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主任，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策划组织重点研讨会近百场，发表评论约50万字。

至2018年，我国电视剧自创生以来，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在电视剧产量、播出时量上，我国已经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雄踞已久了。从电视剧大国向强国迈进，这是当代中国电视剧行业砥砺前行的目标。以文化自信为引领，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我国电视艺术工作者立足厚土，面向时代，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在大众文化领域中，讲述了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彩故事，塑造了有情怀、有智慧、有纵深的性格形象，赢得广大观众的普遍好评。在喜迎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的行业洗礼中，在全国电视剧行业大力开展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主题创作之际，略览近年我国电视剧创新发展的魅力，是我们继续前进、自励自勉的坐标。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切近化

《恰同学少年》剧名取自毛泽东同志的词《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所描写的内容是作者对青年时代的追忆。其中写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就以其中“恰同学少年”一句为剧名，讲述了毛泽东自1913年至1918年期间，以求学为主的人生经历。在电视剧讲述的年代里，开始时毛泽东20岁，结尾时25岁，正是青春岁月。

在毛泽东形象塑造史上，自延安时期开始流传的歌曲《东方红》以来，不同艺术门类的作品里，创作者选取的毛泽东形象，大都集中于秋收起义。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塑造的大都是40岁以后的毛泽东形象。在这一个时间段，中年的毛泽东同志已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的领袖，新中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这些形象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敬仰，是中国革命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历史选择。在以往的作品里，我们听到的对毛泽东的称呼，基本上是“毛主席”、“毛委员”。而在这部作品里，我们听到了毛泽东的小名“十三伢子”、他自己取的笔名“二十八画生”，还有剧中人直呼其名为毛泽东。剧情里，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数学不好，做了三遍的数学题还不能做到全对，他怕父亲而且有抵触，对母亲非常孝顺，对弟弟妹妹很亲，他也有对女性的朦胧感情，而且受过许多冷落。同时，他同情弱小，手不释卷，求知若渴，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驱张”等运动。在这部电视剧里，青年毛泽东充满着青春气息，这种气息不仅是那一代青年所有的，而且是代代青年在青春时代都有的，不仅是中国青年所有的，而且是各国青年都有的。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选取毛泽东同志青春年代的故事，把剧情主人公塑造为当代青年的同龄人，讲述90年前中国青年的价值追求，描写民族命运对有为青年的召唤。该剧贯透力强，播出以后，赢得了各年龄段观众的普遍好评。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我认为具有两种社会功能：一个是在史学的价值上，它具有巨大的认识功能，即通过作品让观众了解历史的过程，认识发展的规律；另一个是在当代价值引领上，它具有激励功能，影响和调动观众向正能量看齐。在后一方面，能不能做到让年轻观众喜欢看，是个重要的因素。到达才能影响，相近才有认同，直抵人心的力量是最大的动员力。应该说，《恰同学少年》在这两方面兼顾得都非常精彩。这部作品，及时地意识到并较为完美地解决了如何向当代年轻观众传播革命传统的问题。它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时代化方面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当时民主德国制作的一部电视剧《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讲述的是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前后的故事。那时的马克思还是“青年黑格尔学派”中的一员，还不是伟大导师。故事的内容是求学和担任《莱茵报》主编的一段故事。剧中的马克思也是20岁出头的年龄。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当代的结合上，注重历史价值和时代感召力的结合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电视剧创作者认真研究。

农村题材创作的新视角

回顾我们历来电影和电视剧中，回乡或下乡工作的基层干部的身份来历很有意思。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高占武是参加完抗美援朝战争后，复原回乡的本村子弟；在电影《老井》中，村团支部书记孙旺泉就是老井村的后生；在电视剧《希望的田野》中，听名字就知道主人公徐大地就是农民出身。可以说，在我们以往的农村题材作品里，军转身份的本土子弟，一直是农村发展故事的主人公。

但在《马向阳下乡记》中就不一样了。他来自大城市的商业局，跟农村没有一点联系。剧中说他父母还出国了。在剧情开始，他出场时是在海滨的一艘游艇上钓鱼休闲。他没有主动申请参加“万名干部下乡”，他是顶替刚生了小孩的哥们儿去的。他开着私家车到大槐树村，车顶上驾着山地自行车，带的随身用品里，有蛐蛐罐、钓鱼竿、露营帐篷。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高占武、孙旺泉、方纪云、徐大地的朴素。他离乡土很远。而这正是马向阳形象的新鲜处，也是创作者的着力点。因为这部作品播出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已经不再是“农村包围城市”时的中国，而是进入到城市反哺农村的时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马向阳下乡记》的编剧敏锐地意识到，在2014年创作新时代农村题材要有新故事，要塑造新角色。可喜的是《马向阳下乡记》抓准了——它抓准的是人。

