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一生，除了亲人的养育，最大的幸运，莫过于遇到一位好老师。师的恩泽既有初级的心智启迪，也有生命质量的升华与飞跃。

自幼喜文，尤喜诗歌。但工作后却与文学无缘，整天泡在繁杂事务与机关公文的海洋，文学情愫虽时时萦绕，却总是慨叹不能兑现生命对于文学的承诺。

天无绝人之路。47岁时的一次工作调动为我撬开一条通向文学的缝隙。

工会主席职务不仅接地气，而且支配时间相对主动。我先把本职做成了市区典型，同时抓紧迎接文学迟来的惠顾，最先捧起最为钟情但遗落多年的诗歌，并一发不可收。虽在报刊发了一些，但深感底气不足，除了自学，急于找寻一个学习机会。看到《诗刊》举办诗歌艺术高级研修班的通知，毫不犹豫报了名。

研修班是函授，除寄送学习资料，每周交一次作业，指导老师批改，好作品还可在《诗刊》或《新诗人》发表。我的指导教师是《诗刊》编委、编审、编辑室主任寇宗鄂（宗鄂）先生。

我认真完成每周的作业，寄出之后，急切盼望老师的批改。宗鄂老师把我寄去的每一首值得修改的诗都认真改过，字斟句酌，最后还要给我写封信，谈他对作业的整体评价、修改理由及努力方向。有时，老师会在我的诗行边批注：此节有牵强之感……有时诘问：你写的神秘感在哪里？没过多久，便在一封信里郑重指出：你的诗富有激情，有感而发，不无病呻吟，但语言和表现方式显得有些陈旧，有的概念直白，缺少新意。宗鄂老师对我有批评，有鼓励，鼓励满腔热情，批评一针见血。根据老师意见，我认真揣摩，不断摸索。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寄去一首写建筑工人放线的诗，罗列了理想与信念等词汇，拆开老师回信，映入眼帘的是缀着惊叹号的四个大字：文革遗风！像是四发炮弹，先把头炸懵了，然后是心情的七零八落。我恨不得将这四个毫无情面的字从纸上抠下来。

短暂的苦恼与沉默之后，我收到宗鄂老师的信，这次没过多谈诗，而是邀请我到《诗刊》或家里面谈。一天，我叩开虎坊路一家的房门，开门的正是宗鄂老师。迎我进门，看我带来一些刚收获不久的核桃，严肃地说：“到我这里来，不需带任何东西，你想把我搞成贪官吗？ ”

像是犯了错误的孩子，坐在老师面前，等待听他批判我的“文革遗风” 。出乎意料，寇老师并没批评我，却说：“我和你一样，都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曾写过一些言不由衷的、假大空的诗。可我们现在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重复那种陈旧的腔调。写诗仅有好的愿望或正确的主题是不够的，文学创作也必须与时俱进。‘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 。古人尚且有这样的理念，何况处于伟大改革时期的今人呢。‘转型’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规律，是读者审美的需求。语言方式的改变，不是赶时髦，不是哗众取宠，是追求艺术创新的需要。 ”听着老师的教诲，如一股清泉浸润心田，倍感清新明澈。老师的语重心长不只让我感动，更让我感受到他的一颗真诚坦荡的心。

从那天开始，我努力在诗歌生命中实现一次涅槃。嬗变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我认真学习诗歌理论，阅读优秀的诗歌作品，并在寇老师的指导下，在一块诗的试验田里不仅辛勤播种，而且下力气改良品种。一年很快结束了，我又续了一年，继续在观念的改变中提高，在诗的炉火中重塑。

经过痛苦反思和实践，终于从心灵深处获得了嬗变的自由和乐趣。一股清新的风，驱散烟霾，让诗的翅膀找到了天空。2001年秋，从陕西采风回来，写了三首诗，受到老师的肯定。其中《阴谋的乾陵》和《黄帝城遗址抒怀》分别在《北京日报》和《京郊日报》发表， 《秋雨访太白山》不仅在《诗刊》发表，还被选入《诗刊》编发的《 2002年全国最佳诗选》 。

2005年，第二本诗集出版，宗鄂老师欣然作序，题为《从故乡情结到内心风景的嬗变》 。他说：“从收在集子里的诗，便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马淑琴诗歌可喜的变化。也是许多作者所经历过的创作过程。大而空和实而又实都绝非传统，传统也是发展的，绝非一成不变。走出传统的误区，艺术才会获得生命的活力。从表现客观的风景到融入主观的感受、到创造意象和内心风景，这一由外而向内的转化，很明显地使马淑琴的诗发生了质的改变。她有很好的悟性，写故乡的山水也超越了指称的意义，更加关注人的命运和生存环境；她还不断开拓诗的空间，把视野从故乡扩展开去，让目光更加高远。通过内心情绪，以小见大，折射出独特的个性和志向。 ”

由于我在文学上的努力和进步， 2002年7月，我担任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终于干上了与文学有关的工作； 2006年7月，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8年，从工作岗位退休后，作为北京作协的签约作家，通过深山农村的数月采风，创作了反映山村农民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60年，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发生巨大变化的3000行长诗《山月》 ，由《中国书店》出版，宗鄂老师又及时地写了题为《诗性文本的整合与呈现》的评论。宗鄂老师认为，“ 《山月》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尤其是故事的叙述、诗意的表达，给人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文字清澈朴实，口语入诗；意象单纯疏朗，无虚张声势和故弄玄虚之嫌，自始至终都很自然。诗并没有回避社会矛盾，而是直面现实，真实地揭示生活的背面，借以烘托正面的灿烂与温馨……”“假如说前面某些章节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而谨慎持重的话，而后面则逐渐放松，手顺心畅，有如乘兴纵马，向深处写去，使心与手更加默契……”

宗鄂老师的评论对于我的激励也是多方面的，从他理性并饱含温度的文字里，凸显对于学生，对于诗歌艺术的满腔热忱、一丝不苟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也呈现出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授业解惑与自觉担当的情操与品格。

对于家乡的文学艺术事业，宗鄂老师一如既往地支持。永定河文化采风，他不仅参加，而且写出很有见地的论文；百花山诗会，除了写诗，还作画，因为，宗鄂老师还是一位很出色的画家，曾经在美国、波兰以及中国澳门、北京等地举办画展，他的画作很有文人范儿，被称为“有色彩的诗篇” ；诗人写京西活动，被邀请的诗人每人写2至3首诗，宗鄂老师一气写了8首；举办诗歌大赛，他是评委，本来不用写诗，他又极其认真地写了4首，只是不参赛。他说，我刚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到门头沟深山植树，对门头沟的山水和人有感情，对诗歌有感情，这是两种感情的融合。我的诗友马炳臣生病，他带着全家前来探望，炳臣病逝，宗鄂老师在外地，听说后痛心不已，执意到深山墓地去祭奠。我和家乡人多次被宗鄂老师这种正直率真、毫无功利之心的深厚感情和闪光人性深深打动。

近20年了，宗鄂老师的人品、学识与才情不断影响着我和我们，时间的厚度不断累积着我对老师的敬仰。宗鄂老师不仅为我打开了一扇诗歌的大门，也给了我一个被诗升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