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英雄。

我不知道，白乙化在他的家乡辽宁省辽阳县，在整个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威名。在北京密云，却是妇孺皆知。

这个被人称为“小白龙”的大胡子男人，出生于1911年6月，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毕业。参加革命后，曾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副司令员，1939年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开辟了丰（宁）滦（平）密（云）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浴血奋战，曾击落日机一架，攻克据点多处，毙伤日伪军千余人，指挥了大大小小100余次战斗，使日寇闻风丧胆。1941年2月，在指挥密云县马营战斗中不幸以身殉国，终年30岁。

从照片上看，白乙化高大威武而英俊。“古刹映清流，松涛动夙愁。原无极乐国，今古为诛仇。闲话兴亡事，安得世外游。燕山狂胡虏，壮士志增羞。”这首因游览密云龙泉庵而应住持老僧之请所作的五言律诗，据说最初题写于1941年1月的寺院影壁上，是白乙化的即兴之作。一个月后，白乙化壮烈牺牲。这首诗，让人们在钦佩他的勇武之时又识见了他不凡的文采。能文能武，胸有丘壑，挥手之间，千军万马，这样的一个抗日将领，难以不让人敬仰。

这个秋天，凉风飒飒，枫叶飘丹，我和友人一起去拜谒白乙化墓。说是墓，其实只有石碑和半身石像。穿过刻有“白乙化烈士千古”的牌楼，沿着一条石板甬道走上山顶，苍松翠柏间，白乙化半身戎装，线条分明，双目刚毅，凝视远方。远方层林尽染，万山红遍，那座碧波鳞鳞的著名大湖——密云水库，湛蓝净碧，依稀可见。许多回忆文章中都说过，白乙化待人亲和，口才极佳，百姓和士兵们都爱听他讲话。他从不用讲稿，插着腰，叉着腿，有时把手按在腰间的撸子枪上，往队前一站，滔滔不绝，国际国内，敌我双方，语言幽默，词汇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和士兵亲如兄弟，同吃同住，看到士兵们啃食瞎瘪的玉米充饥，他的玉米也绝不会饱满。看到百姓家里数口人却只有一床破棉被一条破棉库，一家人要轮番穿盖，他会毫不掩饰自己心疼的泪水。他没有战马，偶尔骑骑毛驴，身材魁梧的他骑上毛驴还能双脚着地，滑稽得令人发笑。他的豪爽平易、文韬武略，让所有的人喜欢而钦佩。然而，这个一身豪气，满身侠骨的英武之躯，永远地停留在了1941年的冬天。那年冬天，他三十岁。三十岁的他从二十岁离开家乡就再未回去。三十岁的他永远不会知道，他走后，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三十岁的他也不会知道，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后，妻子改嫁，幼小的女儿哭坏了眼睛。三十岁的他更不会知道，女儿像他一样年纪的时候嫁了一个普通工人，生活分外贫困，后因婆媳不和而在数年前自杀。白乙化牺牲时，或者说，白乙化牺牲前，是否在脑海里想过他的亲人？是否曾在梦里回过故乡？没有人知晓。当时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发布《告全军同志书》中曾这样评价：白乙化的牺牲使党“损失了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优秀指挥员，损失了一个有着长期斗争历史的坚强的党的干部，损失了一个曾为民族独立而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的英雄，损失了一个曾为阶级解放而再接再厉、英勇牺牲的无产阶级的先锋”。

三十岁的白乙化去了，他把自己的英名和躯体一起，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异乡。而异乡即是他的故乡。1954年，白乙化的遗体被移葬于石家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后来，密云县人民为了纪念他，又在石城镇河北村的南山上，集资修建了这处白乙化纪念碑。纪念碑背后就是白乙化当年浴血奋战、牺牲成仁的降蓬山。降蓬山山峰耸立，巨石突兀，杂树丛生。离降蓬山不远是个著名的旅游景区，每天车水马龙、游客不断，从各个宾馆、饭店传出的熙攘之声不绝于耳。沧海桑田，世事更迭。“摩挲老人从头看，只有青山无古今”。 降蓬山依旧，却换了人间。当年的金戈铁马已被此时的游人如织、浅笑低吟取代，往昔的弥漫硝烟也早已化作眼前的遍野秋色，满树丰饶。

