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

村里专管卖豆腐的是狗剩。狗剩是个光棍。

冬天的早晨，我还赖在被窝里，抱着早已没有多少温度的“烫瓶”蜷缩着取暖，就听见狗剩尖尖地扯起嗓子叫卖的声音：卖豆腐——喽！他的嗓音，又沙哑，又粗糙，又尖锐，以至于我总觉得狗剩嗓子眼里，长了一块细细的肉，他一开口喊叫，就有一个无形的小手，扯起那块颤抖的肉，往天上用力地拽；我因此替他觉得疼，真希望他尽快地偃旗息鼓，让那肉好好地歇上一歇。偏偏他越喊越带劲，不将村子转上三圈，他誓不还家。于是我便被那声音给小小地折磨着，直到狗剩终于卖光了箱子里所有的豆腐，骑车回家吃他的早饭。

当然，很多时候，我是等不到狗剩卖完豆腐的，母亲一准将我拖出被窝来，然后将衣服扔过来，让我自己瑟瑟缩缩地穿上。天气冷得像冰块一样，好像连尘埃也一起给冻住了，所以一切都看起来特别清洁干净，连空气都有些清冽得呛人。放在院子里的水桶，肯定是结了厚厚的冰的。于是我便应母亲的命令，用铁勺子将冰块一下下地砸开，并将浮冰舀到大锅里去。母亲则抓过几个玉蜀黍皮来，又划开一根洋火，点着了，放到锅底摆好的一束玉米秸上。她还侧头小心翼翼地摆弄着玉米秸的空间，尽量让火焰可以窜至每一个角落，于是炉灶里便热烘烘地燃起来了。母亲又放了七八个玉米棒槌，而后忽然间在狗剩的叫卖声里，想起了什么似的，急急地拍打下衣服上的尘灰，将包裹的头巾一把扯下来，扔到玉米秸上，而后对快冻成咸菜疙瘩的我说：过来拉一会风箱，娘去买斤豆腐，中午炖粉皮大白菜。

于是我便有些怨恨狗剩，他一喊叫，我不是被母亲拉出被窝去，就是被钉在灶间的玉米皮墩子上，一下一下费力地拉着风箱。要是锅底热烈的炉灰里，能埋着一个地瓜，那肯定会让我带劲地拉的。可惜，大多数时候，地瓜们都躲藏在地窖里。于是，我也只能在狗剩尖尖的叫卖声里，百无聊赖地继续替母亲拉着风箱。

隔着二翔家，我隐约地听到母亲跟狗剩闲扯的声音。母亲是特别擅长笑着跟小贩们讨一点便宜的，不像父亲，三言两语，砍价砍不下来，也占不到一点便宜，就着急上火，甚至跟人打了嘴仗。母亲不，母亲从来都是笑意盈盈的。

她先夸赞狗剩一番：今天豆腐真嫩，成色不错啊！你和俺大娘每天三四点就起床，真是辛苦。

狗剩麻利地拿出秤和秤砣，笑呵呵回道：咳，做豆腐，也就这点累，习惯了。

母亲接着话茬夸：多亏俺大娘身体好，能帮你照应着，有她在，你这辈子啥都不用愁。

当然，我知道背地里母亲可不是这样说的。她总是带着一种又同情又嘲弄的语气说：狗剩这辈子娶不上媳妇，是白瞎了，做豆腐再好有啥用，就不知道女人可比他做的豆腐鲜嫩多了。

这些女人们最喜欢嚼来嚼去的闲言碎语，狗剩也不知道是否听到过。反正村里就他一家磨豆腐，人们再怎么爱拿他这光棍开玩笑，终究还是得买他的豆腐。当然，大家也可以不吃，可是，一斤豆腐实在也不贵，隔三岔五地，还是要买来跟白菜粉皮炖了吃的。所以，买豆腐的时候，为了能让狗剩的秤杆高高的，少收几分钱，女人们依然愿意不遗余力地给予狗剩夸赞。而狗剩呢，也享受每天人们为了口腹之欲，而和和气气跟他说话的这点好。

于是听到母亲这些体恤温暖的话，狗剩就忍不住，将一小块掉下来的豆腐，放进已经秤杆高高的秤盘里，并豪迈道：今天多给嫂子一点，吃好了明天再买。

于是母亲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占到了一点小便宜。她会因为这一小块多出来的豆腐，而一天都喜气洋洋的，好像大旱年间，我们家抽签，忽然抽中了第一个用集体的机井浇地一样。替母亲拉着风箱的我，也会立刻因为她占的这一点小便宜，解放出来。母亲总是第一眼就发现了我受的辛苦，温柔地道一句：我来拉吧，你去屋里暖和暖和。

我当然不会去屋里待着，因为屋里并没有生炉子，为了节约煤，只要好天气，母亲是不怕蹲在锅灶旁边挨冻的。当然，用玉米秸和玉蜀黍棒槌烧火，因为易燃，锅底的火轰隆隆的，延伸到灶膛的每一个角落，气势看着挺唬人，也便给人一点温暖的错觉。我于是就猫狗一样赖在母亲身边，一边哼哼唧唧地说着冷，一边却不肯离开，只将两手放在灶膛门口，胡乱地烤着。母亲于是添着柴火，安慰我说：别哼哼了，过几天我带你去狗剩家，要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给你喝。

