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收获》编辑出版的《长篇专号》增刊，本该默默无闻地上市，但因为刊载了郭敬明一篇名为《临界·爵迹》的小说，而被媒体当作新闻报道了出来，并且引发了一些读者的争议。闭着眼睛也能想到这些争议是什么，简单地讲，无非是说郭敬明配不上这本老牌文学期刊。

　　反对郭敬明作品登上《收获》，还是一些读者心目中的“文学洁癖”在作祟，死抱着“纯文学”的概念不放。这年头鲁迅文学奖都把橄榄枝抛向网络文学了，再将文学区分成“纯”和“不纯”两个类型，可见有多落伍。再者，去年郭敬明的作品登上《人民文学》大获成功，该期《人民文学》多卖了不少本，为何《人民文学》登得而《收获》就不能登？
　　反对者认为曾发表过余华、贾平凹、宗璞等名家作品的《收获》发表郭敬明的作品有些轻率，这构不成郭敬明不够资格登上《收获》的理由。若论名家，郭敬明和上述几位作家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名家。而若论销量，前面几位作家现在捆在一起，也未必能卖得过郭敬明。所以，暂且不论《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如何强调文学的“弹性与包容度”，发表郭敬明的小说能带来的最实际的收效是，可以让该《长篇专号》销量猛增。
　　杂志获得了销量，作家实现了镀金，因此，《收获》与郭敬明的这次“交易”是双赢行为。这里说的“交易”并无贬义。这是因为，在文学的消费特征被明确，文学的商业属性得到承认的大背景下，围绕文学进行的经营行为，已经潜移默化地为人们所理解并接受。文学的定义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文学的主要功能由“陶冶人”变成了“愉悦人”。如果郭敬明的文字真的能够愉悦读者，那么，刊登他文字的载体是什么还重要吗？
　　多年的订阅量持续下降，直到降到一个说出来都有些令人感到羞惭的数字，《收获》需要郭敬明的程度，要大于郭敬明需要《收获》的程度。近两年《收获》一直在做沉重的转身，一方面要维持其纯文学老牌期刊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要艰难地去做以前可能不屑于去做的事情，比如发表一位有争议作家的作品。这年头比坚守更重要的是生存，如果连生存的能力都没了，谈何文学。从这个角度讲，愈是关心《收获》的读者，愈要理解《收获》的做法——不是《收获》没想法，而是面对残酷现实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