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乡村与城市的对立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母题。泰安青年作家子丁的小说创作既有对乡村诗意想象与现实消失的描写，也有对爱恨交织的欲望化城市的独特感悟。作品所体现出的对乡村诗意和城市美好的双重超越，使飘泊和流浪成为叙述者恒长的生存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既超越了有关乡村诗意的想象，也超越了“向城求生”的新乡土叙事对城市现代化的肯定与推崇，从而使其创作具有了独特价值和意义。

乡村与城市一直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所着力表现的母题，并由此衍生出诗意乡村与罪恶城市的二元对立格局。自古以来，乡村都曾是一代又一代文人的精神家园。正如轩红芹所说“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在中国版的社会进程中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以农业文明为传统的中国，在文学叙述中，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家园’的意义，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乌托邦，陶渊明和王维们的灵魂就栖息在乡村。”^[1]及至现代，当现代都市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传统中国时，乡村又成为对抗城市堕落的心灵净土。正如南帆所言：“大地崇拜以及农业文明可能被更大范围地援引为现代性的解毒剂，那么文学眷恋乡村的意义开始超越出美学范畴而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2]因此新时期以来表现乡村的文学就具有了对抗都市的特殊意义，尽管这种有关乡村的诗意表述，更多是来源一种有关乡村的童年记忆和文学想象。但对城市现代化的拒斥和批评，却是当代文学作家一贯的文学立场“人们所能看到的是，作家对城市文化的反感始终拥有一个理直气壮的政治形式。无论是《我们夫妇之间》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城市仍然被视为资产阶级道德败坏的渊薮。如果不是将城市作为嘲讽和批判的对象，文学恐怕早就遗弃这个赖以生存和运作的空间。”^[2]南帆的论述比较尖锐的指出了这一点。但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诗意的乡村逐渐消失了它的诗意，罪恶的城市依然没有减少它的罪恶。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一批作家敏锐、清醒地表现了这种新的叙述资源，并从中发现了新的乡村叙述动力。泰安青年作家子丁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小说集《野言·家丑》就是穿越乡村和城市并表现出新乡土叙事特点作品。在有关乡村的叙述中，他表现了乡村曾经的诗意和这种诗意的逐渐消失；而在有关城市的叙述中，表现了城市的堕落和小人物生存的悲哀和不幸，在对城乡关系的叙述中，表现了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的农裔知识者向城求生的痛苦与失落。在面对诗意不再的乡村和无法完成诗意栖居的城市时，他乡的流浪（至少在心灵上）或许就成为农裔作家和农裔进城者的悲剧宿命。将子丁的创作置放于9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叙事格局中，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得以更清晰的凸显。