所有这些，白乙化如若泉下有知，是否觉得和他当初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一致？

离白乙化不远，还有一座墓碑，是当年老十团第二任团长王亢的墓地。白乙化牺牲前，王亢是他手下第一营的营长。王亢是辽宁营口人，他智勇双全，善于打游击战和伏击战，在平北地区打过不少漂亮仗。后来历任过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作战部军务局副局长、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铁道兵顾问等职，196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2年王亢病逝，遵其遗愿，将骨灰葬在了白乙化纪念碑东面的这个小山坡上。小山坡距白乙化纪念碑仅数十步，石板路却未能通到这里。夜间曾有一场细雨，落满枯叶的山路有些湿滑。相比于白乙化纪念碑，王亢的墓地实在显得冷落而寒酸。我不明白，就这么几步远，石板路为什么就不能铺到这里？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拜谒白乙化的时候，我脚下踩着的泥土里，竟还安睡着另一个灵魂。没有墓碑，没有坟头，没有丝毫标记。四周的松柏苍翠如玉，满山的秋树如火如荼。平整的青石板下是黄泥厚土，黄泥厚土之下躺着另一个人。这一个人，被我踩到了。我不知，来过这里的人，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踩着了一个正在此处安眠的人？如果不是无意中翻阅资料，如果目光不在那一行字上停留，我也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把英雄踩在了脚下而不知。而知，也仅知这一句：“纪念碑左前方脚下埋着原十团胡副官的骨灰，但在地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胡副官？胡什么？哪里人？怎样牺牲的？何时牺牲？

没人知道。

而和白乙化一起并肩作战、在历次战斗中牺牲了的那些战士，那些生龙活虎的生命，他们都叫什么？埋在了哪里？

不由得，我放轻脚步。我不知道，我的脚下究竟还沉睡着多少这样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魂。我怕，怕自己会不小心惊着他们。

已是正午时分，太阳白晃晃的光亮照在白乙化石像之上。山风肃肃，石像静默，毫无声息，我却分明感到了一种目光的注视，一种气息的流淌。默默地献上一束秋叶集成的花束，靠在石像前的栏杆上，我神思恍惚。想想，这片土地该有多少白乙化一样的英雄，他们有的留下了名字，有的却什么也没有留下。而许多留下名字的，也仅仅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而已。

位于密云县城南的革命烈士陵园，至今供奉着700多位为解放密云县城而牺牲的烈士的骨灰，这700多个骨灰仅只是700多个名字。

翻开密云县县志，发现有记载的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属于密云籍的烈士有502名，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693名。我的故乡，那个叫东庄禾的小村子，共有25名烈士。赵春林、王崇会、王俊文、王佃宽、王宗臣……当我默念这些名字的时候，我想了解他们的样子，想知道他们更多。询问上些岁数的老人，询问父亲母亲，他们却同样不知其详。然而几十年前，这些人曾经真切地存在过、壮烈过。如今，他们的名字仅仅作为一个符号，一串数字，被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地保存在了县志里，再无一点其他记载。

而更多更多的是，无名，根本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述。

“臭水坑惨案”。1942年4月，因政府驻地被围，三十几名战士、干部牺牲，有几人留下了姓名？

“四杆顶战斗”。1943年12月，为掩护被围的承兴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机关撤离，有58名战士牺牲。他们都是谁？

“支那七勇士之墓”。他们阻击日军两昼夜，敌人动用了飞机大炮轰炸他们，当日军好不容易冲上山头时，却发现只有七具尸体。面对七位英雄，日军肃然起敬，他们将勇士埋葬，立碑鞠躬。这七勇士是谁？

“肉丘坟”。 1933年3月日军侵犯古北口长城，中国军人英勇抵抗，做出重大牺牲。最后一仗，中国军队撤出后，山间田野，村头路边，到处是阵亡将士的遗体。当地的一位道士带着徒弟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收捡起来，就地挖一个大坑，一层苇席，一层尸体，共三层500多具，堆起一个高大坟头。后来，墓前立起石碑，被称为“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这五百多人，他们来自哪里？多大年龄？姓甚名谁？

等等。

等等。

一切，都无从考查。

突然间明白，军事文学作品中常常看到的那句“一去就再无音信”，是怎样的“一去”，怎样“无”的了。

多年之后，拨开历史的微尘，除了纸上那些没有任何表情的名字外，更多的是，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烟一样消散了，仿佛从未来过。

山风轻荡，落叶缤纷。降蓬山周围的黄栌、槭树、火炬树姹紫嫣红。六七十年前的秋天，树叶们同样如此树树秋声。但是，那些生命，白乙化、王亢、胡副官、留下名字的、没有名字的，他们欣赏过吗？秋天来了，叶子黄了，红了，紫了，落了，归入泥土，化作尘埃，滋养着树干一年年茁壮。如那些生命。留下名字的是枝，树碑立传的是干，而更多的人是秋天的落叶。盎然时，他们是叶，鲜活着一棵树。枯萎了，他们化为养料，滋养着地下的根须，使大树一点点长高、长壮，直至入云。

为了解放密云县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多少这样的人？

为了解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付出了多少这样的生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突然想起一位作家的感叹：“看见农村的草垛了吧，一丛一丛的草堆起来，才堆成那个垛。活着的人就是草垛的尖尖，不知有多少生命把他们垫起来。”是啊，留在世上的都是草尖上的人，而这草尖上的人是被一根一根的草堆起来的。就像那些名字，留下的，没留下的，随着岁月的流逝，绝大多数都将被人遗忘，能被人记起的，永远只是有数的几个。

对着白乙化石像，我默然肃立。轻移脚步，向着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胡副官、向着脚下的泥土，我深深鞠躬。白乙化令人敬仰，那些名字同样让我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