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现当代文学史，俞平伯既非重要的诗人，也非最重要的散文家，更不必说小说家。

俞平伯与小说

然而，俞平伯却是现代红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者之一。《红楼梦辨》出版时，俞平伯年仅23岁。他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补证了《红楼梦》原本只有80回，后40回乃高鹗续作。他还充分肯定后者不可磨灭的价值，并亲力整理出前80回的原本，因而在红学研究方面与胡适、顾颉刚齐名。再后来，因《红楼梦简论》等研究而受到的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亦是史无前例，足可见俞作为小说研究者的影响力。

1924年赴北京定居之前，他曾在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小说（1923年9月至1924年2月，同时教授《诗经》），为此还曾请托周作人向鲁迅先生借阅《小说史讲义》，并觉得“条理很好”。1926年秋，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其在北京大学的中国小说史课程由马廉一度接任，后者亦托钱玄同、张凤举向俞平伯“索取小说讲义”，因为俞已在燕京大学担任小说史课程。关于这件索取讲义之事，周作人在致俞平伯的信（1927年9月19日）中还有过简短的催促，让其费神检出一份，让女儿们代捎到周所兼职的孔德学校。可见此时的俞平伯在小说研究、教授方面已取得圈内人士的一定认可。

俞平伯对待小说史课程极为认真。查孙玉蓉所编《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经常会涉及他广搜讲课资料等事宜。1927年9月28日，俞请求周转询刘半农，能否借在敦煌发现的佛经俗文一阅，这是他课程中没有弄清楚的一部分，希望能有机会抄录原稿。因刘半农曾在巴黎图书馆抄出104种敦煌文献，后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对中国现代敦煌研究影响极大。

在1928年9月5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俞平伯感叹：“小说一项本非素习，只因曾做了一部胡说的《红楼梦辨》，弄得成了专家的模样，岂不哀哉！”颇有不由自主之感慨。查同年7月20日，他曾向周作人提出如果下学期沈尹默不再教诗歌，可否让他来教授而将小说课程让给别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毕竟“于兴味上则诗较长耳”。次日，周作人在回信中说，“燕大来年功课似无甚变化……尹公似仍讲诗，足下亦仍须讲小说也”。随后的7月25日，周作人又向人打听，确认沈尹默的课程保持不变，俞平伯在燕大的教诗之念遂暂时没有实现。同年11月21日，事情又有变化。沈尹默因忙于学校政务，要将燕大的诗歌课程让给他人，但他推荐的代替者是朱自清，俞平伯则被其推荐到北平大学。朱自清当时正在清华教授诗歌，兼课方便，而北平大学于同年6月刚刚由北平国立九所学校改组而成。不过自1929年年底，俞平伯亦在清华兼课，并与朱自清、杨振声等合开“高级作文”课，专授“词”习作课，算是实现了教诗词之愿。1932年，俞平伯就聘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专任教授，其间也还教授小说、词曲之类课程。1952年，他被调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担任《红楼梦》80回本的整理校勘工作，随后又因红学研究而招致全国大批判，直至80年代中期，围绕他的各种政治问题方才烟消云散。

俞平伯与诗歌

1931年考上北京大学的张中行日后在《俞平伯先生》一文中评价，“俞先生诗词讲得好，能够发人深省”，帮助学生领悟诗词研究的方法。这是俞平伯切切渴望的课程，自然格外用心，其对古诗之体会往往“幽思连翩，见人之所未见”，这当归因于他自己本身就会作诗，而且作得相当好。

经胡适、陈独秀等人大力提倡白话文运动，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蔚然成风，《冬夜》《草儿》《蕙的风》《雪朝》等诸多年轻人的诗集更是集中于1922年问世。在这其中，闻一多择取《冬夜》作为代表当时诗风的批评对象，认为它文字上粗野、啰嗦、重复甚至破碎，标点、叠字等都存在大量滥用现象，幻想方面亦是“空疏庸俗”，缺少“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总之，放在今天来看，闻一多先生几乎没给比他小一岁的俞留多少情面。他甚至断言，可用俞自己的诗句“这间看看空着，那间看看还是空着……怎样的空虚无聊！”（《如醉梦的踯躅》之五）来说明其在笔力上的欠缺。

文学史却不能如此轻易否定。俞平伯时年22岁，《冬夜》也一度成为20年代初最有影响的新诗集之一。《〈冬夜〉自序》中，俞说当时的诗坛 “空气太岑寂了”，欲借《冬夜》做“秋蝉底辩解”。当时白话文运动虽已提出几年，但在诗歌方面除了胡适的《尝试集》，并未有显著的实绩，俞因此成为较早的新诗先行者。俞自己也很清楚，诗集内“装满了平庸芜杂的作品”；尝试是失败的，根源在于“我根性上底无力”，“而不专在于诗底不佳”。《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俞平伯的诗歌“杂糅着旧文学的意象与新思潮的哲理，旧诗词格律的影响与欧化的文法，最能反映早期白话诗的‘过渡性’”，因此自有其不可撼动的文学史价值。虽然他笔力的确还不够深，但将“自由”与“真实”鲜明地立为作诗的两个根本理念，则充分反映了五四时期力求革新传统文言文学的勇气。