“人的精神需要栖息之所，在政治变幻莫测，经济此消彼长，人们的生活飘泊无定的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历史文化就成为一种相对稳固和深厚的精神家园，由此人们不但获得了精神上的安身立命的归宿感，而且也拥有了和外部世界联系和沟通的基础。”^[3]在面对城市所带给人的焦虑痛苦及无根感时，返身回乡可能是作家必然的选择。子丁的有关乡村的叙述表现了这种对精神家园的寻找。首先，乡村特有的野性民风让人迷醉。“现在的女孩可不像从前的少女那么温顺贤淑了，她们总要找个地方发泄什么。她们要寻找由于少女的本能所渴求的东西，这渴求是那样的模糊而又那样的具体，她们就在这模糊与具体中，过着她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她们一约就是一大帮，浩浩荡荡，威武得像骑士，放肆得令吉普赛女郎都胆怯。特别在晚上，她们能做出各种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来。她们不脸红，脸红别人也看不见，别人看不见她们就更不脸红，坦然的像拔苦苦菜。她们敢到田里去偷瓜，到果园偷苹果，到河里去洗澡。小伙子不敢惹她们，她们仗着人多势众，可以为所欲为，有时敢把一个小伙子按在地上，往他的裤裆里装沙子，或是趁黑摸一下人家的……她们找到意中人，要是家庭阻拦，便来个生米做成熟饭，或远走他乡，过一年半载带个新生命回来，任谁也没有办法整治她们。她们从不把这类出逃看成什么不光彩的事……”^[4]P201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群农村女孩的自在人生，既有沈从文笔下边城少女的单纯之美又有艾芜笔下吉普赛女郎的野性之美。这样一群自由自在跟着生命本能去活的乡村少女的存在形式本身就是富有诗意的。其次，乡村独特的人生形式让人怀念。如《野言之二·二锅头》中对半锅肉生活场景的描绘和半锅肉人生态度的表现，就展现出乡村独特的人生形式。“半锅肉是个爱热闹的人，整日嘻嘻哈哈、咋咋呼呼、没大没小的，大伯哥小叔子叔公公大侄子的界限对她来说非常模糊，她敢拧大伯哥的耳朵，也敢拽叔公公的胡子。”^[4]P6而有关生产队开会时，半锅肉的歌唱以及男人们占便宜的嬉闹都充满了生活自然的情趣。“再接着就有人把灯吹灭，无数男人的手就一切透过衣服的缝隙伸进去，摸她的奶子摸她的腚，于是她就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近乎幸福与痛苦的尖叫。”^[4]P6占便宜者没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检点，被戏弄者也没有又哭又闹的不依不绕，呈现出一种淳朴而和谐的乡土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体现在城市的生存世界中是不敢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在男女关系的选择和处理上也表现出十足的野性和率性，当她因为小罗锅的富有和善良而毅然不顾沟村男人的扫兴而嫁给她时，她是自愿的，当小罗锅因为性无能而无法满足她时她就自己去寻找满足，并丝毫不懂得遮掩，“半锅肉无遮无掩的喊叫响彻了整个村子”^[4]P13然而当她的相好的成了植物人时，又坦然的将其接到自己家中供养起来。这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喜好是非敢爱敢恨的自然的女人，一种真性情的女性。另外还有精通周易算法而又固执倔强的周四书等，也有着别样的人生形式。

随着商品经济对乡土中国的冲击，乡土固有的和谐与诗意逐渐走向解体。在半锅肉选择小罗锅的时候其实金钱和富有就已经影响到乡村的价值抉择了。正如轩红芹所说：“在今天商品化经济的时代，谁不说俺家乡好已成为一个随风而逝的古老童话。农村不仅意味着贫穷，还代表着老土，贫穷重新成为一种耻辱和罪恶。”^[5]P162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乡村政治的腐败和民风的堕落，使得当下的乡村充满了黑暗、腐败、道德的堕落和人性的丑恶。乡村作为诗意的精神家园彻底坍塌。明确的写出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是多少年来我们能够逃避和寻求安慰唯一的幸存空间。但是无视和回避这种坍塌更是虚伪的新道德理想主义。当张炜在《九月寓言》的遮蔽下，号召大家《融入野地》的时候，他难道没有看见在野地上发生了什么吗？子丁以他超凡的勇气和直面现实的气魄打破了这个乡村之梦。真实地再现了乡村诗意的缺席。在他的《鬼治》中，一届又一届的村委领导比赛似的贪污堕落，信誓旦旦扭转局面者上台之后比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因无意间一个赌咒干部的猝死却扭转了村里的局面，当人治无能为力之后，鬼治却堂而皇之的登场，并将村里的不正之风彻底扭转。虽带有超现实的色彩，但又充满着现实合理性。诗意的乡村只有在“鬼”的治下才能得到安宁，这样的乡村诗意何在？而在其《王八传奇》中更是表现了乡村的罪恶和乡村中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从出生就遭逢不幸的王八此生就和灾难与不幸相伴生死。因为出身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批斗后来又成为孤儿，自己在歧视和侮辱下长大。而在成分论不再大兴其道后，凭借着自己辛勤的劳动承包村里视为废地的土地种植果树，本以为否极泰来，可以过一种幸福的日子了，但是充斥在乡间的腐败和道德败坏的基层官吏又成为王八命运的灾星，二女儿被打死，自己的小儿子和媳妇也撒手而去，最后落了个家破人亡。充分表现了乡村政治的腐败和基层政权中野蛮，还有对小人物生命和生存权利的漠视，至此飘荡在乡村上空的诗意彻底消散。当然，因为一味去表现王八的不幸，某种意义上其真实性和典型性就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作者对苦难和不幸的观照又没有能够拉开距离予以审视和反思，因此无法达到如余华《活着》中福贵那样的震撼和超越。但这无损于作者立场和姿态的表达，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对乡村诗意神话的打破是具有积极价值和意义的。

