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动的语言、轻盈的意象和澄澈的叙事为经验、记忆和感受赋形——真诚,或许是张好好的写作面对生活和自我时最鲜明的态度。
将人类的情感和道德置于广阔的时空视阈内,从中寻找不变的爱和温暖,这反映出张好好的文学追求,也显示了诗意的生活旨趣。
在当下的写作现场,张好好仿佛是一个“潜伏者”。如果我们认为关于作家的代际划分有合理性,那么张好好无疑代表了“70后”作家“被遮蔽”的群体性状态——她并非“被遮蔽”,而是主动隐藏到众声喧哗的现场背后。读罢《布尔津的怀抱》《禾木》《布尔津光谱》《也儿的石河,流过布尔津》等小说、诗歌、散文作品,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潜伏者”的创作中,有着文学据以为本的基础动机以及作家敏锐的观察力、细腻的感受力和丰沛的表现力。从少年到成年,从乡村到城市,从边地到内地,从文学到生活,来自经验和记忆里细小的、琐碎的、温暖的日常,在张好好的心灵世界引发巨大波澜,绵延不绝。生命对时空转换的体验弥散遍布在迄今为止她的所有创作活动中,灵动的语言、轻盈的意象和澄澈的叙事为经验、记忆和感受赋形——真诚,或许是她的写作面对生活和自我时最鲜明的态度。
张好好的创作不遗余力地在两条路上开掘,一条是边地记忆的重构,另一条是日常经验的审美。如同福克纳终其一生书写的那个“邮票大的故乡”或者沈从文的湘西,布尔津是张好好的故乡,也是她的文学根据地,这个边地小城反复出现在她的作品中。边疆叙事是当代文学写作中的一股清流,内地汉族作家的视野脱出主流文化区域的生活圈,将边疆自然和人文风物当作“异域”,在创作中凭借游历或寓居的经历,表达个人的认知和感受。比如董立勃、红柯对新疆,老鬼、姜戎对内蒙草原,马丽华、杨志军对西藏的书写等。由于文化的异质性和“他者”的视角,作品传递出新的审美感受。与此不同,对于出生和成长在布尔津的张好好,故乡即边地,她始终是以曾经的主人的视角观察、记忆和想象童年时期的边地生活。布尔津之于她是血脉相连的故乡热土,因而拥有他者不具备的情感体验。她对故乡的观察和理解是一个解构和建构的过程,而所据的“图纸”,一是她的记忆本身,二是发达城市的异乡生活所鉴照出的故乡的美。在她看来,异乡是俗世,而故乡是至纯至美的心灵家园。
《布尔津光谱》以内地移民开发新疆的历史为背景,从内地来到布尔津的一对男女的婚礼开始,写一个家庭的组成和壮大。作者选择在计划生育中被剥夺出生权的魂灵“爽冬”的视角观察现实,他理解父母的苦衷,没有怨恨人类,用善意和温柔的态度对待世间的一切。他像一个自由的精灵,来往穿梭于家庭和布尔津的广阔原野里。在他的认知系统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够比布尔津更美了”,而父亲海生、母亲小凤仙和三个姐姐组成的家庭也是幸福和美的。他的父母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异乡人,携带着各自的血色逃亡到布尔津小城中,但只要落脚此地,就可以被博大宽容的边地小城接纳并过上温馨美好的生活。作者将人物背井离乡的苦难消解在田园牧歌式的意境经营中,记忆钩沉出的美好化解了人心的暴戾和狂躁,异乡人“离去”的焦虑被安静的期待所征服,读来满篇都是温润和怜惜,也令读者得见作者讴歌土地与人、在逆境之中心怀理想的灵魂期许。强烈的乡愁情结还表现在她的诗歌中,在诗集《也尔的石河,流过布尔津》的诸多篇什里,她以自然山水和历史图景寓寄个人情感,走了一条“诗意”的还乡路。
