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当面问我，能不能为《今天》四十周年纪念专辑写点散文？我不能拒绝，但心里还是暗笑了一下。在我写作的九十年代，他正全世界忙着搬家呢，当然无从听说我的那个小笑话。刚辞职时我感觉良好，一时还分不清没有牵挂和一无所有。朋友劝我为报纸副刊写点散文，说那样可以挣点快钱，但我就是不想干。有一次我给前来约稿的编辑打了个比方：“写诗是做爱，写小说是生孩子，而写散文呢，是手淫。”他哈哈一乐也就不劝了。我发现这一招管用，以后就不断地用这个说法来应付，以至于它几乎成了我的官方声明。一位好心的女编辑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提出要求：你能不能为……写点东西？我真没听明白，问了一句，你说的那个“东西”是指“散文”吗？对方当即脸红，我也觉得失礼。

为了加强语气我有时还故意把散文的“散”读成第四声，不是“行散”的“散”，是“涣散”的“散”。没用多久我就成功地把自己的快钱之路彻底堵死，然后像个傻缺在一边偷着乐。后来不仅是没人跟我约散文，连那些热衷写散文的同行见到我也变得怪怪的，好像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多年以后才意识到我被它绑架了，因为我真的相信自己对散文这种形式是有偏见的。现在我很高兴当时一反常态接受了北岛的邀请。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耀，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向自己证明我有能力纠正偏见。至于这个条件反射般蹦到脑海里的笑话，也正好提醒我，习气还在。

2000年搬到北京以后，我就鼓励自己享受不再关心文坛的特权。如果说这些年我是从文学世界自我放逐，相对于实际的生活，这样的表达过于诗意。但是谈起文学我确实生疏了。为了写这篇散文我想应该回一趟南京，聊聊转转，激活一下记忆，与《今天》有关的故事最早都是在那里发生的。但是有事羁绊不能成行。早晨起来我从书架上抽出那本薄薄的《青灯》，掸去已经习惯的帝都沙尘，在短榻上盘腿坐下，读了起来。开篇就是北岛回忆冯亦代先生的“听风楼记”，没一会儿我就读“飞了”，身临其境，很久才留意到窗外今年最冷时节的西北风正在肆虐。读着读着我不自觉地开始用作者的语气检索起我个人的生活，熟悉的情绪在涌动。我抬头定定神，忽然醒悟到刚才那一连串取书的动作具有完美的象征意味。青灯燃起，灯芯还在忽闪，而时间魔术师的咒语已从堆满杂物的角落隐隐传来。

十年前我就读过这篇，印象深刻，这一次重读更是两度落泪。现实的高压使两代人的精神世界有时就像两条平行的电缆，彼此绝缘，只有在少数几处胶皮剥落的节点才会发生意外的交流，电光石火般的耀眼。感动之余我还注意到两个与《今天》有关的细节。一是北岛拿着《今天》创刊号的封面去向“冯伯伯”请教刊名的英译。冯先生认为“TODAY”太一般了，建议译成“The Moment”。我对老人家肃然起敬。二，《读书》和《今天》几乎同时创刊。“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读到这里我稍有些诧异，因为北岛评价《读书》的话，我以为只有《今天》才当得起。如果说当年的《今天》是一声呐喊，那《读书》只能算是一声叹息。创办《今天》的是一群有朝气、有血性的年轻人，用芒克的话来说，“玩儿了命办的”，而办《读书》的是一些在历次政治风波中幸存的、吓破了胆的老年人，对体制的依赖和残存的幻想把他们钉在了他们的角色里。我想在1978年那个转折点上，历史也许就是这么分工的吧，文化传承是老年人的事业，而思想变革是年轻人的责任。很遗憾我一直不能成为《读书》的拥趸，出于对北岛的信任，我准备哪天再撸把劲，没准现在能读进去也不一定。

就在这时，我脑海里又蹦出了一个要命的说法：“《读书》是政府特批的一小块供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它出现得很突然，我还沉浸在“听风楼记”的氛围中，眼角泪痕未干，觌面相逢，情何以堪。这是当年“断裂”事件中被广泛传播的一句“台词”，是我对断裂问卷第十个问题回答的一部分，因其刻薄、粗俗而显得尤其刺耳。作为发起人，我一直避免谈论“断裂”，不是因为我不想面对，而是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对于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你总想早点摆脱吧？我放下书，无奈地摇头。

但是不行，情绪竟然过不去。我仿佛看到一伙人拉着长长的白布条幅，挡在我前去向《今天》致敬的路上，条幅上用黑墨赫然写着那句话，字体丑陋，为首的那位长发披肩，额头扎着红布条，正是当年的自己。他们似乎在逼我供认，如果不把事情说清楚我就没有向《今天》致敬的资格。好吧，那就多说几句。如果说北岛一代是“共和国的同龄人”，那么我这一代就是“‘文革’的同龄人”。从娘胎里开始我们就在感染一个颠倒时代的疯狂，残缺的教育更加重了先天不足的症状。可笑的是这群精神畸形儿还坚决继承了胸怀天下的志向。时代的烙印不同于扮酷的刺青，疼痛是滞后的。印记的确凿有时让你不敢相信，也没有勇气面对。近些年我常常为自己过去的言行感到不安，为自己贫穷的修养感到羞愧，对那些被我的“语言暴力”伤害过的人，如果有机会我都愿意道歉。如果我为自己的恶趣味，为频繁地使用“散文”这个词而道歉，你们会以为我又在说笑。但是我不后悔曾经干过“断裂”这件事。

