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不论是过去的形成，还是今天的建设，乃至未来的发展，“古今”“中西”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文论中“古今”“中西”其内涵是变化的，近代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它们都是“二元”对立范畴，形成内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但今天，“古今”越来越成为一个时间概念，“中西”越来越成为一个空间概念，“古”与“今”、“中”与“西”已经不再是激烈地对立。仍然坚持把“古今”对立、“中西”对立，可以说是一种过时的思想方式。一旦从思想方式上破除“古今”“中西”的对立性，那么，中国文论建设就会是另外一种思路，很多长期纠结的问题就会变得简单易解。

一

在中国古代，“古今”不是概念，“西”的基本含义是方位，在大的地理意义上，指西部。这些西部的地域在当时有些属于中国，有些不属于中国。明代有了“西洋”的称谓，但这个“西洋”主要是指爪哇以南的印度洋，“西”其实是偏南，和《西游记》中“西天”的“西”是相同的意义，印度也属于“西”。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耶稣会士最早使用“西洋”这个概念，主要指称大西洋沿岸国家，这里的“西”和今天的“西”在地域上相近，主要是一个地域或者方位概念。在中国古代，“西”与“东”相对，而不是与“中”相对。

近代以后，“西”主要是指欧美，和“中（国）”相对，并称“中西”；“西”又称“夷”，和“夏”相对，并称“夷夏”，在构词上和“矛盾”、“是非”等具有同样的性质。这时，过去属于“西域”的国家反而不是“西”了，印度也不是“西”。由于中国和西方在社会性质、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西”这个词就慢慢由方位概念变成了社会概念、思想概念、文化概念、科技概念、经济概念等，“西”具有了先进、发达、民主、自由、科学等含义，也即西方当时所具有的特征就变成了“西”的内涵，相反，五四时期“中”则是封建、落后、专制、保守等的代名词，被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特征就变成了“中”的内涵。中西方自明中后期就开始接触，一开始就有冲突，但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广泛地接触并且激烈地冲突，中国社会的任何一扇门打开就意味着冲突的打开，冲突的结果均是中国落败。在失败面前特别是军事失败面前，中国被迫承认失败并且含泪地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学术包括政治、法律、哲学、历史以及文学艺术等进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主导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中”的内涵逐渐发生变化，总体上是从最初的“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从“纯粹”的中国向“西化”的中国转变，传统中国没有西方因素，现代中国则是西方因素从少到多，最后成为主导。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古”与“今”的矛盾与冲突慢慢突显出来，“古”与“今”的内涵也慢慢发生变化，并最终形成“古今”概念。“古”当然还是从前那个“古”，但“今”已经不是从“古”中延伸而来，“今”与“古”越来越缺乏传承性，“今”越来越具有西方性，所以，“今”与“西”有更多的亲缘性，而不是与“古”有更多的亲缘性，在这一意义上，“古今”与“中西”具有一定的重叠性。

学术界一般把在对立和冲突中我们对西方的接受称之为“中西融合”。思想文化上的“中西融合”自近代开始，在上世纪80年代大致完成，之后，中国的西方因素使中国和西方不仅不冲突，反而具有亲和性，接纳西方反而成为“现代性”中国的一种机制或者品性，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本质上是西方性。中西方今天仍然有矛盾和冲突，但不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一种内在运动和张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不只是接受了西方因素，同时还包括充分继承的中国古代传统因素，虽然这种继承未必是有意识的，也不是以原形态存在。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性”并不是和中国古代脱节的，它和中国古代同样具有亲和性，借鉴和吸纳中国古代同样是“现代性”的机制，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特性。所以，从根本上，“现代性”是一种由中国传统因素、西方因素构成的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也不同于西方，同时又与中国古代和西方紧密联系的第三种形态。在当今，“现代性”就是“中”和“今”的基本特性，因为“现代性”既有中国古代的因素，也有西方的因素，所以“中”和“西”就不再是对立的，“今”和“古”也不再是对立的。既然今天“古”“今”不具有内涵上的对立性，那么，“古今”就不再是一个性质概念，而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它的本义也即词语意义。同样，既然“中”“西”不具有内涵上的对立性，那么，“中西”就不再是性质概念，而是一个方位概念，即它的本义也即词语意义。

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是和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一致的，或者说，是在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背景中发生的，总体上保持着相同的进程。但同时，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发展以及形成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