女性意识在张好好对“故乡+边地”的书写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禾木》是一部女性之书,主角“你”是一位女性,所生活的家庭是女性主导的家庭。做裁缝的妈妈带着三个女儿生活在布尔津,惟一的男性是父亲,但是父亲在家庭生活中近乎缺失。市场经济时代,父亲外出承包工程,因为有了另外的女人不回家,“你”的家庭就成为一个“母系社会”。“你”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应到对待父亲和母亲的态度上,叙事焦点对准的是父亲,而将要被原谅的也是父亲,这是一个女儿因女性的本能而对父亲保有的宽宥。相对来说,母亲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对父亲的宽恕是以对母亲的忽视或误解为代价的。甚至那个因为父亲不伦之爱而被谈论的孩子也被以“巴特尔”——蒙语里英雄或神的名字命名。《禾木》中的男性是被女性美化的对象,他们善良、淳朴、宽容,不计较一切得失,甘愿做“你”倾诉的对象,帮助“你”,在“你”想要时给“你”依靠,惟一有污点的是获得彻底的、宗教般的宽恕的父亲——在张好好这里,女性与故乡布尔津、禾木之间具有明显的隐喻关系。
张好好营建精神故乡,呈现复杂历史变迁中的世道人心,表达自我对生命的感受,对庸常的生活本身施以审美观照是一个主要路径。在《禾木》《布尔津光谱》中,她将内心的观念和情感融进点滴的生活细节中,以边地自然风物、生活习俗,乡村或市井小人物的生活情态为物质材料,熔铸成一个盛放记忆与情感的华美容器。她首先看到日常的美与善,“额尔齐斯河就在他们的窗外。听河水流动的声音入睡,而且那水是活的,神采飞扬甚至是略有跋扈的……”,“大炕上她们仨睡得真香,永远也睡不够”,“芹菜,长豇豆,白菜,莲花白,雪里蕻,辣椒。有时意外捞出一个西红柿,她们拍手大笑不知道怎么吃”,艰辛的生活充满温馨与甜蜜。但同时作者并未忘记布尔津的另一个“常态”,即人世间普遍存在的忧伤、苦难、卑微和失序。漂亮多情的梅未婚先孕,惨遭抛弃后服毒自杀;窑工老杨不堪妻子疯癫和生活的负重走上绝路;小儿麻痹症少年被家人调笑嘲讽,决绝地跳入额尔齐斯河。时过境迁,在童年、少年灿烂的笑容背后,这些苦涩的记忆丰富着作者对故乡的想象,也是布尔津地域精神构成中的重要元素。
在对日常经验的审美中,张好好并不借小说进行道德劝谕,而以审美的姿态观照人最基本的情感活动。换言之,人物形象主体性的唤起,不是通过对俗世道德的接受,而是通过伦理情感的体验。在《禾木》中,作者借“妖鸟”这一意象加深情感对道德的超越感。妖鸟呈现“鸟”的形象,并被加上了“妖”的属性限制,作者屡屡强调,妖鸟凭借无声的咒语让温良的女性堕落,一旦被这种咒语击中,“那有获取之心的妇人”就在劫难逃。十五六岁的女孩与小平原上一个著名的小流氓做了那样的事而退学,成了一个坏女孩,连“唇边笑意里”都“含着毒”;“妖鸟横空飞过”时,“他(父亲)对他的妻说白日里撞见的事。一个妖媚的妇人坐在某个男人的腿上”,“他还说起某年石灰窑里钻进去一个男人,后来另一个女人也钻了进去”。看似该被施以道德审判的行为因为爱父的深情而被合法化,妖鸟的咒语不过是替“父亲”找到的情变的借口,父亲因而被谅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禾木》也是一部忏悔与宽恕之书。将人类的情感和道德置于广阔的时空视阈内,从中寻找不变的爱和温暖,这反映出张好好的文学追求,也显示了诗意的生活旨趣。
藉由丰沛的日常审美,经验和记忆始终在张好好的文本中保持着新鲜而清晰的面孔,这也表现在近几年的散文创作中,《最是暖老温贫》《五块钱的月亮》《宅女的宅猫》等让我们看到她身在尘世又满带诗意的生活状态。在她的作品里,无论故乡的阳光、水、雪山、牛羊,还是城市里的宠物、家居的器物,都是有生命的——她感知过它们,并不对之说三道四,只想赋予其个人头脑里最丰满的形象。假如不考虑理论的影响,对于读者来说,文学没有那么复杂,写观察、写记忆、写情感、写生活里的窃窃私语与鸡零狗碎。无疑,张好好的写作回归到了文学发生的原初位置上,所以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