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七十年代初，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农村，我人生的最初记忆，就是从母亲那一盏晃悠悠的油灯开始的。

爸爸在镇里上班，不常在家，夜晚，床上躺着我和弟弟，母亲则点亮油灯，坐在床头做鞋子。她每次抽线都会发出一声哧响，这声音让我睡不着。油灯在床头高高的吊着，那一小簇火苗轻轻窜动，让人心安。

母亲的油灯是自制的，一只废药瓶子，上面插一根铁皮卷成的细筒，装入棉芯就成了。灯光很暗，灯头火忽呀忽呀的闪。母亲每次穿线的时候，总要把头紧贴着灯火 才能看清，以至于多次被烧着了几缕头发。母亲额前的碎发燃着的时候很亮，小火苗顺着发丝迅速上窜，有点象过年时的烟火。母亲这时总会吃惊的“啊”了一声， 然后摇摇头，苦笑着说：唉，又忘记了。昏黄的光晕里，她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

1979年我上小学了。母亲买了一只“罩子灯”，高脚油瓶，蛤蟆嘴一样的灯口，可以调节灯火的大小，最重要的上面加了一个玻璃罩子，比以前亮多了，能在这样的灯下写字，那时感觉真幸福！

我和弟弟总是抢着替母亲去打灯油。村子东头有一处“代销点”，高高的青石门台，高高的柜台，高高摆着花花绿绿的布卷、毛巾。柜台西头放着盐巴和红糖， 东头放着有怪味的煤油。那时红糖算是“高级营养品”，只有走亲戚时才会买上一两斤，灯油可是家家都得买。我和弟弟总是先在放红糖的柜台边磨蹭一会，使劲吸吸鼻子，闻闻糖和新布发出的甜香味道，最后才打两毛钱的灯油回家。

回到家，我和弟弟在灯下做功课，母亲则在一旁做鞋子。“罩子灯”不会再烧着母亲的头发了，但还是会冒黑烟。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和弟弟的鼻腔里总会有些黑烟泥。但是我已经很感激这盏罩子油灯了，因为它能抗住一些风。每次我放学晚回家的时候，母亲就端着油灯在门口张望。我从学校出来，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母亲灯光。这灯光让我心安，走夜路也没有了恐惧。

1984年，在母亲灯光的接送下，我升入了初中，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学校有一台发电机，每天晚上会轰隆隆的响起，整个学校都开始震动。那时家里还没有电，母亲买了一支手电筒，晚上接我回家。每晚放学的时候，路上这儿有手电晃动，那儿有手电晃动，还夹杂着呼喊。那都是些接孩子的母亲。

1989年，村子通了电。母亲终于用上了电灯，不过，为了省钱，家里总是用那种瓦数很小的灯泡。农用电要比城镇用电贵，还经常停电，所以母亲的煤油灯还得时刻准备着。不过电灯的出现，让我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0年，我考入了山东大学。母亲给我整理的行李里，有一盏漂亮的台灯。夜晚的时候，台灯在宿舍床前发出桔黄色的灯光，柔柔和和的，就象浓浓的爱意在无声中弥散开来。而母亲自己，却还是用那种小瓦数的灯泡。大一暑假，我回家给母亲装上了日光灯，一支乳白色的灯管，带着淡蓝色调子，一下子把母亲的屋子照着雪亮，连她脸上的纹 路和发丝都看得清清楚楚。油灯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母亲再也不用担心烧着头发了。不过大人都开始穿买的皮鞋，母亲也不用再那么辛苦做针线活了。但她闲不住， 硬是给姐姐刚出生的孩子做了一箱子的鞋。明亮的灯光，让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分外细致，那漂亮的绣花可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一针一线都含着情。

2004年，我也成了家，2005年，我的孩子出生了，我也成了一个父亲。我买了一件外观的漂亮饰灯。那些流光溢彩的荧光把屋子里装饰得喜气洋洋，轻柔的音乐声中，我摇着着孩子入眠。我们把结婚时的黑白电视给了母亲，又买了一台25寸的彩电。那时村子里新结婚的家庭都要买彩电，但母亲一直没舍得买一台电视给自己。我和爱人把旧黑白电视 给母亲送去的时候，她很开心，说以后你爸爸就不用总去别人家看了。这让我很惭愧。电视调好了，蓝荧荧的光照着母亲的白发，当年那个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美丽女人，已经在岁月中苍老了。

2010年，我给母亲买了一台新的彩电。母亲窗口的灯光，从此有了从电视里散射出来的七彩光线。家里盖了新房子，村里更是多了很多二层小楼。一到晚上，雪亮的灯光和斑斓的电视荧光从一个个的小院子里透出来，交相辉映，农村亮起来了。

2018年，母亲的灯，又换成了沼气灯。这种灯不用电，不用油，垃圾柴草、畜禽粪便一股脑地进了沼气池，产出来的沼气不但能照明还能燃火做饭！母亲一生爱节省，用上这免费的能源，母亲满脸的皱纹都乐开了花。我们这里是新农村试点村，政府不但帮村民建了沼气池，还辅设了自来水，通上了柏油路，装上了路灯，还建了一个体育场呢。夜晚的时候，体育场上热闹极了，孩子们在水泥操场上滑旱冰，溜滑板，那些母亲们则靠着场边的栏杆，看着孩子们微微的笑。母亲们的目光，同着这明亮的路灯一起，溶化成浓浓的爱意，照耀着孩子们幸福的成长。

四十年来，母亲的灯越换越亮。小小一盏灯的变迁，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幸福与日俱增，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