下面开始讲与《今天》有关的故事。一直到大学四年级我和同学吴晨骏才在晚饭前的宿舍走廊上把对方嗅出来，哦，诗人。我们同专业不同班，之前从未说过话。如果没有他，我可能还是一个秘密的诗人，至少不会那么快走出去。感觉就像是发生在一天之间，吴晨骏带我认识了于小韦，于小韦带我们去见韩东，韩东给了我们两张优惠券，我们就登上《他们》这趟专列直达诗歌王国的迪士尼乐园。《他们》创刊于1985年，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大策源地，当时第五期刚编完，正在付印。我多次为自己差点与《他们》擦肩而过而猛捏一把汗。大学时期我只买过两本诗集，《北岛诗选》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对于一个月生活费只有四十块钱却有着诸多爱好的工科大学生来说已经相当奢侈。现在妥了，《他们》多年积累的民刊资源统统向我开放，朋友们的藏书统统向我开放，迟到的诗歌激流把我冲刷得赤身裸体。毕业以前我就下定了投身文学的决心。

回想那段诗人生活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内容就是两个，一写诗，二办刊。前者是本分，后者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那些曾经令人激动的仇恨语法的美学论争，和仇恨睡眠的诗人交往反而被隐秘的记忆法则给清理到后面的货架上去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出完第五期就停了，老一拨的成员散去，韩东转向了小说，于小韦去了深圳。那感觉就像我们刚坐下宴会就散了，还想再坐一会儿，扫地的又来了。我和吴晨骏被分配到隔着长江的两家单位，却有机会为同一个工程工作。我们戴着安全帽躲在工地的一角抽烟，讨论着我们的诗歌未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时期，老一拨已经成名的觉得已不再需要这个民刊，而年轻的一拨开始有身份的焦虑，认为应该与第三代保持距离，准备另起炉灶。我就是在这段时间接触到《今天》的，以前只是读“朦胧诗”，这一次是了解创办《今天》这件事。我可能只是想寻找一些江湖传奇吧，或者办刊指南什么的，没想到被一股来自草莽、来自地下的自然之力所震撼。文学首先与人性的尊严有关，而尊严是等待不来的，必须行动，必须担当。相对于《今天》揭竿而起的时代，九十年代初的文化生态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糟，所以我认为《今天》开创的这个方式仍然是切实可行的，虽然看起来有些过时。对《今天》的回顾让我更加理解《他们》的坚持。

到了1991年我们已经快被自己积压的诗稿憋死。经朋友推荐我在几家官方杂志有零星发表，但看到样刊觉得还不如憋死算了。我们决定开始自己干。鉴于当时的条件，韩东建议我以一种比较小的、可以控制的规模来做。于是就有了《诗选》，32开，口袋书大小，封面是一张任辉的剪纸作品。把联系、编辑、排版、校样、打印、装订、邮寄所有环节都做下来以后，人就变得特别踏实。如果你爱一个姑娘，想送给她一本诗集，现在就算没处出版，你也有能力手工制作一本交到她手上，你就知道写诗这件事并不虚妄。虽然《诗选》只出了两期，每期印数也只有100本，但是还是产生了真实的反应，并最终导致《他们》后来的复刊。作为《他们》一员的工作经历在此不赘。

从办刊这个最具体、最平常的角度来体会《今天》四十年史诗般的历程，也许会比阅读那些已成为文学史经典的作品更有收获。对我这个诗歌学徒来说，“办刊”就是从老《今天》那里继承下来的一门手艺。对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亲身实践，哪怕是以个人的、微小的方式。别看只是一些琐碎的事务，没有任何虚荣，却可以让诗歌活命，诗人独立。说的没错，是让诗歌活命不是让诗人活命，所以我们这些独立的诗人后来只好开始写小说了。谁又能想到呢，我会因为小说而和传说中《今天》发生那么紧密的关系。

1991年9月我请了探亲假，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口气写了四篇叫作小说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当时作为一个过于自尊的诗人我对小说并不太上心，但是想辞职是真的，所以必须先趟趟路。韩东帮我把其中的三篇寄给了《今天》的小说编辑查建英。那些都是手写的初稿，我是准备听听意见再改的，但是韩东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广种薄收，三篇如果能发一篇对我是个鼓励；二全部退回，不耽误修改，对我也是一次磨炼。但没有料到的是这三篇小说分成三期在《今天》先后都发表了。记得是以下三篇：《美国，美国》、《两只兔子，一公一母》和《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电影《巫山云雨》即改编自最后一篇。如果当时不是那么浮躁，我就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作家的“梦幻开局”。