啊，这句话，一下子让我觉得冬天变得那么的生趣盎然，好像墙头上跳跃的麻雀，或者闪烁的阳光；就连狗剩的斜眼，看起来也不那么让人讨厌了。我于是一心一意地盼着去狗剩家里讨要豆腐脑喝，人间这样的美味，在乡下，也就一年能喝上一次吧；因为狗剩显然是不卖豆腐脑给人的，他需要留着它们，做上好的豆腐；况且，乡下哪个做父母的，会五六点早早起来，只为给孩子要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喝呢？被窝里那么多赤条条的孩子，只怕一碗豆腐脑，会引来一场兄弟姐妹间的争夺大战。所以原本不多的宠爱之心，也就熄了火，只在路过狗剩家豆腐坊的时候，嗅一嗅里面浓郁的豆香味，骂一句：真他妈的香！于是豆腐脑对于每天早晨喝咸糊豆粥的小孩子，就成了奢侈品，一年到头，除非父母忽然间发了慈悲，觉出我们小孩子是可爱的，基本不会浪费钱，去买这样一碗据说城里人才喝的稀罕物。

母亲说话是不算数的，她说过几天，一过就是半个多月，等想起来这回事，已经是她再次买狗剩豆腐的时候了。这次我不再傻乎乎地拉风箱了，我丢给姐姐干，自己哼哧哼哧地跟在母亲后面，看她在巷子口买豆腐。

狗剩眼斜，立刻就看到了我。所以听见母亲又谈笑风生地夸他做的豆腐，一激动，就开口客气道：有时间嫂子带闺女去吃一碗豆腐脑吧。

我才不管狗剩是不是客气呢，我只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希望她赶紧想起自己的承诺，并立刻将其付诸实践。母亲大约是忘了自己的承诺了，但她却抓住了狗剩话语里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可以免费去吃一碗，于是她立刻应承下来：哎呀，买豆腐还送豆腐脑，那多不好意思，我看看明后两天带闺女去吃一碗，她可是嘴馋了很久了。

狗剩大约以为母亲说的这两天，也是托辞吧，可母亲却在当晚，就早早将我送进了被窝，原因就是明天要早起，带我去狗剩家的豆腐坊里喝豆腐脑。母亲不知道，我因此兴奋得几乎一夜没怎么睡好，好像我不是去喝一碗豆腐脑，而是穿了花衣服去拜大年，看花灯，赶大集，或者走亲戚，而且那亲戚家一定还有压岁钱可以拿。在轻浅的睡梦中，我甚至还梦到一碗温热、柔软如母亲乳房一样的豆腐脑。我在梦里还想，狗剩天天做豆腐，喝豆腐脑，可惜他连女人的乳房也没有碰过，不像我，躺在母亲怀里的时候，还能将脑袋拱在母亲热乎乎的胸前，感受着她的乳房带来的温柔，并趁她不注意，偷偷地吃上一口。

凌晨六点，我就被母亲叫了起来，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穿好了衣服，却因吵醒了父亲，招来一通责骂。他骂我没出息，为了吃人家一碗免费的豆腐脑，披星戴月地赶了去，要是人家给点钱，还不住人家里，认个干爹？！这句话当然是指桑骂槐，讽刺母亲也不觉得害臊，天还黑着呢，就带着孩子朝光棍家跑，让人知道了，像什么话？！母亲听了没吱声，却是好好打扮了一番，还围了一条好看的红围巾，又给我戴了胭脂红的脖套，然后轻轻拉开了门，就牵着我的手，在冬日清冷的空气中，朝村南头的狗剩家走去。

狗剩家背靠着村里的大水塘，夏天发大水的时候，他们家院子便成了河，狗剩就推着自行车，蹚着“河水”出来卖豆腐。冬天的时候呢，狗剩卖完了豆腐，就去河里炸鱼，哦，他的一只眼睛，据说就是这样炸坏的；以至于村里人都说，狗剩家风水不好，媳妇都让水神给卷走了，所以他才一辈子都是打光棍的命。不过狗剩他娘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的嘲笑，尽管笑话她家狗剩的男人，可能刚刚被坏脾气的媳妇抓破了脸皮，而女人呢，也被家里男人打得快要跳井自杀了。狗剩他娘就每日颠着个小脚，在热气腾腾的豆腐坊里推着磨，拉着风箱，点着盐卤，什么话也不多说，什么闲言碎语也不放在心上。于是女人们便又开始编排，说狗剩他娘是舍不得狗剩娶老婆的，自从狗剩他爹十几年前去世，狗剩他娘就习惯了跟狗剩相依为命，如果忽然间多出一个女人来，那狗剩他娘可就没有容身之地了，所以还是这样孤儿寡母在一起做伴合适，反正，就凭狗剩这副模样，即便娶上老婆，也是歪瓜裂枣的，那还不如不娶得好。

于是狗剩就成了村里有名的光棍之一，一年一年，只顾尖声扯着嗓子叫卖豆腐，却再也没有提媒的人来，好像人们都希望他一直光棍下去一样，这样，村里就有了谈资，就有了可以随意取笑的一个人，而狗剩和他娘这对孤儿寡母，也就可以作为最值得同情的人家，专门用来陪衬别人的幸福了。

