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除了有责任抒写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之外，还应该对这个时代甚至人类的整体命运有及时和有效的把握与反映，应该能够具有精神引领作用和思想的提升能力。我想，这是当下的中国诗人应该努力的大方向。这是一个历史的标准，也是时间的标准。
       当代和传统往往并不是直接和显性的，这种呼应关系肯定不是直接的套用，而是应该采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方式，重新寻找、发现和激活传统、文化和语言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又经过了现代性的、个人化的反思与反省。
       经过从7月28日到8月11日的集中讨论和评审，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工作已经顺利结束。此次评奖始终坚持了正确的评奖导向和标准，同时又充分发扬了民主，对所有参评作品都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审读，同时严格按照评奖条例和评奖程序，保证了每一次投票的公正性，无论是十部提名作品还是后来最终获奖的五部作品，都在评委会获得了广泛的共识。此次评奖每一位评委都本着对所有参评诗人、对评委会、对中国诗歌高度负责的精神完成了评奖章程和条例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此次获奖的胡弦 （《沙漏》）、陈先发（《九章》）、张执浩（《高原上的野花》）、汤养宗（《去人间》）和杜涯（《落日与朝霞》）等五位诗人代表了几种不同的诗歌写作方向，他们的获奖诗集也是当代中国诗坛的重要收获。在此我向关注此次评奖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向获奖的诗人们再次表示祝贺，向此次参评的219位申报者的热情参与表示谢意。
       通过读胡弦的诗，可以约略知道他读了大量的书，尽管写诗不等同于知识，但是显然广泛的阅读对写作来说肯定是有帮助的，这也有利于一个诗人能够区别好诗和平庸的诗，从而为自己的写作建立一个比较高的标杆。胡弦是一个沉思默想的诗人，是一个冥想者，是一个见微知著者。这样说并不是说胡弦的诗歌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现实发生关系，而是说他往往是通过一个极其日常和细微的场面来表达一个诗人的独立见解和综合的立体化的认识。他诗歌的阐释能力和想象能力很强，能够在一个普通事物那里串联起很多相关的整体性的东西，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个个别事物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内在结构。胡弦近些年还尝试了一些长诗的写作，这个要更难。我们写诗的人都知道，长诗是对一个诗人写作能力的全面考验，稍有不慎即全盘皆输。胡弦的长诗以我来看也是比较成功的，除了延续他以往诗歌风格之外还体现了他整体构架的能力，体现了对诗歌的局部细节和整体精神气息的呼应关系的把握，体现了一个诗人从碎片化写作向整体性写作方向的迈进和努力。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一个诗人除了有责任抒写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之外，还应该对这个时代甚至人类的整体命运有及时和有效的把握与反映，应该能够具有精神引领作用和思想的提升能力。我想，这是当下的中国诗人应该努力的大方向。这是一个历史的标准，也是时间的标准。
       陈先发被称为“陈九章”，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他这几年写了很多“九章”，即九首诗构成一个整体。这样写作的好处是九首诗歌之间能够在一个主题之下相互补充和支撑，从而使得组诗具有了整体感和方向性。平心而论，陈先发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读懂和被理解的诗人。这一方面与他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和钟情有关，也与他诗歌写作的独特的语言态度、修辞方式和思考的出发点有关。哲学思辨使得陈先发的诗歌具有了智性的深度，而他对一个事物的处理又是通过修辞化以及并不太直接明了的语言来实现的。但是我想强调的则是陈先发在此之外的另一种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他的诗歌是个人化风格突出的，也是现代主义色彩的，但是他这一切都是建立于汉语传统和本土语言经验之上，这非常关键。
       由陈先发的诗歌，我总是会想到一个当下的重要诗学问题，即一个现时状态的当代的诗歌写作者与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和文化根脉的关系是怎样有效建立起来的。而由此来看，陈先发的诗歌无论是精神姿态、意象构成、文化色彩还是情感思想的触发点与着陆点都与中国传统诗学和文化发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是艾略特所说的那种有效关系基础上的 “传统与个人才能”。也就是说，当代和传统往往并不是直接和显性的，这种呼应关系肯定不是直接的套用，而是应该采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方式，重新寻找、发现和激活传统、文化和语言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又经过了现代性的、个人化的反思与反省。实际上，关于诗人与传统、文化、语言和地方知识的关系我早在1986年参加第六届青春诗会的时候就认真思考过了。所以，就诗人与传统的关系而言，陈先发是当下诗人的一个重要代表。反之，一个无根的写作者，没有伟大传统和母语作为支撑的写作者，是不会走得长久的。