最先出来的是《美国，美国》，也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今天》1992年第1期上。虽然之前没有多想，但是收到样书时，我的心还是“砰砰”跳了起来，不是别的，是因为从一个民刊从业人员的眼光来看，海外复刊的《今天》实在太漂亮了。大32开，设计装帧典雅、大方，也不失当代感，纸张挺括，应该是80g吧？翻开内页更是喜欢，经典仿宋，繁体横排……不像杂志更像是一本书。如果你知道它的前史，见过当年油印的那份，你就会想到“凤凰涅槃”。和新《今天》相比当年国内的文学期刊简直土得掉渣。没有想到那一期开篇即是我的“美国，美国”，头条的礼遇让我猝不及防，更没想到的是，北岛在编后语中点评“……朱文在《美国，美国》中显露了他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才华。”说的是我吗？我愣住了。一个新丁擦枪走火，“嘭”，掉下一只鸭子。

但是我也因此更加后悔当时的仓促，哪怕是多改一遍也好，想到那个显露了“成熟小说家才华”的不成熟作品正在招摇过市就严重心律不齐。幸好及时到来的美元支票起到了良好的镇静作用。除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像李冯、吴晨骏、贺奕、顾前、刘立杆等，也都是在《今天》上发表小说处女作的。再加上后来更年轻的，这个“处女俱乐部”的名单估计会很长。在这个俱乐部里流通的货币是美元，我们都是托同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帮忙把支票兑成现钞，不是在柜台办，每次都有点黑市交易的感觉。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可靠的情报，说负责我们这批作者的编辑查建英是个嫁了老外的北大美女。你看，美女加美元，这群文学青年还需要什么呢？

后来我又在《今天》上发表了不少小说和诗歌，因为写作勤奋我怀疑自己是朋友中美金挣得最多的那个，但是一直不敢说出来。1992年夏天我去南京大学找李冯，他是一个即将毕业的“明清文学”专业研究生。在他宿舍我无意中拉开那个可以上锁的抽屉，结果绿花花的美钞撒了一地。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不过仔细一看，都是些面额不超过五美元的零钞，他刚从《今天》领了一笔三百美元的稿费，而银行正好没有整钱。应该就是这一幕给了我灵感，让我不久后写出《我爱美元》这篇“成名作”。我担心这个说法可能不够严谨，如果说《我爱美元》的灵感来自那段时间的“美元生活”一定是不会错的。通常我有满意的作品会优先考虑给《今天》，但是这一次没有，因为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合适。

韩东和我后来回忆，到1993年下半年我们小说在国内的发表才基本顺畅，1991、92年是最困难的，屡遭退稿，是《今天》的肯定和支持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困难时光。因为美元实际使用上的不方便，使得这一部分有限的稿费每次都会被剩到最后，而成为某种支撑腰杆的底气。它的价值不是当时的汇率所能衡量。1993—95年，韩东、我、吴晨骏等相继辞职，从那时候开始有了“南京自由作家群体”的说法。原来“他们”是指那群独立的诗人，现在更多说的是这帮自由的作家。多年后我认识到，其实我们既不自由也不独立，只是对“独立”、“自由”这两个幻影认了真而已。

1996、97年我和吕德安作为演员参加了导演牟森的“戏剧车间”两度在欧洲长达数月地巡回演出，使我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散落在欧洲的《今天》新老诗人，开始了对《今天》精神实体的认识。交往最多的两个是多多和张枣。而在此之前，应该是1995年，吕德安和我专程去看望过郭路生，是黑大春领去的。在一个小饭馆大家刚坐下，老郭就冲到取菜的窗口掏出五十块钱要买单。黑大春再三劝他说，都什么年代了，现在是吃完再结账，还没点菜呢。但是老郭还是站在那里，要求店员把钱先收下。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真诚、如此急切要请朋友吃饭的人。那一天当然没让老郭买单，就算让他买那五十块也远远不够，但是我觉得自己有幸吃到了老郭请的一顿便饭。

我热爱多多的诗歌，被他对诗歌的那份专注所深深吸引。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见过他在温暖的壁炉边演唱普契尼，见过他在冰冷的细雨中号啕大哭，也见过周末早晨没有行人的街道上，发苍苍、视茫茫的多多身着那件老西装，低头前行。都说毛头脾气大，不好相处，而我认识的多多却是一位家人般亲切、友善的前辈。我对他的写作充满好奇，但从不打听。他可能来自一个古老的族群，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必须忍受基因的缺陷。他是那个至死都不能暴露自己身份的人，而我正好是对这个传说深信不疑的人。1997年我们剧团到了鹿特丹，他从莱顿过来看我，我把旅馆房间唯一的床让给他，自己在地毯上睡了一夜。我们通宵躺着说话，有一搭没一搭，更像是冥想。在话题之间的间隙，我感受到他那份被欧洲冬天的寒意彻底浸透的孤独火辣辣地蜇人。

