现在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买家，她说：“我觉得自己在李可这个个案中更像是经纪人，就在今天，我的MSN突然提醒我聊天记录已经满了，必须删除，可见我们的沟通记录有多长。”她笑着补充：“2009年，我和李可互通邮件1000多封，平均一天2~3封。良性沟通的好处就是我了解她的价值观，这样投资方提出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不需要征求作者意见就能够回答，至少也能先按照李可的思路去对他们的意见提出否定或者肯定，我们的默契就是到了这种程度。”同时，在卖出版权后，博集天卷也会配合投资方宣传，“在杜拉拉电影上映前，我们图书的腰封上都为其做了预告，另外，电视剧的剧本和选角需要李可发表意见，我们也都乐于联系，并且也愿意提供作为出版方的看法。”

　　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的相继成功，让作者、博集天卷和改编版权买方三方共赢，证明博集天卷提供了上佳的版权代理服务。但是，怀抱着“杜拉拉”这样一只鹅，卖出了这么多的衍生版权，又有多少金蛋落入了博集天卷自己的口袋里呢？仅仅是授权吗？当然，《杜拉拉升职记》电影和电视剧的播映，对原作图书销量拉动是非常可观的，预见到这点的博集天卷，把《杜拉拉3》的发布日期定为4月中旬，和电影上映同期。博集天卷市场部经理欢莹告诉读书报：“《杜拉拉2》上市的时候，徐静蕾要拍电影版的消息出来，拉动了销售；这次《杜拉拉3》，我们在书店里的海报中加入电影的元素，包括当当、卓越的广告也采用了徐静蕾的形象，这比普通图书海报仅仅放一张书的效果要好得多。”同时，欢莹还表示，电影宣传与图书宣传不同，其媒体攻势更加强势，覆盖面更广，这为图书销售提供了机会。电影上映后，杜拉拉品牌又上了一个台阶，甚至有媒体联系博集天卷，想要拍摄“杜拉拉诞生的地方”，包括博集天卷的办工场所、“杜拉拉”的印刷厂、装订车间等等，“让我们很崩溃”，欢莹笑着说。

　　数据表明，电影上映造成的媒体关注和公众期待的确大大拉动了杜拉拉图书的销售：2010年2月《杜拉拉升职记》销售量为12892册，而电影宣传开始后的3月销量是19894册，环比增长超过50%；在电影上映的4月份，“杜拉拉”第一部的销量为29869册，环比再涨50%，比2月份增长1.3倍。

　　诚然，在“杜拉拉”衍生为跨媒体文化品牌的过程中，博集天卷依靠其原著销售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是相比起电影上亿元的票房，博集天卷当初收到的二十余万元版权交易所得就显得实在不多。对此，王勇表示：“其实我们当时是有机会成为电影的投资方之一的，但是博集天卷还是希望‘不熟悉的领域不做’。”电影和电视剧市场的持续增长，让《杜拉拉升职记》第一部和第二、三部的影视改编版权交易状况有了很大变化，蔡明菲透露，“杜拉拉3”光电影版权就卖了七位数。同时，王勇认为，对于博集天卷来说，“杜拉拉”的版权交易是一个分水岭，让他们摆脱了一次性付款这样的定式，看到了在图书衍生庞大产业链中，获取更多利润的可能：“从《杜拉拉2》开始，我们就开始要求分红了，这个品牌就是有这样的价值。”图书产业链的未来在国内，也许从来没有一本图书能像《杜拉拉升职记》这样衍生出如此众多的文化产品，标志性地代言特点鲜明的人群，产生如此大的商业价值。从这点上来说，也许《杜拉拉升职记》的意义已经不在于其图书的销售码洋、电影的票房、电视剧的收视率，更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由图书作为起点，建立跨越多种媒体的文化产业链的范例。“杜拉拉”通过一本图书造成话题效应和品牌效应，为其电影、电视剧的卖座打开通路。在“杜拉拉”的产业链中，图书终于回到了它在文化产业中的应有位置：奠基之石。