       张执浩前期和后期的诗歌写作差异非常明显，他是一个越写越成熟、越写越好、越写越扎实、越写越朴素的诗人。他早期的诗歌带有一定的“美声”效果，比较注重修辞效果，抒情性也比较突出，试图寻求一种完备的美和理想化的现实。而近几年来张执浩的诗歌逐渐放弃了早期的浪漫和华彩，而是回归到一个朴素和日常的立场上来。这点非常可贵，这在他的《高原上的野花》诗选集中有着充分的证明。较之早期的抒情气质、光滑语言以及修辞的外露，现在张执浩的诗歌非常朴素、本真、内敛、沉静，这种朴素不是简单而是返璞归真，从而回复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和语言的准确使用。这样的诗更容易为读者接受，也更容易打动我们。近些年的张执浩是一个不断写作日常的诗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日常主义”和“现实主义”写作者，当然他的写作现实的角度和方法与以往的写作现实的诗歌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点是很关键的，写作的题材和方法也都要能够 “与时俱进”，因为现实在飞速变化，诗歌在飞速发展，诗人对现实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也自然是变化的、调整的、校对的。张执浩就特别善于发现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的独特诗性，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细节和场面也在他这里得到了象征化和生命感的体现，经过诗人的情感和想象力的折射与过滤之后，这些生活就具有了诗性的高度和人性的内蕴。
       汤养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诗歌写作，那时期他的诗歌已经在福建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时期他主要集中抒写了大海、故乡以及自己的海兵生活，充满了理想和浪漫的憧憬。那是一个有远方的时代。从九十年代以来，汤养宗开始自觉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和精神路径。汤养宗的写作持续能力强并且非常扎实、牢固，尤其是在语言的使用上体现了中国诗歌“斟酌”“推敲”的炼字传统，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经过了非常严肃、认真的推敲和掂量。对语言抱有这种敬畏态度，其诗歌就有了可靠的基础。汤养宗的诗歌具有深入的精神态度和思辨意识，他思考问题的角度特殊，对世界的认识也很深入。这使得他的诗歌具有比较浓厚的精神世界和各种可能性。他的诗有一大部分也是直接面对个人市井生活和社会现实的，但是他非常自觉地回避了新闻化的现实和表层的现实，而是挖掘得非常充分，深入到了生活和现实的最本质的部分。而在写作生活和现实的时候他的创作方法也与众不同，在似与不似之间切入，他的诗近似于寓言和明清笔记体小说——角度奇特，立意新奇，笔法不同寻常。他总是给我们提供了多种认识生活和现实的独特的角度。从这一点来说，汤养宗是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诗人。汤养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诗歌的自审意识和时间焦虑也在不断增强，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沉稳、老辣的写作者。
       平心而论，杜涯是一个社会关注度不高的诗人，但是她一直保持了比较高的写作水准和诗歌品质。这一点非常值得当下的诗人同行们学习。她一直默默地在诗歌之路上行走，从未悖离写作的初心。杜涯是一个来自基层的中原诗人，她的写作像秋日暮晚或春日朝霞晕染下的大平原一样开阔而平静。她是孤独而敏感的，又对乡土和苍生怀有悲悯之心。杜涯曾经在一个医院工作了十年之久，她的性格沉稳、内向，这也是她基本的诗歌品质——内在、深入、耐读。与此同时，工作的原因和儿时的家庭命运以及自身性格又使得她对世界保持了足够的敏感和多思。她的诗歌处理的是生命体验和时间意识，其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情景就是秋天和黄昏，其中有一种深沉的想象。她对朝霞和落日都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因为她深知时间意识是一个诗人必须面对的终极话题。她的诗歌中出现最多的是树木和自然环境，也频繁出现了乡下、郊区。这是一个写作者与世界和现实的深入对话。她的一部分诗是面对乡村经验和当下的日常生活的，这些诗体现了一个生存者的立体世界，体现了一个诗人的现实关怀，也体现了一个诗人的价值诉求。杜涯的写作能力是很突出的，无论是一般的抒情短诗还是长诗的写作，整体构架能力都是突出的，尤其是她深沉的情感在事物和场景中得到了深入的对应和揭示。
       这是我对此次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五位获奖诗人的阅读感受，他们各自代表的多元化创作方向也给当代中国诗歌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和思考。时间所限，本文没有来得及对诗人的具体文本展开深入探讨，期待在今后的文章中予以详细解读。

阅读好诗，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