多多曾经给我寄来某写作计划的申请，但是可供选择的地方没有我感兴趣的。在刚离开南京努力适应北方生活的那几年，我经常触景生情，朗诵《里程》的最后一部分：

北方的大雪，就是你的道路

肩膀上的肉，就是你的粮食

头也不回的旅行者啊

你所蔑视的一切，都是不会消逝的

由于当年法国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整个剧团被困在了第戎，什么时候能走真的不知道。我待着没劲，就坐车去巴黎找宋琳。我们以前没见过，只是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朱朱。宋琳当时的境况有点窘迫，除了照顾家人孩子，还在巴黎第七大学读书，一见面我就深感打扰。但是他还是腾出时间陪我在巴黎到处转。他刚刚进入《今天》担任诗歌编辑，脸上分明还有一种“年轻党员”的单纯。他是作为《今天》的编辑来招待我这个国内来的作者。最后一天玩得很晚，坐巴士回到我的旅馆附近时已是深夜。我筋疲力尽，巴不得马上躺倒，但宋琳不让走，让我等一下。白天吃饭时他现金不够我垫了一百还是五十法郎，那顿饭他事先说了要请的，所以他要找一个ATM取钱还我。我习惯了国内那种不分你我的诗人生活，觉得没有必要。我说那你就下次再请，这一顿我们AA嘛。但是宋琳坚持，说事先说好的不能变。最后我没办法，只好跟着他一路去找那个破机器，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旅馆越来越远，最后完全消失在巴黎迷离的夜色中。我还背着一个很大很沉的包，真叫欲哭无泪。谢天谢地，终于在一个广场边发现了一台，宋琳奔了过去，我把包卸在地上原地等着。当时国内还没有ATM。午夜过后广场显得尤其空阔，孤零零的金属盒子泛着清冷的白光，一个高鼻子的中国人不很熟练地反复揿着号码，感觉是想和外星人取得联系。我看着宋琳略显单薄的背影对自己说，真是一个优雅的人啊。

1996年的那一次巡回结束在德累斯顿。吕德安和我结清劳务以后，动身去柏林拜访舒婷，她当时受DAAD计划邀请正在柏林驻市。在库当姆大街那个北岛、顾城、芒克、杨炼等老“今天”先后驻扎过的公寓我们待了好多天，每天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天吕德安和我无意中被裹挟进了一个狂欢队伍，转了半个柏林以后才弄清楚那就是著名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回来后意犹未尽，趁舒婷不在，我们用她的化妆品、纱巾什么的开始玩易装，我因此掰断了舒婷最爱的那个发卡。舒婷没有生气，但是看得出来她确实心颤了一下。我是1993年认识舒婷的，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老“今天”，后面还会说到。

张枣知道我在柏林以后，强烈建议我去图宾根。我和他一年前在南京认识，似有默契，但是毕竟不熟。我不太想去，觉得那个地方太偏，柏林多好玩啊。他便以荷尔德林、黑格尔、谢林的名义重复他的邀请。这三个名字没有引起我的生理反应，他在电话的另一头似乎能感觉到，于是他又提到了赫尔曼-黑塞，“他和你一样，也是又写小说又写诗。”上了路我就有点后悔，因为实在不近。记得我是经法兰克福转斯图加特，到了斯图加特还要再换一趟慢车。折腾了一个白天，到达图宾根时已是傍晚。张枣抱着他年幼的儿子来火车站接我，镜片后闪烁着一个孩子的喜悦。和他相比，他臂弯里的儿子显得老成许多。我住在他家，虽然拥挤，但足够舒适。我对图宾根的第一感受是，这个没有被二战摧毁的幸运小城确实有一分特别的宁静。但是这份宁静很快就被主人没收了。起初我们还有宾主之仪，晚饭是和张枣妻子孩子一起，我不会喝酒，他也不劝。晚饭后家人进了里屋，张枣拿出一叠打印稿给我，是新写的组诗《云》。那组诗好长，和我的旅途一样长，我很想说放到明天休息好再看，但是觉得不礼貌，于是强打起精神，读完了全诗。我的反应一定不如他预料的那么激动，但是我确实是喜欢的。夸了几句以后，我指着第一首的开头说，“当我头颅，盛满蔚蓝的蘑菇，”改成“当我，头颅盛满蔚蓝的蘑菇，”可能更好，作为起首一句，原来那个读起来平了。没想到这下可踩着雷了。张枣瞪着眼，拿起诗稿反复读了几遍，开始了剧烈的咳嗽，一边咳嗽一边用手指着我，就是说不出话来。终于平息下来以后，他说我说得对，他这样想过，后来放弃了，现在经我一说又觉得好。就像接通了电源，眼前这个原本有些晦暗的中年男子，瞬间变成了光彩照人的肥胖少年。一台没有冷却系统的话语永动机轰鸣起来，震落了机罩上的小眼镜。