在这部作品里，对于马向阳而言，城市化发展是一回事，大槐树村的发展是另一回事。在这个地处大山之中的山村里，城市化展现了另一面效果，就是青壮劳力外流，农村空心化和基层组织松散化。马向阳面对的是青壮劳力少、鳏寡孤独多、村民小算盘打得响的大槐树村。在这个城乡结合的典型环境里，马向阳受到的考验是巨大的。但他还有一个典型性格，日渐凸显，这也是他最终赢得村民支持并取得成功的关键。这就是他还是一名党员，是一个具有新视野的第一书记。

马向阳形象的塑造过程，是党员意识逐渐回归和加强的过程。初进大槐树村，他不仅有疏离之感，清高之感，还意识到村里矛盾复杂，觉得谁都在给自己下套，民心实在可疑。他起初因工作不利，被市委于书记教训了一顿，他打了一次退堂鼓，回城辞职，他舅舅劝他，年轻时不怕、年老时不悔。他回来之后，便抓住健全基层组织这个纽带，先动员村主任齐旺财回村，动员年轻人齐槐、玉龙回乡。然后，通过修路、外销品牌煎饼，重建村集体经济，进而解决坏账，解决历史遗留的经济问题，开展乡村旅游业，完成新的土地流转。最终带领大槐树村走向富裕和文明。

在这部作品里，马向阳的形象有这样几个塑造焦点时刻：最初是在“被动”之中，救出掉进化粪池的老祖奶，这赢得了村民的赞誉；然后用自己的钱，换下了老祖奶卖土产收的一张百元假币，李云芳看出他的善良；继而是照顾孤儿毛蛋，换来毛蛋先扒了自家房子为修路腾地；再后来，是为了保卫大槐树不被挖走，他第一个站在大槐树下面对推土机，感动了村民围拢在他身边；最后是闯进着火的刘家老宅，救出胜男，让暴发户刘玉龙无地自容。在这个逐渐递进的过程中，马向阳开始一步一步地站在了群众的基本利益上、站在公义上，而且越来越坚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也越来越感觉到民心可用。从最初的民心可疑，到最终的民心可用，转变的原因正在于马向阳工作意识从被动到主动地回到了党的群众路线上。

这部作品除了马向阳，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老祖奶。她不仅是村里辈分最大的老人，也是曾经为参加济南战役的华野部队送过煎饼的村妇女主任。当年摊煎饼的地点，就在大槐树下。在这棵树下，老祖奶为马向阳做了双布鞋，并在大槐树下交给马向阳。大槐树不仅仅是一棵树，而是革命传统和当代情怀接力的纽带。这部作品在讲当代故事的同时，兼及革命往事，连带文化传统，在这个复合的情境里，塑造新的历史时期、发展背景下党的基层干部形象，意味深长，情节感人。

剧中，大槐树村有一座废弃的刘氏老宅，刘世荣说那是道光年间当过总兵的刘家前辈建造的。在大槐树村，刘姓是大宗，其他杂姓人家要么是原来刘家的奴仆，要么是外来户。剧情在点滴之中，透露出农村宗法势力的温床还在。最后，刘氏老宅被烧毁，表达了创作者对旧宗法的批判，对新农村新农民的期待。

长征故事体系中的新发现

2016年的《绝命后卫师》讲述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而红五军团红34师又担任红五军团的后卫。这支6000人的队伍，为保护红军主力转移，浴血奋战，未及撤过湘江，陷入敌军重围，进行了殊死战斗，终至全军覆没。这个直面重大挫折的悲壮故事，在历来长征题材电视剧创作中还是第一次。2017年，电影《血战湘江》，直面了红军突破国民党湘江防线遭受的重大损失。这两部作品虽然视域大小不一样，但两部作品的主题是一样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

在我国长征题材影视创作史上，《绝命后卫师》和《血战湘江》是开先河的作品。它们的出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丰富了长征故事的体系，让观众看到了长征道路的艰难曲折。直面挫折，这也是自信的表现。作品中通过红军教员俞文选之口，转述了张闻天的一句话“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而生活”。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诗意和远方，而非苟且。作品真切地展现了为理想而奋斗的情怀。

《绝命后卫师》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在这部作品里，除了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团长苏达清与蔡中等师团首长外，还有赖老石头、赖娇娇父子，林金堂三兄弟、张桂雄、李满玉夫妇，以及许婷、罗金泉、木子李、俞文选等普通战士，他们的戏份并不比师团首长少。更重要的是陈树湘出场就在战壕里，全剧里他和程翠林、苏达清等师团首长，始终没有离开过前线，始终处在历次战斗的第一线。如果说《绝命后卫师》是一首颂歌的话，那么这首颂歌就是人民史观的颂歌。

《绝命后卫师》里的情感线很特别，它在群像的塑造上，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关系全部用上了，用的自然且符合历史条件。红34师全体指战员八成以上都是闽西子弟。在这一伦理空间里，电视剧在红34师指战员中，构建起赖老石头和赖娇娇的父子关系，苏达清与许婷、张桂雄与李满玉的夫妇关系，林金堂、林金香、林金森三兄弟，俞文选和赖娇娇的师生关系，罗金泉和木子李的朋友关系。