比照二三十年代的其他诗人，诸如胡适、朱自清、徐志摩、冯至，他们受西方文学、民主理念的影响更多，而俞平伯自尝试新诗伊始，却更多地显露出中国古典诗词的深厚影响。1920年，他曾赴英伦求学，因自筹经费不足，仅一月即回国；1922年，他又欲赴美国考察教育，在纽约居住仅满一月，即因病再次返华，从此断绝出国求学之念。虽然俞平伯同样饱受西洋文风与文化冲击，但两次太过短暂的异域之旅似乎将他与朱自清、胡适、冰心、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等同代人区分开来。随着他彻底放弃出国之念，并由杭州经上海再至北京定居，兼职于清华、燕京及北平大学，其创作上也就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由现代作家更兼古典文学学者，由白话诗创作转倾中国传统旧体诗词。查《俞平伯诗全编》，其新诗创作共200余首，而其在1916至1987年间创作的旧体诗词却近700首，在现代作家中数量稳稳居首。这种风格的鲜明转变充分展示了现代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过渡时的缱绻与不舍。

朱自清对《冬夜》予以盛赞，并认为其最首要的特色就是“精练的词句和音律”（《〈冬夜〉序》，1922年1月23日）。这种对传统的倚重最终促成俞平伯逐渐放弃写新诗。他对包括张中行在内的学生讲，自己写新诗摸索了很久，觉得“此路难通”，所以才改为写旧诗。课堂上，他也只讲传统诗词，并将讲义和心得化为诸多研究著作，如30年代出版《读诗札记》《读词偶得》，40年代出版《清真词释》，50年代末期开始李白研究和唐宋词选注工作，在鉴赏、著述、整理等方面贡献巨大，被认为是继王国维之后最为重要的词学批评家。他和夫人对昆曲数十年如一日的执迷衷爱，以及为之而举办的周期性雅集更是京城文化圈里的佳话，尽显一种不可多得的名士风范。

但俞平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非是要躲到故纸堆里，一味地吟风赏月，对外界的风云变幻不闻不问。他对诗歌创作的态度始终是写实的、平民化的。早在1922年1月，他就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文学是人生底（of life），不是为人生底（for life）”。文学不应该是带有功利目的的，文学本应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文学必然会重视其社会性，注重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俞之形成这样的文学观，自然与他加入文学研究会，深受沈雁冰、周作人、朱自清等同仁之影响，并参与《诗》月刊、《新潮》等杂志的创办或撰稿工作有关。但他否定文学是“为人生”的观点却与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宗旨相违，而且他所提出的好的文艺所具备的三个标准，即感染底程度、感染底范围、感染底倾向或性质也受到周作人的质疑，由此引发师生二人先后在此间的《诗》月刊（创刊号、第1卷第4期）、《晨报副刊》上发表一连串的相关通信。从争议中我们却可看出，俞平伯是反对纯艺术观的，他与周作人在“平民文学”等概念上是达成共识的，只是他似乎比其师还要更大胆一些，“若将来各方面一齐进步，我敢断言好的诗应都是平民的……”对那些坚持诗应该是贵族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不小的冲击。

朱自清对《冬夜》的特色其实概括了三点，除了赞其词句和音律精练，风格多样化，还充分肯定其诗表达了“迫切的人的情感”。因为当时新诗缺少力作，而俞的《凄然》《从鹞鹰吹醒了的》《无名的哀诗》《哭声》等作品都能让读者感受到年轻诗人的性情与热情。如对比朱在同时期为汪静之《蕙的风》所作的序言（1922年2月1日），我们会发现朱显然更倾向于俞，因为汪的作品多为孩子们“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但却属“美与爱底文学”，“赞颂与咏歌底文学”，而当时需要最切的却是“血与泪底文学”，“呼吁与诅咒底文学”。俞平伯对被损害者的深挚同情，对未来平民文学实现的热切期待，都正是朱自清、沈雁冰乃至周作人等人所认同的。至于日后他在抗战中的立场抉择也足可见他对现实的把握能力。

即使转向旧体诗，俞曾对友人叶圣陶说，“他后来写的旧体诗实是由他的新体诗过渡的，写作手法有些仍沿着他以前写新体诗的路子”。

俞平伯与散文

1931年9月10日，周作人致信俞平伯，告知胡老博士（胡适）提议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新添”新文学试作一项，由周作人筹划。周欲设散文、诗、小说、戏剧四组，拟请俞平伯担任散文甲班，徐志摩、废名、余上沅等分别担任其他三种，分组教授学生进行新文学的习作。虽然这门课后来不幸延期，但当时俞平伯俨然已成散文名家，《杂拌儿》（1928）、《燕知草》（1930）及《杂拌儿之二》（1933）等散文集相继问世，后来还有《古槐梦遇》《燕郊集》等，数量丰厚，且影响较大，难怪周作人在信中说，“老博士懿旨中御笔注定兄名下散文、小说两项”。