因此一对夫妻吵架，男人会说：好歹我也比卖豆腐的狗剩强，你嫁给我，就知足吧！

女人则会说：就你这骚包熊样，再不争点气，混出个人样来，就成了狗剩了！

男孩子们也乐意拿狗剩嘲笑伙伴：谁不守游戏规则，谁以后就去给狗剩家磨豆腐！

女孩子更不用说了，一扭头甩出一句来：闲着没事干，就去帮狗剩卖豆腐得了，干吗在这里惹人烦？

狗剩和狗剩他娘肯定也听到过人家的闲言碎语吧，但是他们照例在村子里一天天过下去，并不曾见狗剩跟谁争吵过什么。也或许，狗剩是根本吵不过人家的，因为他一着急，就结巴，一个又结巴又斜眼又没有女人喜欢的男人，哪有什么资格，跟人吵架呢？所以，狗剩也就干脆闭上了嘴巴，以便节省下力气，每天早晨出门卖豆腐的时候多吆喝几句。

但在那个冬天的早晨，狗剩家的这些落魄事，都跟我和母亲无关了。我只一心一意地想着狗剩豆腐坊里加了鲜香卤汁的豆腐脑，而母亲呢，则盘算着怎么喝一碗、再带走一碗。冬天冷寂的大街上，我和母亲都穿了鲜艳的衣服，喜气洋洋的，好像去赶赴一场约会。母亲牵着我的手，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只在尚未亮起的天光里，安静地走路。我与母亲的呼吸，一轻一重，好像在为细碎的脚步声伴奏，又好像两只昼伏夜出的动物，在黎明前最后的夜色掩映中，出没在人烟稀少的街头。

我想，如果此刻有女人打开大门，恰好看到行色匆匆、神情可疑的我们，一定会背后给自家男人说：瞧这娘俩起那么大早，急匆匆的，一定不是去做什么好事。哦，在很少能够喝到豆腐脑的乡下，早起去喝一碗免费的豆腐脑，听起来的确不像是什么好事，好像我和母亲生来就是爱占便宜的人，又好像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喝这一碗豆腐脑的一样。

好在，狗剩家并不太远，这也让我和母亲心里淤积着的那口气，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便长长吁了出来。待到一脚跨进狗剩家门，听到狗剩他娘拉风箱的声音，还有狗剩着急时，结结巴巴的说话声，我和母亲终于觉得心里踏实下来；好像，那柔软如女人乳房一样的豆腐脑，早已吃到了嘴里。

狗剩听见柴门吱嘎一响，就从灶间里探出头来，看见是我们娘俩，便笑：正想着，你们就来了，豆腐脑的卤子早打好了，在锅台上备着呢。

我顾不上听大人们说话，只好奇地看着灶间里很大的两个瓷缸，其中一个装满了刚刚从石磨上磨完的豆浆，而另外一个大缸里的豆浆，已全部被倒入了大锅，且在烧火棍和风箱的集体作用下，沸腾起来了。于是狗剩他娘开始用大舀子将锅里的豆浆，舀入大缸里。母亲也不肯闲着，一边帮忙舀一边陪狗剩他娘唠嗑；当然说的全是夸狗剩的话，说他人仗义，大方，卖豆腐从来不跟人斤斤计较，所以村里人都愿意支持他们家生意，这豆腐坊，也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出了名。母亲当然不会将后面一句暗含的话给说出来，那就是可怜的狗剩，做的豆腐十里八村都卖得出去，唯独他这个人，卖相不好，活到四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

不说出来，于是灶间里便一团和气。氤氲的热气中，两个女人忙得满身是汗，母亲干脆脱了棉衣，露出自己新近织成的枣红色毛衣来。那枣红虽然是沉郁的颜色，却被奶白色的散发着热气的豆浆映衬着，透出迷人的熟透的果实一样的色泽来。于是昔日被狗剩和他娘充塞的枯寂的灶间，忽然间变得生动起来，而我的存在，更为这狭小晦暗的空间，点亮了一盏灯，现出一个正常家庭里的温馨动人的底色。

我想狗剩和他娘，一定沉浸在这种温暖又陌生的感觉里，不想出来，以至于他们让我和母亲，连喝了两碗加了鲜香卤汁的豆腐脑，还不肯放我们走，非要跟母亲聊聊家常。而母亲，也自觉地尽到了白吃白喝所需担负的义务，将狗剩缺少的年轻女人的温暖，和狗剩他娘从未体会过的婆媳之间的关爱，真真假假地，全表演给了他们。

临走的时候，母亲用这样热情的表演，换走了两碗捎给父亲和姐姐的豆腐脑，外加一斤新鲜出来的豆腐。母亲当然是坚持要付钱的，无奈狗剩在那个早晨，太像个男人了，而且还有一股子说一不二的霸道，就像，他忽然间有了一个可以让他看上去有男人威严的老婆。

啊，那个寒风刀子一样飕飕割着人肌肤的冬天的早晨，我的心里，被两碗豆腐脑，给弄得暖融融的，以至于我觉得我快要爱上狗剩了。

可是我要将这爱深藏在心里，不告诉任何人。我想。

哑巴

哑巴是什么时候嫁到我们村里来的，我不清楚，反正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了哑巴；也自始至终，都惧怕哑巴扯着大嗓门，站在大街上，啊啊地跟人“说话”。