在“十七年电影”中，革命题材很少有私人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影视作品里，角色间的私人关系丰富起来。在我国影视作品里，伦理关系是从隐到显，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这种变化，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多样化在文艺领域中的别样展现。对伦理关系运用得好，可以展现角色性格的丰满和社会生活的丰厚，用不好，就只见亲戚不见社会，成为婆婆妈妈的一团浆糊。

在《绝命后卫师》里，多样的角色间伦理关系运用得很好。一方面借助伦理关系展现了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不同动机。参加红34师的闽西群众中，有政治觉悟高的，有受到革命教育的，也有如赖老石头是为了保护独苗香火赖娇娇，像李满玉不愿意离开新婚丈夫张桂雄这样“追随”革命的。另一方面，伦理关系的多样给予角色不同的行为动机。在剧情中，父亲总是要保护儿子，丈夫总是要照顾妻子。而要让这种基于私人目的的保护得到实现，就必须首先要保证任务的完成，保卫好红34师的军旗。这就使个人目的最终与集体目标融为一体了。在本剧中，历史的复杂性、情节的丰富性通过伦理关系的复杂性得到了展现。而无论是哪种动机参加了红军，各种伦理关系下的角色，都在战斗中从自为革命走向了自觉革命。在这样的转变中，革命的故事与伦理的故事结合起来，达成了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水平。

看古装剧创作中的清新风

就剧情故事而言，《琅琊榜》是一部古装剧，而非历史剧。历史剧是有本事的，它们讲的故事，虽有改编的成分，但在史籍中均有记载。比如《三国演义》，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这部小说的成绩是“七实三虚”。今天，我们在评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历史题材作品时常说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句话，就是对章学诚说法的延伸。但《琅琊榜》从时间、地域、角色、剧情乃至服饰道具，都是虚构的。一定要说渊源，它不是我们传统讲史题材类型的延伸，而是传奇体裁的接续。在这部作品里，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并不能与哪个特定的王朝直接挂钩，但它讲的故事，能让人联想到很多朝代的很多事。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不是一部写实的作品，而更像是一部写意的作品。

分析《琅琊榜》的价值和它引起的反响，不得不说说“权谋剧”。电视剧评论界对“权谋剧”是有不同看法的。有批评者认为“权谋剧”专注于描写了道德水平不高的权诈，社会影响是负面的。个人以为对“权谋剧”不能一概而论。长期以来，我们热衷谈论、改编成各种版本演出的“越王勾践”的故事、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故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和诸葛亮“三分天下”的故事、唐太宗“玄武门兵变”的故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都是政治谋略的故事。权，是权衡；谋，是谋略。《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实无论是历史上的大谋略，还是今天普通人的小算盘，都可以划归到权谋之内。在历史和古装题材里，权谋往来是情节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但是，应该指出，权谋关系着道德。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权谋指向的结果。

毫无疑问，《琅琊榜》是一部写权谋的作品。但它有新颖的独特性。剧中，权谋较量依然剧烈。但梅长苏所做的，不是调动朝堂、后宫中每个人身上的恶，而是启发和唤起每个人身上存在的善，最终让大梁的朝野环境变得干净了。梅长苏就是一瓶漂白剂，到剧情终点，他让浊水变成了清流。他为什么叫梅长苏。在古汉语中，“苏”和“生”是互相注释的，所以有苏生这个词。所谓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岁寒而更见气节和品质。梅长苏就是梅花长生的比喻。在剧中，他调动了所有有爱美之心的角色。梅长苏身负重伤、怕寒畏冷，但他温暖了所有的人，包括大梁皇帝。他知道生命不长，所以只争朝夕。他的体弱智慧，如汉初之张良，他鞠躬尽瘁，如汉末之诸葛。在他的形象上，可以窥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士人情操。

市场经济深化以来，我国电视剧创作领域跟风盛行。一剧收视大火，引来一大批仿制作品。在市场竞争的格局下，捷径是照猫画虎。《琅琊榜》的成功，在于创作者对权谋剧进行了价值追求的反向调度。所以，当大量的作品都在宫廷朝堂上比谁能把社会写得更黑暗、把人性写得更龌龊时，它讲述了一个为了澄清朝政世风而斗智斗勇的故事。依然是权谋，但出发点不同，所以经济效益不错，社会效益也很好。

《墨子》中有一篇文章叫《所染》。开篇说墨子见到一个漂染丝织品的人，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意思是说，你把丝织物放到黑色染料中，它就成了黑色，放到黄色染料中，就成了黄色。不仅是丝织物会因染料不同而变色，社会风气也会被染成各种颜色。电视剧是一种浸濡型大众文化，老百姓天天都看，就跟家常菜一样。它在潜移默化地构建着社会的文化氛围，价值追求。所以要注意电视剧对社会风习的濡染功能。广大影视创作者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创新是我国电视剧发展的内在要求，讲好历史、贴近现实、拥抱人民、端正价值，共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会有更多更好的国产电视剧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