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社会意义急剧萎缩、文学存在形态加速变形的情境下，专业文学研究者的文学写作大幅减少，乃大势所趋。可是，1980年代就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傅希春却呕心沥血近20载，在体弱多病的情形下，写出鸿篇巨制《古全和》。表面上，这四部曲受到作者专业工作的影响——正如俄苏作家阿·托尔斯泰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19-1941）把具体个人的曲折命运置于大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其叙述中，历史情势决定着个人最私密的爱情和婚姻。但认真阅读发现，《古全和》却不尽然，在结构上它采用英雄传奇加“历险记”的叙述框架，叙述了清末民初古世才一家在历史中的风云变迁。古全和几乎没有正经读完小学和初中，却破格考入高中，考取东湖师范学院中文系及该校的世界文学研究生，并成为该校党委宣传部重要干部。如此漫长的人生，在起伏跌宕的历史语境和生活细节中被展示出来，该作不是在直线的历史决定论中进行叙述，而是要尽力凸显主人公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这部小说属于全知叙述，即叙述者无处不在。在第一卷《苦难的童年》中，作者以第三人称，无所不晓地描写古家庄的历史，重点是古世才的人生，他因曾在苏维埃远东兵工厂干活，在山东被日本人占领后，被日伪抓去为日本人造武器，古世才兄弟被迫带领全家老少背井离乡。在每每叙述不同事件之后，叙述者总会站出来发表意见，而评述的内容无所不包：例如对宋代以来女人裹小脚在民国年代仍大量存在的现象，叙述者就公开评述道：“西方有束腰、穿高跟鞋等摧残的恶习，至今不改，如今还传染到中国富有阶层的女人中，她们刚扔掉裹脚布，又垫起脚后跟，从拧着脚走路变成跷着脚走路，假文明、真愚昧。”第二卷《战火下的青春》叙述古全和一家为逃离日伪统治而迁徙山东，他们九死一生来到“满洲国”的宋家屯，艰辛度日，叙述重点放在古全和的求学经历：和第一卷一样，但凡所及的人物、地点，必有介绍，如对宋家屯及其鬼屋、山东庄，各有详细的历史查考。第三卷《象牙塔之梦》写解放之初古全和报考江城市立中学，并记叙了入读该校高中惊心动魄的求学过程，还讲述了他在东湖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和研究生的过程。和前两卷一样，这些叙述对古全和的同学、老师、家世、社会关系、政治信仰等各方面都有详细介绍。第四卷《风雨人生》叙述古全和从反右到“文革”结束期间，在东湖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的艰难人生。与古全和发生工作关系的同事、领导、学生，他们的传记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详细呈现。然而，若是进一步探究便可发现，由叙述者直接讲述出来的古全和家族和他本人的历险记，变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缩影，实际上作者是用中国传统小说叙述方式，即每一个新人物出场，或一个新地点出现，接下来就是叙述者有条不紊地叙述这个人物的身世，或者与之相关的村镇、单位的历史掌故。这种随时出现的插叙，看似分散了叙述中心，实际上增加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

当然，在叙事学看来，内视点是代表叙述水平的重要技术，即叙述者的权力受到限制，他所知的并不比人物更多。可是，《古全和》拒绝使用这种叙述方式，却未必会导致作品的价值受损。叙事学作为冷战时代从法国突然兴盛起来的文学理论，经美国而波及到全球，以叙事学阐释欧洲现代主义作品，反过来证明《达洛维夫人》《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等等现代主义小说发展最高成就所在，以对抗共产主义阵营文学所强调的现实主义中心论的不足。而《古全和》的全知叙述，延续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使读者触摸到历史的更真实层面：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大家族的内部危机；抗战时期地方武装并非都是抗日的，相反，借抗日之名骚扰地方的情形比比皆是；“满洲国”并非如日本所说的那样和谐，在此谋生的中国人随时处于危险之中；新中国成立前30年，政治动荡左右着教育和大学发展。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叙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有类似之处，在叙述具体人或事时，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从而能补充叙述所及的人物历史，但在涉及更复杂的人物和历史时，则所知甚少，暴露出叙述者的视野和见识严重不足。这种矛盾性的叙述，正是《古全和》留给我们的沉思之处，希图追求正派、正直的古全和，为何一再成为具体微观历史的牺牲品？他始终只是普通人，真诚投入工作近10年，10年间他的身体被严重损耗，耽误了家庭生活，并未正常履行为人子的责任。这是历史进程有问题，还是古全和对社会历史的认知不合时宜？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1913）讲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当代，无论是理论认知，还是文学实践，人们不再相信文学的真理性，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小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走出了极左的审美藩篱，但此后30年来中国的审美层次却未出现更大的提升，相反，问题日趋严重。相较于20世纪文学发展历程，胡适之、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冰心等“海归”的业绩最佳，他们或留学西洋或留学东洋，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海归则不在其例。时代变迁，196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坛上，本土作家日渐成为主流，但他们有先天不足——因为制度设计和时代原因，他们普遍没有外语能力和阅读古籍能力，这自然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底蕴，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语言表达，哪怕某位作家再有天赋，其作品的历史深度和世界视野也是很有限的。20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经常被人诟病，这位成长于苏联时代的作家，同样存在着知识结构、语言表达能力之不足。按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1919）所说，“传统拥有历史的意识，这对任何想在25岁以上还要继续写诗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其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意识到从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史及本国全部文学拥有同时的存在”，历史意识使作家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任何文学艺术家都不能独自地具有完全的意义，其重要性以及我们对其的鉴赏，就是辨析他和以往诗人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孤立地评价他，你得把他置于前人之中并和他们比较。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因为现成的经典本身就构成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新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之前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之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得改变”，因而任何文学艺术家不能把过去当作乱七八糟的一团，也不能靠私自崇拜一两个作家或某个时期的文学来训练自己，“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这种集中的发生，既非出于自觉，亦非由于思考，这些经验不是‘回忆出来的’，他们最终不过是结合在某种境界中”。如此一来，《古全和》就具有了一定的历史价值。作者傅希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生班，从事的是苏俄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反映论自然是很熟悉的，对西方文论也了解。他是靠阅读中国经典小说而累积文学经验，他试图以小说的方式书写其所经历的时代，告诉读者中国历史进程之艰难，在叙述过程中，他的确显示出作为文学研究专业工作者的领悟力。生活实践不断使他能顺利调整自己，表现在小说中，叙述者的全知叙述随着叙事过程而受到限制，相应的，主人公古全和形象的展示方式越来越趋于内心，并且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