俞平伯尊周作人为师，一是因为周自1917年9月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而俞正在国文系读书，二人确有师生之缘；二是由于共同参与《新潮》《诗》月刊、《语丝》等杂志的撰稿或编辑工作，均属文学研究会成员，有共通的文学主张和审美情趣；第三，围绕文学教学、学术研究、诗文唱和乃至休闲美食等各类问题，展开了大量面对面的或书信形式的沟通，信件内容生动有趣，师生友谊延续近半个世纪，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俞平伯每完成一篇文章或出版文集，几乎都要请其师尘览，而周作人通常也都会给出非常恳切而客观的评判，或为之作序作跋。不过唯有一次，周作人似乎“看走了眼”。1925年8月21日，俞为周寄文一篇，说“有一不署姓名的古文一篇，颉刚疑是明人作”，他请周作人辨析。结果，周也认为“似系明人作”，钱玄同进一步说当是明朝末年，最迟也就是清初年间。但事实上，该文乃俞平伯亲笔所做，后以《梦游》为题发表（1926年1月25日《语丝》周刊第63期，后收入《燕知草》）。面对两位老师不知情的赞美，俞平伯表现出惶恐之心，但亦可见他此时在散文上的创作情趣与他在诗歌创作、教学与研究方面的传统转向是相通的。

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周作人通过与顾颉刚、俞平伯等共同阅读明季散文，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观念，那就是现代散文的渊源或许是来自明末的小品文，而非西方文学。1925年5月5日周致俞信中如是说：“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篇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在当时，这种主张或被误解为古典文学之逆袭，但实际上周作人并非仅持简单的重复观，他当然会看到现代散文受西洋之影响，“有一种新气”，所以他为《杂拌儿》作序（1928年5月6日）时对其作出了堪称经典的评价：“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旧之在于所谓“风致”这样的评语、趣味来自中国古典；新则归于文中所展现的新的时代氛围，对西方文学与思想的领悟与借鉴，以及欲充分表达自我的真实个性与自由精神。“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这种相像或许并非源自其主动的阅读、借鉴，甚至可能当时就很少有人去用心读明文了，但是那种文学上的革新精神，那种无视理学正统而以抒情态度贯穿作品的真性情，却是跨时空而相通的。

为了强调这一主张，周、俞等人还做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1926年底，俞平伯亲自标点、重刊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请周作人为之作序（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10期，后收入其《泽泻集》）；俞自作跋文，又得周之赞语，“大有陶庵气”。可见，俞平伯的散文风格与晚明文人确有不可多得的相似之处。事实上，的确有人对朱自清论起俞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朱自清《〈燕知草〉序》）。

周作人自然是快慰于心，他在1925年5月5日信中即提出，如由清之郑板桥、金农、袁枚上溯晚明，再连上苏东坡、黄庭坚，编出一本文选，即可将他所赞赏的这类散文小品上下打通，无论对学习写作还是授课教学，都大有裨益。到1928年底，他的另一位学生沈启无编选了明清小品文集，除了周当时设想的宋之苏黄未收，公安派、竟陵派、张岱、王思任、金圣叹、李渔等悉数入选，又是周作人作序、俞平伯作跋。此文集后命名为《近代散文钞》（1930），兼有林语堂在厦门为之做长篇书评，因此在南北文坛反响很大。30年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力倡“幽默”、闲适，注重“性灵”，小品文终于繁荣一时。

小品文崛起的整个过程中，俞平伯功不可没。相比而言，他的跋文比周之序文显得更稳健些。比如周作人提出，“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小品文的地位被抬得如此之高，后来又过度强调个体闲情，所以才会招致鲁迅的批评。而俞平伯则指出，小品文作者们“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可算唯一的特色”。“老老实实”的态度实际上是肯定了小品文“旁行斜出”之边缘身份，这种甘居边缘的态度恰恰会成其“勇猛精进”的驱力，以及“清霜不媚谢庭兰”的风骨。

其实，俞平伯在22岁时即有清晰准确的自知，其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及研究的态度都在《〈冬夜〉自序》中尽表无遗：“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我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出的，是有韵的或无韵的诗，是因袭的或创造的诗，即至于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底本意无关……”所以，小说、小说研究、新旧诗、诗词研究、散文、评论，等等，各类尝试他都随性而至，又都兴尽即舍。从写白话新诗转为文言诗词，弃小说作散文，从红学研究转向唐宋词研究，作家转为学者，似均可归于此因。1956年，他被评定为一级研究员，这在现代作家中也算独一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