对，哑巴无法开口说话，却有无穷的与人说话的欲望。她今天做了什么饭，她的一儿一女怎样让她烦恼，她养的鸡鸭怎么就忽然死了两只，她家的麦子今年长势不好，一切女人们想要对人絮叨的日常琐事，她都有热望跟人倾诉。于是她的声音，就时不时地会在村子里某个角落，或者谁家院子里，忽然间炸响。

小孩子们因此都害怕哑巴，比害怕哑巴的男人“歪脖子树”还多一层。“歪脖子树”始终歪向右边肩膀的脑袋，跟哑巴为何哑了一样，存在很多个版本，最后传来传去，也不知究竟哪个才是真的。当然，乡下人天生都有丰富的想象力，也不在乎真相是什么，只要有曲折迷人的故事，他们是宁愿相信那个虚假但却更能给人带来谈资的原因的。所以，“歪脖子树”的脑袋不是天生落下的残疾，而是在盖房子的时候，被某个别有用心的人，用石头砸歪的，也便成为更具有说服力的“真相”。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哑巴和“歪脖子树”从外表看上去，都是天生的一对。人人都佩服他们夫妻俩的媒人，觉得这媒人可真是月老下凡，怎么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一下子从人群里，将他们两个挑出来，给配了对呢？而且，还是隔着十里八乡，非得跳到云端上，四下里好一番眺望，才能看到啊啊喊叫的哑巴，和斜眼歪脖的“歪脖子树”吧？两个人都有残疾，当然谁也不会嫌弃谁，所以在别人家的夫妻，时不时地就吵吵小架，调剂下村人寡淡无趣的生活时，哑巴和“歪脖子树”竟然从未在这样的私人生活上，搅扰过村子里热爱八卦的人们。也因此，大家都一直好奇，为什么这一对残疾夫妻，能这么持久地生活在一起，却彼此并不厌烦。这样的好奇心，对于女人们来说，一点都不难破解。她们有的是办法，去哑巴家院子里逛上一圈，以借针头线脑或者板凳碗筷之类的由头。况且女人们不去，她们的鸡啊鸭啊鹅啊，也会闲着没事，转到哑巴家院子里，跟同伴们追逐打闹一番。它们的主人呢，则赶在它们屁股后面，热情洋溢地将它们拿下，并顺便把哑巴跟“歪脖子树”的日常生活，一窥到底。

女人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她们发现哑巴家院子里常常静悄悄的，“歪脖子树”每天在村里村外忙着给人建房子打夯，一儿一女也已上学，于是除了狗的叫声，白日里去，安静得连自己的心跳都能够听到。哑巴不看电视也不听收音机，她一天到晚地忙碌，比村子里任何一个女人都更能干，所以“歪脖子树”根本不用为吃喝穿用发愁，就连地里的活计，哑巴也完全能够一个人应付。所以哑巴家的日子，也就过得比别人家看上去更滋润一些，在打工还没有开始兴盛的八十年代，“歪脖子树”给人当领夯人，除了免费吃喝，总能从主人家捞点烟啊酒啊好饭好菜啊，打包带回家去，让全家都跟着他打打牙祭。有时候遇上红白喜事，“歪脖子树”还能带回家肉丸子啊纯棉布啊茶叶啊大白馒头啊肉包子啊等等让人艳羡的好吃食，让全家隔三岔五地跟着他如过年改善生活。

但我还是害怕哑巴，偏偏她还喜欢来我家，找母亲唠嗑，而且热情洋溢地打着手势，嗓门大到隔着一条街都能听到。有时候她来借驼筐，要骑自行车去镇上买东西。有时候她来找她家走丢的一只鸡，跑到猪圈里鸡圈里，将我们家所有的鸡都看一遍，确定没有踪迹后，才啊啊地跟母亲唠几句，笑着走出去了。但我并不太确定哑巴是笑还是生气，她的表情总是那么夸张，因此喜怒哀乐在她的脸上，就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以至于分不清楚，就像一杯搅浑了的水，每一个分子每一粒尘埃，都是动荡不安的。

所以哑巴一来，我就嗖一下躲起来，看着母亲费力地跟她交流，弄清楚她的来意，并在她高兴的时候陪她哈哈大笑，她愤怒的时候陪她着急上火。因为哑巴嗓门大，母亲每次跟她说话，也总是提高了嗓门，好像这样她就能听到了似的。于是两个人站在院子里，都涨红着脸，脖子里青筋突出着，一副随时打架的样子。我是完全不敢出来劝架的，事实上小孩子都害怕哑巴，尽管她见了谁家的小孩子，都上去抱一抱，甚至亲一亲，但往往都要把尚不懂事的小孩子给哇一声吓哭了。大人们知道哑巴的这一癖好，都刻意地让怀里的孩子躲着她。有时候谁家的小孩子不听话，大人们也故意吓唬他（她）：再哭就把你送到哑巴家去！这一句的威力，不亚于“鬼来了”，能让小孩子们立刻停止哭闹，惊恐地蜷缩在角落里，似乎哑巴在下一秒钟，就破门而入，将他们带走。