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论体系。外在形式上，西方文论是“论文”的形式，是整个西方理性结构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延伸或者派生，其深层的基础是“逻各斯”，表现为观点、论据、论述等形式，具有严格的术语、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等。而中国则是“话”、“品”、“点评”、“序”等，是散文式的、文学化的，其深层的思维基础是“道”，其特征是“道可道，非常道”。中国古代也有《文心雕龙》这样的理论性很强的著作，但极为特殊和罕见，不具有代表性。其次是观点上的巨大差异，比如中国古代讲“诗言志”，而古希腊讲文学是对现实的模仿。但更深层的差异则是话语上的，即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国古代用的是“气”“道”“韵”“趣”“味”“雅”“俗”等概念，其内涵都比较模糊，其义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确定，很多时候都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西方文论用的则是“悲剧”“喜剧”“审美”等，每个概念都有严格的意义限定，内涵和外延非常明确。在内涵上，中西文论概念当然有重叠的地方，比如“文学”、“诗”等，但绝大多数都很难进行简单相加，简单转换，简单并列，也很难深层次融合，因为中西方文论在话语体系上彼此都非常完备，少有互补的。很多人认为，西方文论有缺陷，可以用中国古代文论来弥补，或者中国古代文论有缺陷，可以用西方文论来弥补，这是典型的“机械论”，中西方文论在观点上可以互补，在形态上也可以互补，但在话语上没有互补性。中西方文论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各有其内在的有机性，各概念的意义是在和其他概念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中西方文论的概念在意义上是严格分工的，交互使用便会造成概念意义的混乱。中西方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不具有对等性，绝大多数西方文论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找不到对应的概念，反过来也是这样。主张通过中西方文论互融互补来建构中国现代文论，本质上是一种理论预设，是想象性的，是思维“形而上”方式，不具有可操作性。

中西方在鸦片战争之后便广泛地交流，但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社会治理，而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学习相对比较少。文学理论上也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有很多文论上有所建树的学者如魏源、龚自珍、冯桂芬等，其中很多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包括学习西方的文学，但他们都没有接受西方文学理论，他们谈论文学的方式从根本上是传统的，很少使用西方文论的术语、概念、范畴以及言说方式。梁启超主张中西两种文明“结婚”，他的文学观念也受西方思想影响，但他真正谈论文学问题比如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等，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方式。

最早接受西方文论的是王国维，他用西方哲学特别是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来研究和批评中国文学，代表作就是《〈红楼梦〉评论》。鲁迅也曾尝试把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论术语、概念引入中国文学批评，这主要体现在几篇文言论文中，包括《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对于西方文论的接受和批评实践，王国维和鲁迅可以说是走得最远的，但他们基本上没有超出古代文论范式或类型，只不过有了或多或少的西方因素而已。在这一意义上，近代时期中国对西方文论的学习和接受是非常有限的，这与语言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古代文论属于古代汉语体系，而西方文论属于西方语言体系，两种语言体系差异很大。中国近代文论虽然有了一些新的因素，但总体上属于中国古代文论类型。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是伴随着文学、现代思想文化的转型而转型的，具体地说，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的。中国文论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缺乏那种渐变的特征，也即缺少中间或者过渡形态。

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力量。

第一，新文学实践以及对新文学的表述，以及新文学批评。新文学本质上是中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学习的产物，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按照新的文学观念进行创作，同时按照新的话语方式对他们的创作进行理性概括，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表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就是后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其源头就是西方文论和西方其他思想形态。与此相关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还产生了一批文学批评家，比如陈独秀、郑振铎、成仿吾等，他们在评论新文学作品和现象时，也是西方式的，不仅是西方的文学理论，也是西方的文论话语，只不过是翻译形态的，这些术语、概念和范畴后来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论的重要术语、概念和范畴，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文学批评对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作用也是巨大的。

第二，西方文论体系的引进和中国化表述与建构。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建立，仅依靠新文学创作和新文学批评是远远不够的，五四时期直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新文学都是“弱势”文学。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建立，系统的西方“文学概论”引入则是更重要的因素，这主要是通过“文学理论”学科确立，并且进入大学教育课程设置来完成的。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创作谈、新文学批评还只是零散引进西方文论的术语、概念和范畴的话，那么，这些“文学概论”著作则是全面、系统、完整地引进西方文论体系，这对于确定西方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作为中国现代文论话语方式起了决定作用。

第三，用西方的话语方式来言说中国古代文学，包括言说中国古代文论本身。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也没有文论史或者文学批评史，“文学史”本质上是知识谱系从传统的“四部”到西方性的现代“七部”转变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产生了西方意义上的学科划分，“中国文学史”本质上是用西方的“文学”概念或观念对中国古代相应或相似的文学现象进行叙述，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同样，“中国文学批评史”本质上是用西方的“文论”或“批评”概念对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言说进行整理。 “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大量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来言说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把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纳入西方的知识框架之中，并且把它变成知识化的形态，通过教育的途径把它固定下来，延传下去，并反过来应用于新文学创作实践。中国现代文论不仅完成了理论上的建构，而且完全占领实践应用，这样，中国古代文论本身就沦陷了，换句话说，中国文论就整体性地发生了现代转型。