最后我几乎是从图宾根逃跑的。火车开动了，我还担心那个肥胖少年会一路撵上来。他几乎不睡觉，也很礼貌地让你睡不成。我亲眼见他用德语和同事谈工作，用法语接打电话，用英文处理邮件，晚上带着一个纵欲者难以克服的惯性一头扎进母语的交谈。我住了三天还是四天，每天都过得很恍惚，记忆中的图宾根始终笼罩着山城重庆的浓雾。去荷尔德林塔的路上，我注意到他上坡喘气，下坡咳嗽，但是不影响他一首一首忘情地唱着英文歌。唱起歌来他的气息反而变得匀了，这也是怪事。在内卡河水的伴奏下，他歌声袅袅，煞是动听。他的声音和形象是完全分离的，有那么一刻我真的相信他被附体了。

第二年我们又在东柏林世界文学馆的朗诵会上碰到。那一次我们玩得非常尽兴，而且放松，因为有柏桦在。我知道他们的“歌乐山谈话节”，也想在安全的距离外领略一番。但是他们二人之前有两三年没见了，所以刚坐下时都有点怯怯的，脸红、目光躲闪，顾左右而言他。我想为他们营造一个更惬意的环境，比如把窗子开条缝，让新鲜的空气进来，把窗帘再拉上些，让室内的光线不要过强。但是他们已经全然注意不到了，各自在座位不时地蠕动一下，状态有些慵懒，身体好像也都带伤，但是看得出来，双方对这场不可避免的交谈没有动摇过必死的决心。

张枣在被查出肺癌晚期以后，是由长子张灯护送，艰难地从国内回到图宾根的。这个细节又让我想起九六年夏天那个金黄色的傍晚，那个古色古香的小火车站。我是唯一到站的旅客，出站我就看见张枣抱着孩子正等在门口。他没有跟我打招呼，而是用一种最温柔的口吻轻声对孩子说，你看，我们等到叔叔了。那个抱着的孩子就是张灯。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张枣告诉我《云》是他送给儿子两周岁的生日礼物。我对昨晚没能充分体会一个父亲的用心而觉得有些歉意。我问孩子叫什么？张枣说，张灯。我说，是“张灯结彩”的“张灯”吗？他说，对。我看着那个可爱的孩子，想想行李中没有东西可送，于是许诺写一个故事给他，等他大了再读。从德国回来以后，我履行了诺言，写了《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发表在1997年第3期的《北京文学》上，后来收录在《达马的语气》等小说集中。这篇小说现在读来更觉神秘。记得有一次在广州或者深圳的活动，结束后有个签名的环节，一个腼腆的少年等所有人散去后才走上前，他把书打开到《写给张灯的一个短故事》这一页递上来，不说话，但是能听到他紧张的喘息。我没有惊动他，不动声色地签了名。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我知道他就是“张灯”，他就是“张枣”，他就是那个隐藏在这个世界某个角落的不死的孩子。

这是你的生日；祈祷在碗边

叠了只小船。我站在这儿，

而那俄底修斯还漂在海上。

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

现在我要说到斯德哥尔摩的那一次“《今天》大聚会”了。1996年6、7月我应邀前往伯格曼、特朗斯特罗姆和宜家的故乡，参加在奥洛夫-帕尔梅国际中心举办的“沟通：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研讨会。奥洛夫-帕尔梅是瑞典前首相，1986年被刺身亡。此次会议的策划者是万之，《今天》海外复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成功说服了帕尔梅基金会，中国文学需要紧急召开一次会议。除了万之，老“今天”到场的有芒克、多多、杨炼、严力，和《今天》关系密切的高行健、赵毅衡、孟浪、孟悦、友友。从国内来了一票作家：史铁生、余华、格非、林白和我，和三位评论家：朱伟、陈思和、陈晓明。北岛没有出现，正好增加了悬疑气氛。开会期间我怀疑北岛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突然出现，阴沉着脸，向我们这些国内来的作家宣布，你们回不去了，跟我流亡吧。

回头想起来，那次会议真够特别，开会的都是中国人，出钱、做服务的都是外国人，这场面我在海外再没见过。后来马悦然出现了，但是他也不是来开会的，是来做导游的，他带领与会作家去参观那个举行诺贝尓奖颁奖典礼的大厅，我相信这大大破坏了那个奖的权威感。我是国内代表中最后一个到会的。万之从机场接了我刚到酒店，迎面就撞见芒克正弯腰想把史铁生从轮椅里掫起来，结果失败了，差点一屁股坐下，大家一阵哄笑。芒克看到我，还没站直就先咧嘴乐了。可不，接班的人来了。我放下包，在陈希米的叮嘱下把史铁生慢慢背了起来。嗯，果然是一个“重量级”的作家。