哑巴当然听不到人们说她的任何坏话，因此她也就能够在村子里，继续扯着她的大嗓门，各家各户地串门。她的男人“歪脖子树”除了领夯的时候唱歌，其余时间几乎都是沉默的。好在哑巴的两个孩子都是皮实的，好动的，于是这个家，才看上去跟别的家庭没有什么区别，每日里也是一派吃喝拉撒的世俗琐碎的样子。哑巴的两个孩子越往大里长，看上去越惹人喜欢，女儿出落得文静秀气，儿子也玉树临风，好像他们两个的基因，根本就不是哑巴和“歪脖子树”合成的。哑巴的儿子总是一副天地不怕的模样，谁敢在他面前喊他娘哑巴，他二话不说，立刻用拳头冷静解决。有了这样一个保护伞，哑巴在村子里更是腰杆笔直，于是大街上便每天都飘荡着哑巴啊啊的叫声，哪天听不到，人心反而觉得惆怅，就像听不到沿街的狗叫声，或者村头小学里飘出的下课铃声。

那年头似乎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个哑巴。我们村西头的哑巴是个女的，村东头的哑巴，则是个男的。两个哑巴都是彼此认识的，但很奇怪他们从来没有“聊”过，当然不在一个大队，人们产生的交集也不会太多，就像村东头的哑巴永远不会跑到村西头来找他家丢失的鸡，而村西头的哑巴，也不会到村东头借一个耙子回来。我每次在去上学的路上，遇到男哑巴，常常会想，如果他跟我们西头的女哑巴结了婚，一定会生个小哑巴吧？这样一想，就忍不住笑，觉得这真是一件好玩的事。我当然不会让男哑巴看到我的笑，尽管他因为人长得好看，又不像女哑巴那样成天“咋咋呼呼”的，所以当他沉默的时候，看上去跟村里那些不善言谈的男人们一样，很有一种沉稳踏实的感觉。

但是女人不管是哑巴还是瘸子，甚至包括瞎子，都能嫁得出去，毕竟在乡下，娶个媳妇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如果家里没点财产，人也没有手艺，暂时看不到发达的迹象，男人想娶个媳妇，那得靠媒婆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踏破了铁鞋，也不一定在十里八村找得到老婆。所以在乡下，光棍很多，但女光棍却几乎没有。因此没有什么家底又只能靠种地谋生的男哑巴，人到三十，也没娶上一个媳妇，眼看着就要奔我们村西头光棍“狗剩”的路上去了。

于是我便对母亲说，为什么两个哑巴不能在一起生活？母亲眼睛一瞪，又用筷子敲我脑袋一下，训斥道：小孩子家天天脑子里想这些干吗？！不能想点好？

我没再说话，飞快地将碗里的面条扒拉干净，就放下筷子，跑出去找二芹玩。二芹的母亲读过书，二芹自然也就比我学问高，她听了我的问题，一本正经地说：就是两个哑巴同意，他们爹娘肯定也不答应，因为他们生下来的孩子，还是一个哑巴。

我依然不明白，继续追问：听说哑巴之所以是哑巴，是因为舌头都比别人短一截，可是个子高矮会遗传，舌头长短怎么也会遗传？

二芹被我这样的理论给迷惑住了，绞尽脑汁，也没法给出我一个答案来。于是两个人只能沿着正在浇地的垄沟，一边说些别的闲话，一边脱了鞋子，卷起裤管，踩着水玩。快要走到机井旁的时候，二芹忽然拽住了我，小声道：快看，哑巴！

我吓了一跳，抬头果然看到哑巴，正一边拿着根棒槌使劲砸着一堆在洗的衣服，一边嘿嘿笑看着我们。我恨不能马上逃走，我怕哑巴那诡异的笑脸，可是我的双脚却像定住了似的，怎么也拔不动。二芹却是胆子大，竟然又拽拽我的衣袖，示意我道：嘿，你看哑巴洗衣服，竟然把泥巴当肥皂使。

我从二芹身后探出脑袋来，果然看见哑巴正将垄沟里的稀泥，涂抹到衣服上，用力地揉搓一阵，再用棒槌猛砸一阵。她的劲儿很大，似乎想要把泥巴也揉出满手的泡沫来。又似乎，她在发泄着对于衣服的愤恨。我觉得她一定是借恨衣服，来恨我们两个捣蛋鬼对她的窃窃私语吧。

这样一想，我不由分说拉了二芹就跑。我跑得连鞋子都丢了，是二芹在后面捡到了，喊我停下来，我这才气喘吁吁地站住了等着她。

再跑慢一点，哑巴会一棒槌砸死我们的！我非常坚定地对二芹说。

二芹将滴答着水的湿漉漉的凉鞋递给我，犹豫道：不会吧，她杀我们图个啥？

我被二芹问住了，是啊，图啥呢？她有儿有女，有钱有田，什么也不缺，每天还嘎嘎大笑，尽管那笑声实在难听，难道就因为她的幸福不像我们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口，朝人炫耀，供人嫉妒吗？

哑巴当然什么小孩子也没有杀过，有时候在大街上开玩笑，做出要打小孩子屁股的架势，都会被孩子的爹妈给大声喝止住。那爹妈知道哑巴反正是听不见的，所以“厉声”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街上的每个人跟哑巴说话，都是将嗓门提高了八度的喊法，而且还要靠近了她，似乎如此，她就会听到那些话，明白人家的意思。哑巴呢，也同样是奋力地打着手势，做出夸张的表情来，又跺着脚，高声叫着。于是，但凡跟她说话，人人都像在街头吵架；倒是她的家人，将她当成正常人，几个安静的手势，就将一切问题都化解掉了。

