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朝”的干不过在“野”的。这么说原因何来？

       不妨看下《诗经》这部经典，孔先生删除厘定“诗三百篇，去‘怪、力、乱、神”之语，逐渐形成至今可见的“诗三百”，被奉为儒学经典之一。“诗三百篇”依照体例分为“风”“雅”“颂”，依照手法分为了“赋”“比”“兴”。从体例来看，“风”多来自“野”，来自底层，表现民间生活，传达老百姓的情感与声音；而“雅”呢，则多来自贵族文人，内容多为祭祀诗歌，祈丰年、歌颂祖德之类的，但也有些反映了民间愿望的内容；“颂”呢，则完全来自于“朝”，来自“庙堂”，内容则为祭祀宗庙、讴歌先祖之类的煌煌正音。然而，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洗礼，大浪淘沙，“风”的经典品质依然稳如磐石，如《关雎》《静女》《相鼠》《硕人》《君子于役》《伐檀》《硕鼠》《蟋蟀》《蒹葭》《七月》《载驰》《黄鸟》《无衣》等篇目可谓深入人心。然而，“雅”与“颂”与其相比，尤其是“颂”，同样作为“诗三百”一个重要部分，究竟给人们留下了多少印象，这些谈起来真是让人不言而喻，让人哑然失笑。

       再以楚辞为例，缘何楚辞里屈原的作品多成为经典，这与作者善于向民间学习分不开的。屈原诗歌艺术的高度，也是缘自于楚文化的雄厚土壤。史载：楚地巫风盛行，楚人多以歌舞娱神，于是神话大量保存。这与正统的北方文化孔子去除“怪力乱神”等虚妄之语不同，楚地山高路远，隔山跨水，颇有山高皇帝远的味道，这种地理上的偏远，恰恰使得楚地文化少却了朝堂正统文化的干扰，从而使得它们能够肆意发展，表现出一种蓬蓬勃勃的野性魅力和想象魅力，如同长江浩浩荡荡那样，楚辞充满了无限的艺术想象气息和艺术张力。向当地民歌借鉴，学习他们的表现艺术，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等优秀民歌，在屈原的经典作品里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其中的影子。尤其是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在遭受贬谪之后心情备受压抑和苦闷而写，离开了“朝堂”，艺术女神反而把桂冠赏赐给伟大的“在野”诗人，难道真的被杜甫先生不幸一言说中：“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了。

       更有趣的是一个“江郎才尽”的故事。江郎指的是江淹，江淹（444年—505年），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学家、散文家，历仕三朝，宋州济阳考城人。钟嵘《诗品》记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其实，仔细探究，江郎并非才尽，而是江郎身份发生了变化，做官的作威作福与颐指气使以及在官场的蜕变，使得他已经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看来还真是屁股决定了脑袋，脑满肠肥似乎更不适合于一个诗人。

       在这里，有的人可能要说：“建安文学可是一个例外。”建安文学其实也是一种乱世文学，乱世文学也是“在野”文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文学发展一度受到束缚，沦为经学的附庸，文人思想受到了严重禁锢。而当王室倾颓，鹿失天下，天下混乱，军阀群雄逐鹿，此时，礼崩乐坏，儒学失去了应有的统治地位，文学开始活跃，逐渐摆脱了经学枷锁，出现了反传统的思想，其中便以曹氏父子为代表。曹操既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也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的代表作《蒿里行》即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在乱世之际，他一方面看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也渴求人才，希望能够招募天下贤才帮助他平定天下。这种开放的思想就为“建安文学”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之音”以及涌现出的“竹林七贤”，更是文学“在野”的代表。至于南北朝民歌的出现更不用多饶口舌，到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等的出现，就更不用说。

       文学的“朝”“野”之辨，似乎更能说明文学“在野”道理。但在当代，在党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下，“朝”“野”文学恰似正规军与游击队的相互配合一样，都是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群众提供最优美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