这是我第一次见芒克，他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帅，高挑、精瘦，一头花白茂盛的头发，打理得很顺。少年白至此已成了先天的优势，衬托出气色的红润，和笑容的天真。这个男人正处在最有魅力的全盛时期，芒克是他的笔名，芒爷是他的真名。1992年前后芒克和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多次大篇幅刊载我的诗歌，其中一期也是头条，带给我诗名远播已达长安的错觉。我庆幸可以向他当面致谢，但是一见到芒克我就开不了口，因为我完全被他那种大大咧咧的芒爷作风带着走。我考虑应该以武林中人或者道上的方式向他致敬才恰当，但是我也不是那号人啊。这一犹豫把致谢的事给耽搁了，后来玩起来也就忘了。但是有一天芒克忽然放下酒杯，主动向我提起了这件事，我当时窘坏了，就像一个卧底被当场揭穿，更加说不出致谢的话。现在想来仍然觉得惭愧，操，说一声谢谢会死人吗？芒克实际上读书很多，也写过不少书，你如果觉得他没文化，一定是被芒克自己给误导了。他是人物，不屑于成为文学人物。

从会议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和芒克、多多混在了一起，没有任何过渡。老哥俩很久没见了，我期待从他们嘴里听到我所知道的《今天》往事，但是他们一开口就把我的时钟向前至少调了十年。“白洋淀三剑客”这一段我不熟，那次听二位的“全面回忆”，我算是在里面活了一回。多多谈起和岳重的“爱恨情仇”就搂不住话头，芒克这时候一般不再说话，只在多多向他求证的时候点一下头。点一下头也不是同意，只是表示听到了。会议后半程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在两位前辈说白洋淀的时候不能随便离开，因为我是重要的道具，代替那个缺席的人坐在那里，好让这一场激情四射的青春回忆变得圆满。多多有一天跟我说他很抱歉，跟我说了太多岳重，可能是因为我的哪一点和岳重很像，刺激了他。当时我其实读过根子的诗，但是不知道岳重是谁，我想这么“牛逼”的一个人，应该是岳飞的后代吧。

开会地点安排在布姆什维克湖湾会议中心，位于斯德哥尔摩南郊，风光静美，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早开始接触谈判的地方。远离市区，人迹罕至，会议组织者有意把它变成一个“文学集中营”。晚饭前有一段难得的“放风”时间，我每天都独自跑着去散步。另外两位坚持散步的就是高行健和他的英文译者Mabel Lee。我们经常会在一条有些起伏的林中小路上碰到。牟森特别郑重地托我“向老高问好”。我看他说“问好”的表情是“道歉”的感觉。1993年牟森排了一出先锋戏剧《彼岸——关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改编自高行健1986年创作的、未能上演的剧本《彼岸》，在简陋的北京电影学院剧场只演了七场，却在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该剧被认为是牟森个人戏剧生涯也是中国当代实验戏剧的发轫之作。对于一个话剧剧本来说，牟森他们下手太黑了，剧本被砍掉了一半，剧名却被抻长了八倍。诗人于坚是“幕后主凶”。作为知情者我都不忍心问高行健有没有看过牟森那个版本。我和高行健关于剧作有过很好的交谈，当我提到“语感”，他忽然兴致很高，他说作家和编剧写剧本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多年后我才读到《彼岸》的原始剧本，大为吃惊。高行健作为中国当代实验戏剧的始作俑者，观念的超前和剧作的成熟非后来者所能及。“先锋”的意思，就是走得没影了。

杨炼和友友晚到了两天，揣着一瓶没舍得喝的威士忌来赴这场老友的聚会。事后想这瓶威士忌一定是有问题的，那么一大帮人，就一瓶酒，居然喝大了。桌子掀了，杯子淬了，眼看着我的前辈们就要在巴以和谈的地方大打出手。一股汹涌、暴戾而又哀伤的七十年代的青春气息席卷而来，我眼窝一热，心里觉得辛酸极了。也许是受奥洛夫-帕尔梅“共同责任”信念的感召，我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加入到“灭火”的行列。等“火势”终于得到控制，我惊讶地发现大家又开始怀念起刚才的“骚乱”。他们说自从到了海外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头一回，邪性。

正当代表们开始抱怨“集中营”生活的枯燥时，有人告诉我们，湖里可以游泳，而且栈桥边还有一个桑拿房，就是男女裸体坐在一起聊天那种。我对北欧的风俗有所耳闻，当然第一时间就去了。我到得太早，桑拿房里没人，但是很热很闷，我怀疑自己坚持不了多久。外面淋浴间那边终于有了动静。我隔着玻璃看到一个白生生的身体正背身淋浴，长发被水打湿，软软地贴在了肩上。我觉得没必要盯着看。过了一会儿，有人拉门走了进来，杨炼！真是没想到，我们就这样“坦诚”地坐在了一起。他的出现有些意外，因为我刚才游泳时并没看见他。杨炼的长发比较讲究，是过电的那种，有点像美杜莎，我也留过长发，作为晚辈我向他请教了头发护理的问题，他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在我们交流护发心得的时候，四个高大丰满的北欧姑娘拉开门鱼贯而入，微笑着和我们打了招呼便在对面坐下，青春无敌的肉体顿时塞满了整个视野。杨炼和她们聊了几句，知道她们来自挪威。我努力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身体开始出汗，当然是因为桑拿。这时杨炼忽然向我问起国内诗坛的情况，于是我们谈起了文学。我们谈了不短的时间，但谈了些什么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严力会议期间好像有私事，经常不在，神出鬼没的，我们相处的时间少一些。除了他的诗，我还特别喜欢他的短篇小说，也是神出鬼没的。

