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诗人希尼说：“诗歌是公开的隐私。诗歌写作，是一个关于隐私的写作。”当我们的历史是一部并没有被完全公开真实地描述、是一部深怀“隐私”的历史时，一个抒写史诗的诗人就任重而道远，他是要揭开疤壳让人看到真相的，是要用血泪浇灌记忆使其复活的。我们生活在一种荒谬假造的记忆中实在太久了，我们在自觉和不自觉的遗忘中徘徊得实在太久了。李建春的长诗《幼年文献》，以其独特的写作，开启了一种作为公开的“隐私”的史诗抒写方式，以及一种崭新的家族史和地方志的记录样本。读完此诗，我感到这种在诗歌与历史之间交错行进的写作尝试，充满了意趣，值得探索。

《幼年文献》里的文字深接地气和肺腑，充满了令人震撼的惊心动魄的描述。幼儿“建保”仿佛一根尖锐的椎管深入历史肌理，作者通过他的视觉向读者展开深藏在中国人心底的公共记忆。个人、家族、乡村乃至整个国家的“隐私”，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惊世骇俗的、让人不愿面对的记忆碎片，被李建春重新捡起，他细细缝补，把这些碎片补成了一件相对完整的幼年的回忆，一件从个人回忆扩展为群体记忆的“文献”。在各个阶段的时间里发生的各种“大事”与“建保”的成长、他的所听所闻交织并进：一座乡村的百年孤独，缝在长长的皱褶中，恶之花簇开在他细细密密的针脚。幼童“建保”带着你从他内心深处的“隐私”游荡到父母的家族的“隐私”，再从村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走进隐秘在时间深处的历史；让你在池塘、火塘、舂米房、草坪、坟头、堂屋和父母的大床上找到隐藏的自己和荒芜的家园。一度被鲁迅先生撕开来看的“麻木”，在李建春看来却是温情活泼的，他没有那种国民性批判的眼光，在这个乡村舞台上上演的人性戏剧，有时甚至带有不可思议的英雄气质。

《幼年文献》的写作超越了控诉和抒情，卸除了传统史诗宏大正统的叙述习惯， 它的风格是作者一贯的坚硬倔强、锐利讥诮，“暖而痛苦，冷而快乐”，诗句绽放出来的“枯竭中的生命力”极富感染力，仿佛也是读者曾经度过的最真实的时光。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童年永远是快乐而坚韧的。冷峻平叙的语言有时异峰突起、刺刀见红，像一根根透明的冰柱，闪出幽默奇美的折光，折射出穿越时空的哲理——

“……我想我走路就是舂米

我爱舂，把词语舂到润洁如玉，具有粘性

决不是机械加工的味道可比”

“……他阅尽风霜

却没有日常，这是什么概念呢

他不懂生活，当然也不懂时代，独坐后房

打开碗厨，将一片盐渍红辣椒递给我”

“……我有时半夜醒来

感到身旁的父亲已爬到另一头

在他们亲密的时刻，屋外风吹树叶摩挲

这里，爱是压低的

只有暴力才无羞耻感，才有空间”

“温良的动物，以身体供养我们

仿佛亏欠我们的

以种种形状、品味、声音来还债”

“蛇却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是有毒的

边走边回头，睚眦必报

因此他远离我

把今生的情绪放到之字形的肚皮下

伸出舌头，听

慈悲的味道”

“……公鸡是个农民

鸡埘那么小，也自信

因为他有妻妾，有自己的符号

鸡冠从不打蔫，除非他病倒”

“……我抱起与我等重的

王羲之，一边哭泣一边赶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村人围过来

“你的麻鸠被鹅啄到没有？”有人问

捋开看看，还好。”

“我愿在大树上隐居，聆听

树叶梳过的风和光斑的耳语

远眺大人在我脚下被莫名其妙的未来

驱赶，扒土，吃苦，计较”

“稻谷之舞：死于沉重、谦逊的头颅

到农民的臂弯上，浪一会儿”

“我进入这个国家，谷粒

我生活的法度，谷粒

我将爱情折叠，塞进妻子枕头下，谷粒

对儿子喝斥之后，我沉默

成为一个父亲，谷粒

这一切都从伊的臂弯滑下来”

“我们旁观，冷漠，却深深地

榫合于结构中，因为结构也是冷漠

在这困苦的时刻，我回顾。”

......

在“困苦的时刻”回顾童年的作者，于八十年代末期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从乡村的语境一下跳入西方的文学语境。他的大学时间是在抄写里尔克、奥登、布罗茨基等诗人的作品里度过的，为了理解和拥有西方的表达，他甚至信了基督教。李建春一度认为他父辈的生活是不能入诗的，那过于坚硬粗糙过于原始落后的乡村的“隐私”是与诗歌无关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根基在他身上逐渐显现并茁壮成长起来，从上帝回到佛祖，从西方回到中国的精神历程，让他重新审度自我和故土，重新发现自我与传统中国的根本关系。我们看到，父辈的生活渐渐进入他的文字，乡村大大小小从人到物的各种符号登上了他的诗歌殿堂。李建春身居都市，却回向自己的根源，追寻它的来龙去脉，记录在大数据的频率如风快的消费时代逐渐被淡忘的乡村面孔和声音。

这时，你会突然领悟到这位来自农村的诗人与学者面对故土和乡亲所流露出的深沉温良的情怀。他牵引我们摈弃简单的道德判断，在广大深远的背景中读懂乡土，读懂人性，读懂历史的淤泥中掩藏的陡峭岩石。我们对此诗的理解不会停止于面对那些悲痛回忆的愤怒和感伤，也许是因为我们感触到了作者对土地知根知底的热爱，那份永不出离的寂寥的眷眷之情。在《幼年文献》中，他有时是一个不解地望着错综复杂的乡村社会的无知小孩，有时又是一个凝视着纵横阡陌上来来往往的慈悲的老人。各种悲欢离合——见不得人的、惨痛的、荒谬的、深谋远虑的、揪心的、温暖的、大无畏的，都一束束汇聚在诗人的笔下，汇成一条深缓的史诗之河。是的，在这部文献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直面历史的强大的内心力量。我想，这种力量既非来自于宗教也与现世的成败无关，它似乎深契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那就是，一种将内圣与外王融合在一起的创造生活，一种不问收获的持久耐心的耕耘，文字的写作就是其中一项最艰深的劳动。唯有此，我们才能把“深深地榫合于结构中”的自己拔将出来，脱离困苦，在无序和混沌中梳理难言之隐，重构仁爱。

这首作为“隐私”的史诗，它似乎让我重审“历史”二字，也许“历史”是不存在的，仅仅因为被描写而存在；它是每一位描述者经过沉思的珍藏的瞬间，它为每一位解读的人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