哑巴家的鸡丢了，她跟别的女人们一样会沿街叫骂，她丝毫不担心别人听不懂她的喊叫声，她会逮住每一个她见到的人，用热情洋溢的一双手，抓住人家的胳膊，拼命地摇啊晃啊，再用高低起伏的腔调，讲述着她家的某只芦花鸡忽然间走丢了，或许，已经进了哪个王八蛋的肚子也不一定。听的人被她摇得有些晕眩，只能配合着她，表示一些同情和气愤，并不怀好意地引导她，去村西头谁谁家门口，站着骂一阵，或许呢，能将那个王八蛋给骂出来。

乡下人爱看热闹，于是这样挑拨离间的女人也便不少。好在哑巴虽不能开口说话，但并不傻，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向人倾诉烦恼，未必想知道“真凶”是谁。于是大街上的人，也便轮流受她摇来晃去的折磨，被她的大嗓门震得耳朵嗡嗡作响，好像有千万只蚊子绕着脑袋飞舞。即便如此，在哑巴激愤的喊叫声里，大街上的人，还是会一脸同情地朝她点点头，算是回应了她。

只有她的儿子，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间冒出来，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用力拉起他的母亲，不由分说地就朝家走。哑巴总是着急，奋力地想要挣脱掉儿子的手，并啊啊地叫着，表示抗议。无奈她的儿子已经长得人高马大，足以将她拖回家去。

于是大街上的人都默默地看着，心里隐隐地期待能够有什么故事发生。可是，终究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哑巴啊啊的叫声，都转过了拐角，看不见她的人影了，还在村子的上空，声嘶力竭地响着。

小孩子好奇，脸皮也常比大人的厚，总是紧紧地跟在后面，看哑巴和儿子的这一场博弈。甚至站到哑巴家的门槛上去，直勾勾地看她儿子将她强行按在院子里的马扎上，而后扭头冲门口看热闹的小孩子吼：快滚！再看老子就把你们的眼珠子全给挖出来！

一群猪一样闹哄哄的小孩子，于是一哄而散，怀着对那魁梧儿子的惊惧，也带着对哑巴一丝的同情。

哑巴已经老了，完全没有了年轻时的力气。大街上的人们都这样惆怅地想。

傻子

我们乡下人管傻子叫憨蛋，发音再标准一点，是“憨蛮”（蛮字读轻声），所以几乎从小孩子懂事开始，街上遇到大春，大人就会告诉孩子，刚刚走过去的，是“憨蛮大春”。多嘴的小孩就会问，什么是“憨蛮”？大人接着笑嘻嘻解释说，就是傻子啊做事不够头啊别人都瞧不起啊。小孩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下次再见到大春走过来，就冲父母喊：憨蛮来了！

大春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傻子，只不过个子矮一些，智商稍微低一些，长相也看上去憨傻一些，又总是学不会做饭，于是便被村里人看低了。当然，有她家人在，大家并不说什么，顶多会逗引她几句，并在她明显有些缺心眼的回答里，隐隐地乐上一阵。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女人们的问题可就堆满了簸箕，比如问她今天给自家男人做了什么饭？男人吃了有没有骂她？孩子拉她床上怎么办？婆婆最近跟她吵架了没？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跟谁一起睡？大春像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小孩子，完全不知道这是女人们在故意套她隐私，借此传播出去，作为乐子；她每次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人们的问话，并因为幼稚的回复，而惹得一群人哈哈大笑。她看到人笑，也跟着一起笑，并因为自己能给人带来乐趣，而觉得骄傲，好像，人家笑，是因为喜欢她一样。

大春的男人叫正三，正三家里穷，娶不起媳妇，于是便有媒婆从附近村子里，寻到了大春，并将她介绍给付不起彩礼的正三。村里人都说，便宜没好货，正三不花钱，当然也就只能娶个傻子回来。正三不管别人的闲言碎语，照例像有正常老婆的男人一样，一心一意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只是路过他们家门口，总是会听到正三训斥大春的声音，要么骂她将锅给烧煳了，要么骂她衣服没洗完就晾到了绳条上，要么骂她院子没打扫干净。没有人去劝说总是骂不绝口的正三，因为一个傻子，怎么骂，似乎都是应该的，谁让大春脑子不够用，一件事学几十遍，也还是记不住呢。好在，正三很少打大春，顶多气急了操起笤帚疙瘩追着大春满院子跑罢了，就这样，也是因为大春将新买来的锅，差一点给烧漏了。

不过女孩子们喜欢跟大春一起去割草，因为她傻乎乎的，可以替我们打埋伏。比如我们在路边割草，割着割着，就想要去偷人家的玉米，回家煮了吃，或者去苹果园里摘几个青苹果，打打牙祭。可是没有人放哨，或者冒风险去打探一番虚实，女孩子们还是胆子小到不敢轻举妄动。好在有了大春，我和二芹每次结伴割草，都觉得像是出趟肥差，反正玉米地瓜花生苹果，都方便去偷一把。在乡下，人人都觉得别人家的东西好。顺手牵羊，是件风险太大的事，但牵一个苹果啊玉米啊苹果啊，则看起来无关紧要，反正顶多被主人沿街叫骂一阵了事，谁会剖开你的肚子，看里面有几个苹果呢？大春乐意跟我们出去割草，而且有人跟她一起玩，她觉得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于是我和二芹站在她家庭院门口喊她：大春，出去割草吧！大春听见了，立刻背起粪箕子朝外跑。见到我们，就一脸兴奋地问：今天我们去北坡还是南坡？二芹颇侠气地笑一笑，又朝大春一招手道：别那么多废话，只管跟着我们走就是了。