万之除了白天的会务，还担着照顾大家生活的责任，所以很少参加晚上的熬夜。我和他的交流因此多在白天，所以也显得比较正式。查建英离开《今天》以后，我的稿件就直接寄给万之。因此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他对我勉励有加。说起来万之是这群人中我最熟悉的一个，但是见面以后，我却发现他是最“陌生”的。他的妻子安娜和两个混血的儿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陌生感。不管你是放浪形骸的诗人，还是处心积虑的作家，见面相互一打量，来几句“黑帮行话”一样的问答，很快就能对接上，但是跟万之不行。他喜欢叼着一根烟斗，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他的发型、服装都已经完全脱离了参照，不能提示他所处的年代。他更像是一个大使，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大使，非官方，也非非官方，直接受命于文学。

通过万之我了解到《今天》海外复刊的始末和六年来办刊的艰难，也顺便查清了美元的来源。会议结束回到斯德哥尔摩后，万之带领部分作家去参观《今天》那个“蹭来”的编辑部办公室，就是堂皇地印在杂志上的那个。国内来的作家好多之前都没有见过《今天》杂志，纷纷上前挑几本带走。我一个人落在后面，抬头看着眼前这个异国他乡的狭小空间，想想1978年北京亮马河畔的那间农民房，心里颇多感慨。正像余华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什么是信念？这就是。”从瑞典回国以后，我对韩东说，我们俩以后就不要再挣《今天》的钱了，除非他们约稿。我的意思是，《今天》的稿费不是普通的稿费，正像当年它曾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一样，现在让它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朋友，这是《今天》的事业，也是大家的事业。

现在回头继续说舒婷。因为吕德安的缘故，我和舒婷一见面就很亲近，再加上我们是正宗的老乡，亲近更添一分。舒婷家的祖宅和我出生的“故居”位于泉州西街开元寺对面两条挨着的巷子里。2016年我回泉州时又去看了一下，两者的直线距离不到百米，有点过于近了。舒婷的龚家是泉州有名的书香门第，出过一堆翰林、进士，龚宅所在的旧馆驿巷现在已成热闹的旅游去处。舒婷和吕德安情同姐弟，而吕德安又比我大七、八岁，所以舒婷想让我叫她阿姨。我当然不同意。其实我只是不喜欢“《致橡树》是我阿姨写的”这样的说法。舒婷真是伶牙俐齿，周围的人谁也别想占她上风。吕德安后来嘴能笨到那个程度，她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老《今天》唯一的女诗人，舒婷的视角是不可取代的。听她臧否《今天》的男人们，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挖苦讽刺，加揭底爆料，舒婷已预先为我塑造了老《今天》的人物群像，以至于我后来见到本尊时，都忍不住赞叹她的写实功底。顾城是见不到了。舒婷说顾城说得最多，我想我看见了他的幽灵。

1993年初夏吕德安和我陪舒婷下江南。这是舒婷的江南情结，吕德安和我兴趣并不在此。舒婷突发雅兴，杭州到苏州这一段，她想坐船沿大运河北上。当时的运河旅游非常不成熟，只有两天一班的机动小客轮，噪音震耳，舱内空气混浊。而且航程很长，下午上船，第二天早晨才能到。最可怕是运河污染严重，异味刺鼻，很长一段河水都是黑色的。但是就算这样也不足以攻破舒婷的古典意境。当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河面漂浮的垃圾，甲板上的舒婷忽然指着河边对我们兴奋地喊道：鸭子！鸭子！确实有两只白色的鸭子在镀金的黑水里来回游弋，谁又能说这不是一幅动人的风景呢？我对吕德安说，它们下的蛋应该是皮蛋吧。什么叫“上船容易下船难”，那一次我算是有了体会。晚上吕德安和我住在下铺，一人一瓶啤酒，聊着弗罗斯特，住在上铺的舒婷几次想加入谈话，都被我们顽强地抵抗住了。你把我们囚禁在你的“江南旧梦”里，我们就不让你接触我们的“弗罗斯特”，扯平了。

1998年年底舒婷通过一个活动邀请我去厦门玩。当时“断裂”风声正紧，韩东在“断裂问答”中更直接点到了舒婷的名。我觉得我应该去见她，不然显得理亏。我已做好准备，让舒婷的伶牙俐齿收拾一通。但是她没有这么做。我们确实提到了这件事，她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解释。第二天舒婷请我和另外两位女作家去鼓浪屿的陈宅作客，气氛似乎回到了从前，说说笑笑，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自己心里还是有所挂碍吧。在离开鼓浪屿的渡轮上，我在舱外站着，吹着有些凉的海风，自言自语道，我怎么能跟我的舒婷“阿姨”断裂呢？