　　“我们对自己在这个产业链中的位置很满意，我们做的就是出版，我们的风格就是中规中矩。”但毕竟，电影电视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王勇透露，他们曾经想和李可共同成立一个传播公司，专门经营“杜拉拉”这个品牌，“但是涉及到经营管理、税收等很多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影视剧投资的高门槛、高风险是阻挡博集天卷进一步深入畅销书衍生品制作的重要原因。

　　虽然博集天卷乐于继续扮演好出版商的角色，但他们仍然对“杜拉拉”品牌的经营有着很多新的想法，蔡明菲告诉记者，他们本打算在《杜拉拉3》中植入广告。“我们知道植入广告比较成功的图书是《奋斗乌托邦》，因为作者石康同时是电视剧制片人，书中出现的广告商也可以在电视剧中出现，这样比较容易实现合作。而我们是把改编权卖给其他公司，这种情况就比较不好谈。”王勇也表示，由于图书的受众太分散，“我们非常认真地和人家谈过植入广告，但是受众群体不精确，没有成功。”

　　对“杜拉拉”这个品牌，博集天卷有着很多的期待，蔡明菲说，她希望“杜拉拉”能够成为《狼图腾》那样的“长销书”，这就需要出版社的营销活动多样而持续，另外，“我感到这个品牌还没有完全被开发，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做服装、文具、箱包，杜拉拉缺少一个具体的形象。喜羊羊能够有那么多授权商品，因为它本身就有动画形象，杜拉拉却没有。”她还表示，虽然具体规划还在思考中，但是博集天卷保留着“杜拉拉”在服装等领域的商标，“希望未来能够有所发展”。

　　对于博集天卷乃至未来的图书业在文化产业中的定位，王勇认为：图书成为文化产业的基础是一个趋势。他举了刘震云、刘恒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电影、电视剧的很多优秀剧本来自于优秀的图书。从前的图书改编电影，更多是影视拉动图书销售，有些图书甚至是在电影上映后才首次出版，这种情况在近两年发生了转变。蔡明菲说：“中国迫切需要好剧本。通过‘杜拉拉’的版权交易，我也认识了一些影视圈里的人，如果有好的书，我就会快递给他们看。”复制“杜拉拉”？王勇多次提到作者李可的远见和信心：“在卖出改编版权的时候，她从来不认为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而是会挑选真正认可作品的投资方。她还给了我们充分的信任。”博集天卷也对杜拉拉品牌报以十二分的珍惜，博集天卷对于杜拉拉品牌使用的节制和慎重，也许是成就“杜拉拉”的关键之一。

　　与现今图书市场上的作者偶像化、娱乐化宣传之风完全不同的是，《杜拉拉升职记》的作者李可，媒体连她的一张照片也没有。对此，蔡明菲认为，与众不同的低调，保持了作家的神秘感，躲过了可能的负面新闻，也让图书宣传的重点始终保持在产品本身，不断地拉动销售。更让蔡明菲对这位作者满意的是：李可对作品一直保持着非常认真的态度，同时也注意读者的反馈，照顾市场的反应。也许，正是“分享观点而不分享个人生活”的低调，才让李可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让出版方和作者之间配合默契。

　　除了对品牌的精心经营，让《杜拉拉升职记》与众不同的，还有其文本本身与时代的相互呼应——“超越职场，热爱生活”。欢莹说：“‘杜拉拉’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生活态度。”在中国中产阶级初步成型、城市上班族急速膨胀的时代，《杜拉拉升职记》应时而出，记录他们的故事，用王勇的话说，杜拉拉“成为了一个阶层的代言人”。

　　对品牌的珍视，作者对出版方的支持，再加上文本本身浓郁的时代气息，也许构成了《杜拉拉升职记》从一本书到一条产业链的一些必要因素。毫无疑问，“杜拉拉”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但这条路上的后来者，必定要接受图书创意和出版商业运作的多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