“今天的中国都市既是文明的消费中心，又是文明的消解地——那里活跃着人生的各种欲望。都市，那是欲望的百宝箱、欲望的燃烧炉、欲望的驱动器。在这驱动着的、燃烧着的欲望里，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被烧毁了，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在火中生存着。”^[6]都市是文明的消费中心，同时也是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对于长期感受乡村的贫苦和地位的卑微的人而言，对城市的向往和追求就是对现代幸福的追求和向往。正如轩红芹所言：“成为城市人可以说是农村人世世代代，年年月月悬在天边挥之不去的光荣和梦想。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是沉淀在人们心中已久的现代文明的诗意象征，更多的是那土地上持久的贫穷和无处可逃的艰辛带给人的跃跃欲试，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中饥饿的人寻求食物，这种饥渴使她在狂热的幻想中勾勒出餐宴奢华的景象一样，富有的大都市被她们想象为或阐释成通往希望和可能的转折点。”^[5]P62梦想与渴望城市就成为乡村中具有逃离能力人的首要选择。子丁的小说《直路弯弯》中的乡村教师阮茂林的身上就非常强烈的体现了这一点。乡村教师阮茂林县师范毕业之后分到了一个条件十分艰苦的乡村中学“这哪里算得上学校啊，他来的时候，学校刚从村后一处旧仓库搬过来，仅有的一点可怜的教学设备也被本村小学留下了……学校必需的笔墨纸张、办公桌都没有，只一张床……房子已不得不列入危房的行列——有好几架梁的立柱和叉手脱了节，只好用木棍撑起来，房脊大大凹陷，而且只有一层最劣等的苇箔，就是这样的苇箔有的地方还没挂泥，真是：风刮尘飞满层，雨停滴水如注。”^{[4]P205－206}这样艰难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环境的描写其潜在话语在于对贫困乡村的否定。这样贫苦的境地否定了他的爱情和梦想。“可现实的情况摆在他的面前：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有人劝他死了这份心。可是，这份心，他却死不了，他怎么也扑不灭自己对白云爱的火焰。”^[4]P200他的不甘心，使得他犹如笼中的困兽，他要挣扎他要反抗，他要向城求生。“他苦闷过、彷徨过、消沉过。这里没有爱情，没有浪漫，没有他希望的热热烈烈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和贫乏联系在一起，他过的是近似苦行僧的生活。那种被压抑的本能时刻煎熬着他。每当他夏夜热得不能入睡，特别是冬夜冷的难以入眠的时候，他就企图把眼前的一切砸碎，然后毁灭自己。”^[4]P207他为了实现对乡村的逃离，只能通过考大学，这是许许多多的农家子弟所能使用的最合法合理的手段，但其间所付出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代价却是所谓的城里人根本无法体会到的。城市子弟先天的高起点和优越感，更加刺激了农家子弟的向城欲望，因此城市在这里代表的是现代享受，现代身份和地位，自然会成为奋斗的目标和欲望的对象。子丁在他的表现乡村对城市想象的作品中，自然的契合了新乡土叙事所表现的向城求生的核心命题。但是城市既是天堂也是地狱，与现代文明相伴生的还有它的无耻、贪婪和堕落，子丁有关城市的其他叙事就集中表现了城市中的不幸与堕落，与前此的向往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爱恨交织的独特时空。