最后，我来说北岛先生。和北岛的故事是我《今天》故事中最老的一个，也是最新的一个。可以用一首诗的名字来做这部分的标题：“结局或开始”。2017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这一天，我在北京国奥村星巴克门口奇迹般地碰到北岛。这是这篇文章的真正缘起。当代汉语文学史上最严肃、最执着的约稿人身穿黑色风衣从天而降，将我这个已流窜在外二十年的作者一举抓获。

那天我去那家咖啡馆完全是意外，一个朋友坚持要坐坐，我们两辆车开着一路找地，结果找到了那里。而北岛那天刚从印度回来，他的一个亲戚去机场接他，回家前北岛说想吃一口北京味，而这个亲戚居然把他拉到了国奥村星巴克旁的一家山东菜馆，我们就这样碰上了。事后很多天想起这次见面我还是觉得是在做梦。到地下了车，我没走两步迎面看见一位戴眼镜的高个男子正站在星巴克的门口，单肩挎着背包，外套敞开着，浑身上下连同那只背包都是黑色的，两道粗粗的黑眉下两只黑色的瞳孔，透过镜片直直地盯着我这个方向。当时左右一个人都没有，感觉他就是在等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我愣住了。我太太金子这时跟了上来，小声地说，那不是北岛吗？好像被她的话唤醒，我连忙走过去打招呼。北岛似乎不是太惊诧。我们握手、说话，像老朋友偶遇那样开心。他当时站在那里其实是在等他亲戚泊车。这次偶遇的奇异之处在于，这是我和北岛的第一次见面。

我一直期待见到北岛，但是阴差阳错总是碰不着。九十年代我开始在欧洲逛的时候，他那时在美国；当我开始在美国逛的时候，他又去了香港。而当北岛在“黑色地图”的指引下找到回家的路时，我已经在文坛敛迹多年。对于我想见的人我的方式是碰，从来不主动去找，就想看看什么时候能碰到，这是我的游戏。和北岛最接近的两次发生在2008年前后。2007年林肯艺术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和《今天》杂志联合举办的“中国独立电影展”邀请我去纽约。当收到层层转发的来自北岛的题为“寻找朱文”的邮件时，我还大喜，终于可以见到了，但是后来有情况发生，最终未能成行。另一次是2009年，我和我的英文译者JuliaLovell应邀作为主讲嘉宾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翻译的艺术”研讨会，我托主办方去请北岛，得到的答复是，电话打通了，北岛正在机场，准备飞往摩洛哥。当时我有些沮丧，已经堵在你家门口，你竟然还是坐飞机跑了。

2010年以后我在北京五环外“藏”得更深了，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决心让朋友们骂我十年。我想和北岛的缘分就是这样，见不着了。谁又会想到呢，我们会以这样一个方式碰到。我跟北岛说，你知道这个几率有多小吗？大概相当于我天天站在我家厨房的窗口，终于有一天看到了飞碟。作为一名北岛的读者，我从大学时购买那本《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版），到最终见到我的英雄，整整跨越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北岛那天不是从印度飞回来的，也不是从摩洛哥飞回来的，更不是从美国飞回来的，反正飞回来了。他就像是一只珍稀的大鸟，虽然看起来略显苍老、疲惫，脑后的羽毛有些凌乱，但是鸟喙的坚硬和锋利不容置疑。也许是磁感应机制出了一点偏差，所以他没能准确地落在不远处的鸟巢，而落在了国奥村星巴克的门口。

北京，让我

跟你所有灯光干杯

让我的白发领路

穿过黑色地图

如风暴领你起飞

偶遇的第二天我们约了晚上一起吃饭。北岛晚到了一会儿，因为他是打车来的，跟司机说不清地方。诗人北岛又一次在他的故乡迷路了。他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双肩背包走了进来，因为负重身体略往后倾。还是一身黑，但是大衣里面是灰色的西装和蓝色的衬衫，和昨天相比，这多出来的一点颜色几乎带来了节日的气氛。没等落座他就拉开背包，取出高高一摞新出的《今天》给我。我忽然意识到，好像我才是那个迷路的人。如果可以，我真想绕着那一摞书走开。我已经将近二十年没看过《今天》，记得最后一次和《今天》的稿件往来是在1998年，之后有两次在不同场合碰到过某一期的《今天》，但是我没有拿起来。我低头看到最上面的一册，是《今天》2017年的第三期，总第115期。距离发表我处女作的那一期已经过去了一百期。一百期就是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里《今天》一期也没缺过，其中的艰辛我从眼前的北岛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伸手接过那一摞《今天》，装作没事但是感觉当头挨了一棒。我转身找地方把书放好，也借机躲避一下北岛的目光。我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冲我大喊：老《今天》还在！老北岛还在！但是你他妈在哪呢？

怎么会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默默地思念着《今天》呢？是因为已经麻木到不能面对自己内心的需求，还是因为已经世故到对一切都懒得再说呢？在这样一个时代，《今天》的存在是多么必要啊。

我偷“天”换“日”，把梁启超的“无负今日”改成“无负今天”送给《今天》四十周年庆典。无负今天，是我对《今天》未来的祝福，也是给自己的一个鞭策。（完）

                         2018.3.5，于北京

                         收录于《今天》第1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