这句话让大春变得更像一个孩子，好像我们不是去割草，而是去探险或者挖掘宝藏。一路上大春走得比我们还快，她走路的时候，鞋子跟地面亲密地摩擦着，发出“突嚓突嚓”的声音，好像双脚永远抬不起来，或者鞋带给系到了地面上。

二芹听了心烦，总是吼：大春，你能不能抬起脚来走路？

大春就憨笑：我娘也这么说我。

这一句倒是让我和二芹忽然忘了大春走路带来的噪音，转而关注起她的隐私来。

于是我笑嘻嘻问：你娘为啥让你嫁给正三？他家穷得锅都揭不开了。

大春嘟囔道：俺娘说正三不打人。

二芹上前拽着大春的粪箕子，不怀好意道：老实交代，正三到底打过你没？

大春起初摇摇头，后来忽然间想起来什么似的，补充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打，不过也不疼。

二芹立刻爆笑起来。倒是我，傻乎乎地，不知道一向早熟的二芹，到底从中悟到了什么。我追着二芹问她在笑啥，她却始终不说，只神秘道：你自己好好琢磨吧。

我到底也没琢磨出，睡觉的时候打架，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北坡已经到了，面对着大片大片的苹果树，玉米地，花生地，谁还有心思去关心大春挨打的事情呢？

不过在开始挖草加顺手牵羊地偷人家玉米之前，我们喜欢去北坡的大坑旁待一会。这个大坑或许是一口废弃的井，只不过里面还有一些水，投一个小石子进去，会听到咕咚一声沉郁的响，似乎水依然很深。没有人敢跳到里面去，因为坑太大了，而且直上直下，连可以踩着出来的阶梯也找不到。天空很蓝，我们趴在坑沿上，看云朵的倒影在水里缓缓飘过。偶尔一片树叶落下来，那影子便晃动一下，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我们当然不是这么诗意地专门去看云朵的。我们更想去看那里有没有被人扔掉的刚刚生下的小孩。那时小孩子生下来如果死了，或者流产生出来的死胎，人们总是喜欢扔到废弃的井里。那些死胎，因为时日长久，被发现时，已经浑身青紫甚至腐烂，有时是屁股朝上，于是我们拿石块去砸，试图看清那个死胎的脸。有时则直接面朝青天，那胎儿的眼睛还是闭着的，或许，它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个世界。

我害怕，于是问二芹，那一定是个塑料娃娃，不是真的小孩！

二芹却老练得很：绝对是真的，塑料娃娃怎么会有黑色的血呢？

果然，仔细看，那胎儿的身上，是有红黑色的血迹的。

我也只是跟二芹看到过一次被扔掉的胎儿罢了，但就是那样的一次，却让我自此对这口废弃的井，始终都充满了好奇。

我会问大春：大春，你如果生个死孩子，怕不怕？

大春马上一脸恐惧：我生的孩子才不会是死的呢！我儿子都会喊奶奶了。

二芹嘲笑她：会喊奶奶又怎样？他又不喊你娘，你生的孩子，还不是天天跟着奶奶睡觉，听说，你们家里人都不放心你看孩子，怕你把儿子烫死了！

大春听了没说话，过了好大一会，才嘟囔道：我儿子大了就会喊我娘了。

苹果园里诱人的芳香，很快让我们忘记了大春和她儿子的故事。按照惯例，当然还是大春负责去偷苹果，我在后面提着粪箕子佯装割草做掩护，二芹则在地头上站岗放哨。大春有些胆怯，还没开始偷呢，就一个劲地问我，万一被人逮着了怎么办呢？二芹嫌她啰唆，训斥她说：真被逮着了，我们还能坏良心，扔下你不管？三个人死也要死在一起的！

有了这句话，大春放心了。于是就跟着我猫腰进了苹果园。苹果园里静悄悄的，树下见缝插针地种着花生。有一些被鸟啄食掉的苹果，散落在花生秧上，并落满了白色的鸟粪。也有完好无损的，大春看着心疼，一定要捡了放在粪箕子里。我生气，指着头顶上饱满红艳的苹果，示意大春要将力气用在正道上。大春倒是很快领悟了我的意思，翘起脚跟，扳着一个苹果枝，努力地去够最鲜亮的那个苹果。可惜，她个子太矮了，伸长了胳膊，还是差了一截。我急得就差要抱起大春了。就在我压低了嗓门，让大春使点劲，跳起来去摘的时候，忽然，从地头上传来二芹的一声咳嗽，我吓坏了，背起粪箕子掉头就跑。而傻乎乎的大春，还完全沉浸在一定要摘到那个红苹果的兴奋之中，竟然没有发现我逃跑的踪迹。而等大春回过神来，我和二芹早就跑得没了踪影。