《家丑之四·哀哀孤魂》中的景向前就是这样堕落的典型。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强奸过一个女人，并留下了孩子。而在其官位的不断攀升中，他的欲望也得到了空前的攀升和放大。大肆收受钱财，从几十万到上百万，高档礼品、土特产更是不在话下，野生甲鱼都是用麻袋装了送。并根据他对女色的需求，从选送漂亮保姆到专门修建总统套房级别的别墅为其金屋藏娇，直至最后纵欲而死。死后其墓地竟然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为当地经济和民众的就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从故事本身看，人物有些脸谱化，但独特的叙事视角加上最后的反讽结尾的使用，使这篇小说的意义超出了对单个人物的道德谴责的意义。它所体现出的是作家对城市及城市中人的生存价值一种否定性姿态，使其在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格局中消解了城市现代化所具有的先进性。在道德伦理的维护所伴生的贫苦和落后与道德的堕落所附带的现代性之间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思考和判断。在其篇幅较长的《雪恨》中，对于城市的批判则更加得以彰显。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城市的悲剧故事，塑造了一个不幸而又痴情的知识者的形象。从中显示出这个特定时空的残忍。冯雷的家庭与他喜爱的同学家庭是比较匹配的，他的父亲是当地医生中的最出色者，他的母亲是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他的姐姐是县京剧团的台柱子。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平民化的家庭和人物，这样的悲剧虽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他依然显示的是写作者对于城市的立场问题。即便是生活在城市里的这样有身份有一定地位的人，还不是被别人操纵这生死和幸与不幸的命运。县革委会副主任为了对权力的追逐和对女色的攫取欲望，将杀死主任的责任嫁祸给冯雷的父亲，并以此要挟他的姐姐就范。转瞬间一个家庭就四分五裂。所谓的门当户对的爱情转眼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冯雷也变得木讷和局促，孤独而又自卑地只能暗暗表达他的相思。小说至此还缺乏应用的震撼力，此后，另一人物对冯雷的捉弄，所体现出的他的痴情和愚顿直至最后精神失常，但只记得下雪天在老地方的约会，每次下雪天的准时赴约和执着等待，却使得这份爱情具有了悲壮和凄凉的意味。直至其最后在等待中死去。而这一切均源于一个人对于权和色私欲。从而传达出明确的文化符码，城市是欲望的平台和斗兽场，各种欲望的冲撞和交织使其在人性的残酷中消解着城市的魅力。在其另一篇有关城市的叙事《代价》中，也没有表现出城市的美好和幸福。一个下岗女工，为了保住一个在市政大楼的清洁工的职位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羞辱。而为了能按时接孩子，不得不给上访包围的群众下跪，即便如此尚无法得到儿子的理解。最后在大雨中出车祸而失去双腿。表现了城市中小人物的生之艰难和悲苦命运。由此，子丁完成了他对城市美好和幸福的解构。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新乡土叙事对城市现代化程度和现代性享受的想象性描述，从而具有了对诗意乡村和美好城市的双重直面和超越。（尽管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还存在着情节的现实感稍欠和人物形象的单薄等不足。但其在对乡村和城市的观照立场和姿态上却体现出比较出色的成就。）当解构了乡村的诗意和城市的先进和美好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将走向何方？此生将诗意的栖居在何方？

