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虽然那时已分田到户，农民还是一如既往的贫穷，生活的艰辛与苦难令很多农民心气儿很短，乡村动不动就有喝药死的、投水死的、上吊死的，逢到此事，我们也会赶几里路去看，看那些摊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尸体，看那些哭天抢地的死者亲人，看葬礼也看婚礼，看生人也看死人。童年的心里盛满着莫名的恐惧和苦楚，小小的胸膛里，各种情绪左冲右突，似乎想从我身体里奔涌出来。直到我遇上了文学，爱上了写作之后，这种奔涌的感觉总算找到了一个流淌的渠道。

       认真说起来，我文学创作的许多理念受我父亲和兄长的影响颇深。他们对于写作的观点是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文似看山不喜平，画如交友须求淡”。 文章忌空忌平，这是我最早从家人那里获取的写作基础理论。在父兄心中，写小说也是著书立说，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大事。而我天资愚笨，好吃懒做，在父亲看来，压根儿就不是那块料。可是我喜欢啊。最初父亲是反对的，但最后他支持了。我最初练笔的小说都是父亲帮我纠正错别字。我记得我有一篇小说，写的是男女主人公生活在一栋庄园里，整日为证一个情字，互相虐来虐去。很多情节靠编，因为缺少现实和逻辑上的支撑，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就像编织一件毛衣，掉了许多针法，处处都是漏洞。父亲给出的评语，大致意思是辞藻华丽，一味堆砌，很是空洞。也有表扬的话，说如此生搬硬套的小说居然能挥洒万字有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那时面皮薄，恨不得钻地缝。但父亲教我，写作，先不说平不平，首先得不虚，得脚踏实地，县城都没去过，如何写豪门的生活，你为何不写你身边的人和事呢，自己经历的，写下来，最起码让人信服。这应是父亲给我上的第一堂文学写作课。

       此后我便一直遵循着这个教训，写自己身边熟悉的生活。但这种资源是有限的，无法支撑长久的写作之路。路在脚下延伸，远方有许多陌生和隔阂，那就需要潜入进去，把这段陌生和隔阂摸熟了再写。以我的中篇小说《血盆经》为例，我虽然有农村的生活经验，但对乡村道士的生活并不那么熟悉。那便要深入到道士的生活中去，了解乡村道士的派别，经文与咒语，科仪与禁忌。一个道士的日常，了解得越细便越可靠，这个小说对道士生活的熟悉只是一个方面，这是一个基础，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便是小说的构思，《血盆经》是我们乡下的道士在葬礼上专门为女亡人唱的经，《血盆经》虽然是以一个男性小道士的视角写的，但我想传递的是一曲女人的悲歌。而且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是迷信，乡村的丧葬仪式是乡村特有的一种文化，这里面有生与死的庄严，有人伦纲常，对人心起到了安慰和洗礼的作用。

       大地和生养我的乡村，在我看来，也是一具母体，她们产出丰富，像母亲一样对我们有生恩养恩，但她并没有得到我们的尊重，我们在她身上只知道索取，从来不思回报，所以她们凋敝了、荒芜了，就像小说中的翠儿一样，一生饱受凌辱，最后死去。

       深厚扎实熟悉的生活是皮，思想与境界是毛，皮好毛才夺目。一个小说的酝酿，首先是作者要吐出一枚事件的核，然后像蚌贝一样，一层层分泌出情感、思想的汁液，几万余字里，人物事件在语言和情节里像绞麻糖似的，在冲突矛盾中纠缠搏斗，或隐忍或奋起或厮杀或倒下，结局或悲或惨。可是作者营造的这一切仿佛一场幻术，掩卷闭合之时，有心的读者从这场幻术里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作家的思想与灵魂。

       实际上写作这么多年来，对于写小说一事，并没有越写越明白，反而是越写越疑惑，越写越迷茫了。小说之于我并不像父兄心中有如“圣人立言”那般神圣，但也不是如“稗官道听途说之所造也”那般随便。小说有不能承受之重，但小说也应有所担当。

       小说的深度实际是作者的深度，小说的高度实际也是作者的高度。现在我才逐渐明白，父亲当年对我的担忧，笔有千斤重，写作这碗饭不好吃。写作者自身的素养要高，眼界要宽，胸怀要广，各种知识储备要丰富。如今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但兄长继承了父亲对我的关注，他常提点我，文学不能是只讲纯粹的艺术技巧，文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术，不仅文史哲不能分家，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政治与经济两项内容。广泛涉猎，多探究一个门类，就如多长出一个触角，触角越多，获得的东西就越丰富，对于生活和社会就会看得越发明白越发透彻。

       我一向认为作家应该要比一般人懂得多，作家也一定要比一般人有智慧，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否则辨识不了这个洪流暗涌的世界和幽暗明灭的人心，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是非曲直不分，黑白好坏不辨，如何写作呢？再一个方面就是写作者不光要有智慧、情怀，更要有胆量，你所阅读的书籍，你所阅历的人事，你所遭遇的酸甜苦辣，你对这个社会知道得越多，伴随获得的也就越多。作家立于一个时代，眼睛所看见的，身体所遭遇的，心理所感受的，必须要如实表达出来，不能歪曲，不能蒙蔽，真实客观冷静的书写，写一个时代的血与泪、沧桑与残酷，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