被苹果园主人逮住的几次，大春被骂得一塌糊涂，看园的人拽着她回了村子，游街一样，一边骂，一边朝村里人展示逮住的这个小偷。这时候大家的同情心忽然间繁盛起来，都聚拢在大街上，参与到劝说看园人的队伍里去。而我和二芹，则躲在家里，侧耳倾听着大街上的批斗会。每每都是看园人唾液横飞骂得累了，方肯停歇下来。而等到人群都散去了，蓬头垢面的大春，才会被正三领回家去。我曾经在巷子口，偷窥过大春，她一脸的委屈，一声不吭，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有时候会有女人替她开脱，说：大春脑子不好，傻，偷吃你家一个苹果，也没什么嘛！这听起来很像是安慰，可是，脑子不好的大春，却在众人的围观中，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低声哭了起来。

我和二芹总是要在家里躲一两个星期，才会再厚着脸皮去找大春割草。事实上，我们是完全不需要担心什么的，因为大春，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被人骂的事，再一次兴奋地背起粪箕子，跟我和二芹踏上割草的路。

大春儿子稍微大一些之后，她就不跟着我们去割草了。她开始带着健步如飞的儿子，将手插在衣兜里，或者双手拢在袖口里，在村子里四处闲逛。她的儿子叫正和，长了一张跟大春一样憨厚朴实的大方脸，但人却是精明得很，村里人都说，正和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主意。不知道是营养不良，家里太穷，吃不起好饭，还是大春太笨了，不会给儿子做好吃的，正和瘦得跟麻秆一样。但即便如此，正和在大春面前，还是像个侠士或者英雄，该出手时就出手。每个人都直呼大春的名字，连几岁的小孩子都“大春大春”地喊。只有正和，很大声地喊大春“妈妈”。对，正和很洋气地跟城里孩子一样，喊“妈妈”，而不是像我们，特别土气地叫“娘”，而且在方言里，“娘”的发音，是niɑ（四声），那听起来更是土得掉渣。我和二芹因此都好奇到底是谁教给正和叫妈妈的，想来想去，既不可能是大春的婆婆，也不可能是正三。因为大春婆婆从来都将大春当成一个傻子使唤，又常常骂她，那骂声恨不能传遍整个村子，所以这老太婆当然不会温柔地教孙子喊大春妈妈。正三更不可能了，他几乎是一个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田里干活的人。正和因此称呼正三，也是特别老土地叫“爹”，不像我和二芹，还中和一下，既不叫“爸爸”，也不叫“爹”，而是“大大”。

于是我和二芹逮着一个机会，在胡同里拦截住大春，审问她：大春，说，到底谁教你儿子学会喊妈妈的？大春傻乎乎地想了一会，才回道：他自己学会的啊，没有人教他。

鬼才相信大春说的话呢，除非大春的儿子正和是全村最聪明的孩子。我和二芹当然不承认正和是聪明绝顶的人，尽管他比我们小很多，完全威胁不到我们在村子里年年都是“三好学生”的地位，但是想到这个猴子一样精明能干的人，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夺去了我们的荣誉称号，成为全村人的骄傲，我和二芹的心里，还是有隐隐的不安。

果然，自从正和上了学，他就长久地霸占着冠军的宝座。每到年底考试完，发奖状的时候，村子小学校园里，就沸腾得好像即将开启千万大奖名单的现场。学生们全翘着脚尖，扒着办公室的窗户，兴奋地看里面老师们哗哗地翻阅着试卷或者奖状。我们恨不能直接破窗而入，看一眼那奖状里有没有一张，是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当然也会有学生，一般来说，都是老师身边的红人，比如班长或者学习委员之类的，才能有资格出入这“尊贵之地”，其余像我们这样的草民，也就隔窗兴叹罢了。

就在这一群人里，只有正和一脸的淡定，好像那奖状他早就胜券在握。他坐在教室里，神态自若地翻看着刚刚发下来的新书，那书还带着墨香，正和被深深吸引住了，以至于他连大春拢着袖子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他，都没有察觉。

小学的老师们都认识大春，见她过来，就哄她道：大春，你儿子今年没有得三好学生，退步了哦！

大春听了，立刻很认真很着急地辩解：不可能，正和每年都领奖状回家。

老师们又继续逗她：真的哦，回去你是不是打你儿子一顿？

大春这次真的有点急红了脸：都是他爸爸打他，我不打……我儿子真的没得到奖状？

正和这次是听见了，冲出教室来，对着大春喊：妈妈，老师骗你，我今年还是考了第一名！

对，正和就是这样，宁肯顶撞老师，也要护佑大春的尊严。只要让他看见有人欺负大春傻，他才不管这个人是谁。

大春因此更加有名，过去，见她走过来，大家都说：瞧，傻子来了。而今，大家则说：年年考第一的正和的妈妈来了！

正和果然是争气的，他考上县城最好的高中那一年，骑上车子要带大春去校园里逛逛。大春嘟囔着说不去，怕人笑话。正和听了就训她：谁敢笑话你，我就揍谁！

这时候的大春已经有些老了，依然学不会做饭，是一个在村人眼里，什么也不会做的没用的家庭主妇。可是她坐在自行车的后车座上，在秋天的风里，傻乎乎地笑着，于是人人见了都说：大春将来是要享儿子的福的。

这句话到底有没有说对，我不知道，但在离开故乡几年后，听母亲说，正和考上了本科，离家千里，大春于是每天都站在路口眺望，就像，在眺望属于她的很快会来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