“异乡人，也就意味着要遭受拒绝，意味着放弃自身建构、自身界定、自身认同的权利。成为异乡人，也就意味着要从与本地人的关系中以及从本地人的审视目光中获得自身的意义。成为异乡人，也就意味着要忘却将秉承的‘素材’制成有意义模式的技能。成为异乡人，也就意味着要放弃自主、放弃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意义的权力。成为异乡人，也就意味着要能够生活在永远的矛盾性之中过着装腔作势的替代性生活。”^[7]P110西美尔的这段话从哲学的层面说明了异乡人的尴尬处境。而从子丁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这种他乡飘泊感就更具像化更明显。对乡村诗意的消解等于斩断了自己的精神之根，因为对于一个出身农村的知识者，那既是实体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特别是当感受到城市的敌意和排斥时，正如南帆所说：“事实上，对于城市的敌意是一种恐慌的症状，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所引起的巨大不适乃是这种恐慌的来源。为了抵御恐慌，作家竭力召回乡村的影像作为感情的慰藉……他们甚至愿意承担身心的分裂所引起的痛苦与烦恼——他们不得不深陷城市而神驰乡村。”^[8]在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作家都如南帆所说，身在城市而神驰乡村，把乡村作为自己想象中的精神家园。而子丁的小说创作却表现出一种新的特点。虽然他在走笔乡村的时候，乡村世界特有的景色和民风民俗也会让他特别的迷恋。尤其是在《直路弯弯》这篇小说中，对乡村景色的描绘充满了挚爱真情。“小河宽约三十米，瘦瘦的河水中，蒲草已经露出水面，水藻也长处几片黛绿色的叶子，在水底密麻麻地铺了一层，绣花针般的鱼秧成群结队地游弋其间。河水舒缓处，还生有一种貌似浮萍的水草，根却深深地扎在泥里。太阳刚出，它便开一层金黄色的小花，严严地把水面遮住，朝阳将它那金丝般的光，从树叶间漏出来，射到花簇之中，斑斑点点，交相辉映；……如今树叶正是摇铃的时节，风一吹‘哗啦啦’乱响。槐花不见了，但它的香甜气息还没有散尽，仍滋润着人们的身心。”^[4]p189充满了诗意的描绘传达出作者内心对乡村的真实情感，但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却是一心要逃离这个看似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这反映出叙事者内心深处的矛盾心态，乡村固然美好，但是却又无法久居。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其他小说里也有体现，或许作者太过喜爱他的乡村民风，在一个集子的不同作品里出现了两处相似的描写。这体现出作者对乡村的向往和追寻，但是他又无法仅凭想象就完成自己的乡村叙事，当他直面乡村的现实时，诗意的乡村也就随风而逝，而飘泊的离乡者也就切断了自己的归路。城市虽然是多年追求的存在对象，但是当真正的进入城市才会发现，虽然在此居住，虽然过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是很快就会发现，在而不属于的生存本质。自己永远不可能融入的城里人的生活细节之中，这样的存在者被称为“农裔”，仅此就确定了这种在场但依然是局外人的悲剧宿命。子丁表现城市的作品并不很多，但是没有一篇叙事者真正的作为城市的主人而存在，无论是《雪恨》中的城里人，还是《代价》中的下岗女工，他们并没有成为城市的主人，他们无法在城市的空间里找到主体的感觉，相对于都市人而言他们都是真正的“他者”。把子丁的乡村叙事和城市叙事并列考察，就会发现他的飘泊与流浪，至少在心灵上是如此的。（尽管作者可能在城市里生活的不错。）

子丁的创作是兼及乡村与都市的，因此考察他的作品必须要把乡村和都市的文学史关系作为考察的重要参照系，借助新乡土叙事的理论资源和理论视角，我们发现了子丁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对乡村诗意和城市美好的超越，在穿越我的乡村你的城市之后而只能流浪他乡，做一个无根的浮萍，一个自由自在的浮萍。

注释：

[1]轩红芹．“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J]．文学评论．2006，（2）．

[2]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J]．文学评论．2005，（1）．

[3]殷国明．必要和可能[A]，跨文化对话二[C]．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4]子丁．野言·家丑[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5]轩红芹．向城求生[A]．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

[6]程文超．欲海里的诗情守望——我读张欣的都市故事[J]．文学评论．1996，（2）．

[7]（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8]南帆．文学：城市与乡村[J]．上海文论．1990，（4）．

 

作者简介：赵强（1972－），男，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