所以，中国现代文论体系是一种和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相距甚远的文论体系。我们今天的文论可以说是“失语”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褊狭地理解“异质性”和“失语症”，中国现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就完全没有关系。中国经验决定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文论的接受是有限度的，也即中国对西方文论的选择、理解、阐释、翻译等都受制于本土经验，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论只要是汉语形态的，是中国的，那它就永远不可能是西方原生态的。中国现代文论的很多术语、概念和范畴虽然是从西方移植而来，但内涵上却与原术语、概念有很大的差异，它实际上融汇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在指称上是中西合成的。

二

从思想方式上来说，应该摒弃中国文论大一统的思路，而实行文论多元化，追求多样性，在“复杂”的意义上繁荣。“多元”在一定状况下其实是一种机制“健全”的表现。

就文论来说，首先，“古”与“今”、“中”与“西”不再是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状态。其次，今天“古”与“今”、“中”与“西”具有差异性，我们可以把这种差异性称作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恰恰是一种“张力”，不需要我们“解决”，我们不需要将“差异性”变成“同一性”。

“激活”中国古代文论是可行的，只是难度比较大，需要使用者有比较高的古文功底。可用古代文论的话语方式、文体方式、语言方式来言说中国古代文学，就像中国古人一样，也可以用它来言说西方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从话语上说，文论体系之间有些是不兼容的，但这不是用一种文论排斥一种文化论的理由，它们之间不能“汇融”、“贯通”，但可以并存。文论虽然属于“科学”，但它是“人文科学”，非“自然科学”，它本质是对文学现象的解释、言说，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之分。

有一段时间，文论界热衷于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这当然是源于中国古代文论知识化的现实以及突围的尝试，本质上是利用中国传统优质的文论资源，也可能是受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影响。但现在看，古代文论就是古代文论，没有“转化”的必要，也没有“转化”的可能。从运用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的是“激活”，而不是“转化”。

中国古代文论是完备的文论体系，它建立在充分的文学创作实绩的基础之上，它以强大、繁荣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话语作为基础支撑。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悠久的传统，有2000多年绵延不断而辉煌的历史，不仅作品数量惊人，而且种类繁多，文类齐备，在大的类别上基本上可以涵盖世界文学的各种文体，不论是在叙事、抒情，还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中国古代文学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中国古代文论就是在对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的言说中建立起来的，反过来又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中国古代文论在话语上也非常完备，构成完整的体系，有丰富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这些专业的术语、概念和范畴的背后是更为复杂而丰富的伦理、教育、政治、哲学等术语、概念和范畴，它们和文论话语构成一体，有机地配合，能够对非常精微的中国古代文学从思想、主题到文学表现、艺术技巧等进行有效的表达和言说。而且，因为中国文学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有共同性，所以它也可以很好地言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也可以很好地言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中国古代文论是优质文论话语体系，在整个世界文论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价值，是经过2000多年中国文学实践检验的正确而有效的文论体系，为什么要“转化”呢？把中国古代文论强行“转化”成现代文论，那古代文论就不再是古代文论了，只能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是一种等而下之的东西，是一种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我们今天真正要做的是如何把它从知识形态变成应用形态，除了学术层面的研究和发掘以外，更重要的是运行它从而激活它。用它来言说和表达中国古代文学，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孪生的，具有“互文性”。当然也可以用它来言说中国现当代文学，那将是别一番滋味、别一样风格，也许能够说出很多现代文论说不出的东西，也即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在应用的过程中才能发展、拓展、新生，它的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中国古代文论的地位和价值主要是通过应用来达到的，而不是通过提倡、呼吁来达到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复活”不是词语意义上的，而是体系上的、话语方式上的，它需要文言“语体”，也即需要和其他古代思想话语配合使用。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不能拆开零散使用，不是用了古代文论的某些术语、概念、范畴，那就是古代文论的“应用”了，那只是“因素”存在。同时，中国古代话语只有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话语一起复活时才是真正的“复活”。当今，中国古代文论主要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这种研究本质上是用现代文论的标准来解释、评价古代文论，古代文论主要是一种文论思想资源，虽然这种研究非常广泛，是主流，但这并不重要。中国现代文论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文论有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中国古代文论更应该是中国“本位”性的文论，我们应该复活它，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

未来，西方文论还会不断地引入中国，但它更多地是作为西方形态文论的引进，而不是为了建构中国现代文论的目的，也就是说，它不必融进现代文论体系之中。和“古”“今”两条腿走路一样，“中”“西”两种文论也可以两条腿走路。科学是同一的，没有“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之分，但文论却可以有西方的文论和中国的文论。中西方文论在精神上可以是相通的，但在话语体系上则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这恰恰是思想文化的本义。

繁荣中国当代文论，不否认、不排斥任何一种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代文论等，它们的价值不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也不是由理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其批评实践决定的，由其实用性决定的。所以，中国当代文论建设，重要的不是主张，而是理论运用于实践，包括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国文论只能在实践中延伸、发展和建设。